如果袁可嘉以上关于“现代”诗歌艺术的建构还都是在“中外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大背景中展开的，其中国意义也是在古今中外艺术元素的比照甄别中呈现出来的，那么，他关于现代诗歌的“民主”内涵、“人民”价值的论述，则直接代表了诗家对中国“现代”问题的关注与回应。

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所有重大的艺术选择都无法掩饰和代替我们现实人生中一系列更为重大的政治问题，而且往往这些社会政治的遭遇还会反过来影响和改变我们的艺术趣味与艺术选择，如此复杂而严峻的社会政治环境显然是西方现代主义诗人与新批评学者都不曾经历过的，属于现代中国自身的社会问题，同时也因为社会政治与艺术相互渗透的现实而同时属于现代中国的艺术问题、诗歌问题。

“近几年来，我们不时读到讨论诗与民主的关系的文章。不论作者们底观点如何歧异，大家似乎都已承认诗与民主之间确有一定的关系可寻。”袁可嘉：《诗与民主》，载1948年10月30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这是《诗与民主》的开篇，这样的开篇为我们描绘出了袁可嘉的诗学建设的语境：一个热烈的充满政治议题的时代，并且这样的议题并非外在于我们，它直接切入了我们的生存与生命。对此，袁可嘉的体会是相当深入的，他更愿意将“民主”理解为一种人的文化与意识，而不是外在的政治制度。民主作为“文化”的意义可以说是袁可嘉独特的社会发现，而他竟然又能从这一文化中读出与“现代化”诗歌的“直接的，显著的联系”袁可嘉：《诗与民主》，载1948年10月30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则更是诗家的智慧了。同样，作为“三十年来的新文学运动”两大不同的趋向,“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也能够在“现代”诗歌的“综合”思维中激荡相生:“我指出了两支潮流的相激相荡的真相，造成矛盾冲突的实际原因，及相容相成的可能途径；个人更诚恳相信，只有通过多方面真实了解所获得的全面和谐，及通过相对修正的真诚合作，才足以保证中国文学的辉煌前途。”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载1947年7月6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作为个体诗人主观经验的表达，因此也应该包含在“人民的文学”之内，并且符合我们所追求的“民主”原则。这样的论断无疑大大拓展了我们对于“人民”、“民主”的认识：

我们大可现实一点，更接近问题一点；我们假定：目前真有一些“落伍”的人们，由于气质及现实生活环境的限制，心中虽向往于大众生活的描写，揭发，歌颂，实际上却确实无法依照某些人的特定模型制造作品，而他们又决不甘心学别人做些空洞姿态；更重要的是，他们（人数多少在这儿应该不发生什么作用，即使只是一个人也毫不影响推论）却确实有特殊的感觉能力，特殊的表现能力，虽写不出订货单上的“人民生活”，却真能创造不合规定的源于现实生活的诗，或比“人民生活”更大的“人类生命”的诗；谁有理由不让他们写，不许他们写？如果有人一定要限制他们，这是推进民主，还是背叛民主？这是扼死生命，还是创造生命？袁可嘉：《批评漫步》，载1947年6月8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

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这突破了所谓自由主义者的作茧自缚的封闭，自然也区别于那些政治家的文学训诫，同时也不是折中主义的讨巧之言，因为相互“综合”的方式获得了现代诗歌经验的有效支持。

抽象观之，将诗歌艺术与政治民主相互联系，在诗歌的走向中探讨“人”与“人民”的不同含义，这在人类诗学思想史上都可谓是颇为特别的，甚至对一些西方学者而言，还多少有些费解，而且其中的某些论断也不免牵强例如他认为:“写一首我所谓现代化的好诗不仅需植基于民主的习惯，民主的意识（否则他的诗必是非现代化的，如目前的许多政治感伤诗），而且本身创造了民主的价值。”(《诗与民主》），不过，如果将这样的思考置放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与文学艺术发展的独特语境中，我们就应当承认，这恰恰可能是诗家袁可嘉独特而敏锐的现实体验的结果，正是其中产生自中国现实的感受让他有可能在诗歌艺术的边界之外重新发现中国艺术价值的独特构成——一种文学与社会文化共生的基本事实：

当我对新文学运动的过去与现在作了一个鸟瞰的观察以后，我觉得它有如此一个与别的文学绝不相同的特质，那即是它的“文化性”确切地超过了它的“文学性”；这就是说，新文学的出现，存在与发展，作为文化运动主环的意义与影响，远胜于它作为纯粹文学的价值。袁可嘉：《我们底难题》，载1948年《文学杂志》第3卷第4期。

中国学界再次意识到在文学的意义上讨论这样的事实，已经是近半个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袁可嘉对诗歌问题的这一发现可以说是他对现代诗学批评的又一重要贡献，一种最能显示现代“中国特色”的诗学追问与思想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