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洪渊的诗歌理想构建在“对西方现代主义与东方古典诗学的双重超越”中，那么，他这一“双重超越”的根据是什么?我认为，根据就是诗人所一再重述的那个语汇:生命。虽然诗人多次无不痛楚地感叹“我不过在被阅读与被书写，而且在被别人的词语阅读与书写而已”，但他仍然将希望寄托在“改变语言秩序的主语‘我’第二次诞生”，因为,“当所有的词语被主语撼动，追逐，碰击，那是在语言自明中窥破生命黑暗的时刻”。在这里，主语“我”诞生的意义是窥破了生命的黑暗，曹雪芹的文学天才被任洪渊诗化为“词语红移的曹雪芹运动”，在他看来,“曹雪芹不过是回到生命自身反思生命的第一个中国人”任洪渊：《墨写的黄河》，153、154、157、158、164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阅读任洪渊的诗歌，我们可以分明地感到，在诗人呼唤的“词语红移的曹雪芹运动”当中，实际为我们展示着的“词语的任洪渊运动”就是一次次挣脱沉滞的历史本文，一次次击碎词语的链条，以新的主语“我”重新召唤词语自由的努力，而所有这些努力——“我”同女娲一起创世，一起为世界“命名”,“我”同司马迁一起诞生，同项羽一起自刎乌江——都最终为我们凸现了诗意世界中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生命的复活与跳荡蓬勃的姿态暂时宣告了西方现代主义本文与东方古典诗学本文的终结，生命永远活在它自己的世界里，在生命的发展轨迹上，什么西方，什么古典，通通都丧失了“形而上”的理论光彩!

是“自己生命的躁动与喧嚣”鼓励着任洪渊的创生的欲望，同样，也是对生命的独立意义的探求让我们的诗人发现了崭新的“东方智慧”。“东方”不再仅仅是情调、韵致与和谐、宁静，而是对人的重新的肯定，诗人感到:“凭借保存在汉语中的东方智慧和先验的遗传，中国诗人很容易完成‘人’的复归。”“东方智慧是中国诗人的天赋。其中心是时间智慧:关于时间的非宗教的，甚至超审美的澄澈明净的生命体验。时间意识是生命的第一意识。生命的意义也就在时间的意义中。”“中国古典诗学‘生命时间’给出的生存意义，要远比海德格尔现代存在哲学的‘此在’( Dasein )澄明得多。”任洪渊：《洛夫的诗与现代创世纪的悲剧》，见《诗魔之歌》，177、166、168页。

然而，沉浸于自身生命之光的诗人任洪渊却无时无刻不面对着文化的压力，无时无刻不体验着文化对于生命自由伸展的巨大钳制性力量。在任洪渊的笔下，这种文化的压力经常被描述为作为无数文化印迹堆积物和传承器的语言，人的生命离不开既定文化的形式，诗人的所有感觉也就不得不受制于语言所构织的文化——第二自然:“我们诞生在语言中。一生都是一个字的永远流放者，再也不能从一个词的边境逃亡。我们在语言中重构了自己的第二自然。从此，我们有了穿过语言观照世界的眼睛和穿过语言聆听世界的耳朵。我们的感官生长在语言上。失去语言，我们将是盲者，聋者，并且感官死亡。”任洪渊：《墨写的黄河》，140页。或者用诗的语言讲，就是“鲲/鹏/之后已经没有我的天空和飞翔/抱起昆仑的落日/便不会有我的第二个日出/在孔子的泰山下/我很难再成为山/在李白的黄河苏轼的长江旁/我很难再成为水/晋代的那丛菊花一开/我的花朵/都将凋谢”(《我只想走进一个汉字给生命和死亡反复读写》)。

生命与文化(语言)的矛盾就这样刺眼地呈现在了任洪渊那里，并且因他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的身份而愈加引人注目了。一方面，追求着生命自由的诗人显然格外深刻地体验了文化(包括学院派文化本身)所给予他的挤压和侵蚀，当他对这种挤压不堪忍受的时候，他几乎是自我否定地呐喊了:“我十分厌弃‘书房写作’、‘图书馆写作’。你不觉得由书本产生的书本太多了?我想由……由身体到书本。我只喜欢记下已经变成感觉的汉字。我想试试，把‘观念’变成‘经验’，把‘思索’变为‘经历’，把‘论述’变成‘叙述’，是不是理论的一种可能。”任洪渊：《墨写的黄河》，15页。但是在另一方面，作为学院派知识分子的生存却照旧不得不经常甚至几乎是每时每刻地与“书房”和“图书馆”连在一起，并且，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灵事实上不得不一再承受着大量的来自“书房”和“图书馆”的文化信息，那些关于女娲、司马迁的历史故事，那些关于巴尔特、德里达的文字都是学院派文化的抹不去的“踪迹”，我们甚至可以发现，如此痴迷于生命澄明的诗人任洪渊经常谈到的话题——诗学的话题与诗的话题都还是文化，较之于他对生命的诸多鲜活而丰富的感悟来说，诗人对文化的阐发似乎更为透彻和精辟。

生命体悟与文化规范的矛盾正是存在于20世纪中国学院派诗人那里的一种普遍性的尴尬。《死水》时期的闻一多就深深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文化理想和现实感受之间的尖锐矛盾，他最终是以放弃诗歌创作的方式向世人昭示了这种难圆的艺术之梦，而此后的闻一多显然是由一位“学院派”演化成了“社会派”。卞之琳诗歌作为“文化”的参考价值也分明更重于其艺术的冲击力，卞之琳诗歌艺术的文化品位的取得是以诗人有意无意的对现实生存的某种“省略”为代价的。通读任洪渊的诗歌，我们在欣赏他那奇异的“词语运动”和绚丽的文化意象之余，也可能生出一些隐隐的感觉来:诗人任洪渊所追求的“双重超越”与其说是一种大功告成的现实，还不如说是对一种可能性的探寻和尝试。

让我们继续注目于学院派诗人任洪渊，也注目于其他的当代中国诗人看他们如何以自己真诚的艺术探索走进21世纪，因为，正如诗人所说:

今天，又是一个世纪末了。还从来没有一个世纪末苍茫得如此明亮。已经死在本世纪的上帝，不必到下一个世纪再死一回。已经崩溃在本世纪的文化，也不必到下一个世纪再崩溃一次。任洪渊：《洛夫的诗与现代创世纪的悲剧》，见《诗魔之歌》,183~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