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古代诗论的读者点评式传统，建立新的作者式思辨化理论体系，中国现代诗论的这一“现代特征”追求并不是畅通无阻的。这首先就体现在中国现代并没有建立起一个成熟的属于现代文化的哲学思想体系，甚至我们也没有一个近似于西方文艺复兴那样的思想认同的平台，也就是说，真正能够支持中国现代诗论又具有普遍认同意义的思想与概念我们实在还是相当的匮乏，于是中国现代诗论家更可能由个体的意义的差异而走向某种“不可通约”的现实，中国现代的诗论会反反复复地重复和纠缠着一系列的基本问题而难以自拔，如“平民化”与“贵族化”的争论,“民族化”与“西化”的分歧,“个人化”与“大众化”的对立,“格律化”与“自由化”的歧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取舍,“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剑等。中国现代诗论的这些基本认知体系的不统一使得我们失去了继续升华思想直达形而上境界的可能，在现代中国，我们有了自己理论化的“诗论”，却没有出现过类似于海德格尔的关于人的存在的“诗学”。中国现代诗论家常常在各自的概念范围内自言自语，尚未给我们展现彼此思想连接、共同构建“诗与思”、“存在与诗”的辉煌境界。

不仅如此，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日益强化，一种非艺术的政治性概念体系完成了对于个人化的诗论话语的代替，这样的代替从表面上看是暂时达成了我们所梦寐以求的那种概念语汇的认同，但是这样的认同却是以否定和删除艺术的基本感知为前提的，这样一来，我们的诗论就不仅进一步中断了走向“诗学”的可能，而且甚至也失去了像中国古代诗论那样精细地感受诗歌文本的能力。如果说我们中国现代诗论在进入当代后有什么失落的话，那么这失落就是双重的：我们既失落了西方探究作者心理机制的深刻与严谨（因为除了执行“将令”，我们已经不需要关注作家个人的创造才华与心理状态了），也失落了中国传统诗论阅读艺术作品的“兴味”（对所有作品的解释都必须纳入既定的政治思想模式中）。“文革”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虚幻的话语同一性分崩离析了，新的思想的认同平台仍然没有建立起来，与此同时我们又丧失了艺术感受的能力与习惯，这是多么糟糕的局面啊！新时期以后中国诗论的重建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西方理论的引进问题，我们欠缺的东西其实还有很多，新时期中国诗论的热闹与喧嚣中也实在飘忽着太多的“无根”的语汇，它们要么是来自作者的自言自语，因为缺乏一系列基本的思想认同的基础而很难像20世纪前半叶那样形成声势浩大的“作者诗论”的繁盛，要么就是在丧失了对具体艺术的感受能力之后的概念的游戏，在这里，游戏于外来的时髦概念和顽固地坚持那些陈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语汇其实又是十分相似的，因为他们都同时丧失了鲜活的艺术悟性，中国现代诗论在“现代转换”中的窘境至此达到了极致！

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中国现代诗论的重建任务应当说是相当繁重的，它不仅需要恢复诗论家们的文本感受能力，也需要我们建立起更广泛的思想认同的平台，我们既需要继续输入西方诗学的精神，也需要恢复古典诗论的艺术悟性。这样一来，我们的诗论就不会是西方或者中国古代的翻版与重复了，中国现代诗论的“现代特征”继续来自中国现代诗论家自己的人生艺术之思，来自他们自己的复杂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