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好的，自己回去。

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鲁迅：《人与时》

严格说来，鲁迅并不是中国新诗史上的一员，不过，在中国新诗自“古典传统”突围之初，我们却目睹了他“打边鼓”的身影。“打边鼓”是他自己的说法，而事实证明，这“边鼓”并非应景之作，更不是旁观者的百无聊赖的消遣，其中包含了许多耐人寻味的内容，特别是对于后来那些深深浸润于诗歌文体创作而难以自拔的“当局者”来说，鲁迅作为外围观察者的清醒和睿智就值得我们相当的重视了：同样面对“传统”，鲁迅的拒绝性思考与选择不能不说是充满了启示性。至少，这是另外一种转化传统压力，开启新的艺术传统的重要方式。

很显然，鲁迅并不否认自己在现代小说界的地位，也不否认自己的古典文学研究成果，对有些人所不齿的杂文也不乏怜惜之语，甚至还为自己的“硬译”据理力争，但却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现代诗人，也从来不曾以一位理论权威的姿态自居于现代新诗研究界；他创作过新诗数首，却又一再申明自己“不喜欢做新诗”，仅仅是“打打边鼓，凑些热闹”鲁迅：《集外集·序言》，见《鲁迅全集》，7卷，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他对现代新诗时有议论，但同样反复强调，自己是“外行”人鲁迅：《集外集拾遗·诗歌之敌》，见《鲁迅全集》，7卷，235页。，“素无研究”云云鲁迅：《致窦隐夫》，见《鲁迅全集》，12卷，5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我认为，所有类似的陈说都最好不要被视为单纯的谦逊之语；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恰是诚挚的鲁迅就其艺术境域的真切自述，也可以说，在某些心理的支配下，是鲁迅自悟到自身艺术气质与诗的某些距离感，从而适时地有所避讳。自然，这些偶一为之的创作，这些寥寥数语的评论，也包括这类有意识的疏离行为与事实上的文化价值完完全全是两回事，但它至少可以启发我们，鲁迅与中国诗歌传统的关系别有一种曲折性。它更像是在某种理性控制之下的互相探测、互相对话——如果说艺术家与语言形式本质上都不过是一种对话的关系，那么鲁迅与中国诗歌传统的“对话”则完全是高度自觉的理性使然，鲁迅有距离地有限制性地涉足过中国新诗这一瑰奇的艺术世界，但又将这种涉足当作探索现代中国文化建设这一宏大目标的一部分，将它作为对中国文化进行理性研究的一个样品，将它的成败得失当作中国文化自传统向现代艰难转化的艺术显示。鲁迅主要不是从纯粹“诗的”而是从文化建设的意义上构织他与现代新诗的关系，对中国诗歌传统的问题进行思考与选择，在这种理智的“对话”态势中，鲁迅的新诗创作和新诗评论都别具一格，很难用单一的诗学标准来衡量。

我认为，只有充分肯定了“对话”态势这一逻辑前提，才有可能对鲁迅与中国诗歌传统的真实关系作出新的、有益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