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有生命的个人”总是在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双重关系中存在的。“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注39。在现存世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制约着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又制约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注40这就是说，在现存世界中，“实物”存在实际上是人的存在，“实物”与“实物”关系的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实物”不仅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体现着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划时代的贡献就在于，它从“实物”存在的背后发现了人的存在，从物与物关系的背后发现了“人对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从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双重关系中追溯出人的实践活动的意义。

从根本上说，实践就是人以自身的活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为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与人之间必须进行活动互换，并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都生成于实践活动中，人的实践活动自始至终包含着并展现为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正是由于认识到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基础，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力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对物占有关系的改变来改变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注41，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

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确立有个性的个人”，让马克思一生魂牵梦萦，从精神上和方向上决定了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活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就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或者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要消除“个人力量转化为物的力量”，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的现象，从而“确立有个性的个人”，使“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又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再次重申，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确立人的“自由个性”，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可以看出，无论是所谓的“不成熟”时期，还是所谓的“成熟”时期，马克思关注的都是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况，实现人类解放。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

哲学理论主题的这一转换是与哲学研究对象的变革一起完成的。

从历史上看，不同时代的哲学以至同一时代的不同哲学派别，都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费希特指出：“我们想把每种哲学提出来解释经验的那个根据称为这种哲学的对象，因为这个对象似乎只是通过并为着这个哲学而存在的。”注42这一观点颇有见地。纵览哲学史可以看出，每一种哲学用以解释世界并构造其理论体系的依据，就是这种哲学的对象。费尔巴哈哲学力图以“现实的人”为基本原则来解释世界并构造体系，它们都“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注43。黑格尔哲学以抽象化的人类理性——绝对理性——为依据来解释世界并构造体系，实际上就是以人类理性为研究对象。所以，黑格尔认为，“哲学是探究理性东西的”注44。正是按照这种认识，黑格尔建立了一种“科学之科学”的哲学体系。

当马克思把目光转向现存世界和人类解放时，他就同时在寻找理解、解释和把握现存世界和人类解放的依据，并以此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这个依据终于被发现，这就是人类实践活动。

如前所述，人类实践活动是现存世界和人本身得以存在的基础，是现存世界和人的生存的真正的本体。这是一个动态的、不断生成和不断发展的本体，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因此处在不断解决又不断生成的过程中。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就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注45。作为“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极为关注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所包含并展现出来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并把哲学的对象规定为人类实践活动，把哲学的任务规定为解答实践活动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从而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为改变现存世界的实践活动而创立的，实践的内容就是它的理论内容。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对人类实践活动中各种矛盾关系的一种理论反思，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找到了哲学与改变世界的直接结合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对象的变革，是与现代科学的发展一致的。“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注46。到了20世纪，对思维本身的研究也从哲学中分化出去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表明：企图在科学之上再建构一种关于整个世界“普遍联系”的世界观的确是“多余”的，其实质只能是“形而上学”在现代条件下的“复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