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中的大哲学体系都是一套人类精神的反思。它们不必用《精神现象学》这个名字，也不必有《精神现象学》这种形式，但都是一个包括自然、社会、人事各方面的广泛的体系，所以在内容上都是一套完整的‘精神现象学’。柏拉图的《对话》是一部《精神现象学》，董仲舒《春秋繁露》是一部《精神现象学》，朱熹对于四书、五经的注解，也是一部《精神现象学》。”

“近代唯物主义哲学，整个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也都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以也都是《精神现象学》。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是人类精神对于人类宗教生活的反思。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人类精神对于认识及政治生活的反思。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人类精神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反思，都是‘精神现象学’中应有之义。”注36

冯先生上述对于黑格尔的反思范畴、《精神现象学》的理解和发挥，并据此把哲学定义为人类精神的反思，以及对中外著名哲学著作的分析，都是颇具启发性的。应当说，人类任何理性的认识都是间接的认识，也即都是一种反思。冯先生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更确切地说，哲学乃是反思的反思，是最高层次的反思。作为认识活动，哲学这种反思是一种比一般理性认识在层次上更为间接的认识。可见，把哲学定义为人类精神的反思，确实抓住了哲学的一个本质特征，因而是一种比较深刻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同时，反思也是哲学的一种根本的方法。它表明，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出发点，只能是人类已经积累的种种理性认识资料。就是说，哲学所涉及的内容虽然包括自然、社会和人事各方面，但这些内容必须是已经变成人类精神，即变成理性的东西，方可成为哲学之对象。不难看出，冯先生上述从黑格尔哲学那里借鉴和发挥出来的思想，主要是为了深化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或者说是为了建立中国哲学史的科学体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即借鉴和利用西方哲学(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的某些合理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冯先生上述之所为，已经是一种跨文化的中西比较研究。毫无疑问，这种比较研究对于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达到现代的世界水平，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黑格尔哲学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影响和意义，也许还可以谈许多方面。但是，仅从上述所涉及的方面已经能看到，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积极因素。

最后，附带就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关于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评价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以为这篇绪论的结语。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它们大致可以概括为：(一)从康德到黑格尔；(二)或者康德或者黑格尔。所谓从康德到黑格尔，是指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贡献上，康德只是一个奠基者，他提出许多具有深刻意义的辩证法问题。但是，对于这些问题康德并未给予正确的解答，甚至未给予解答或者作了错误的解答。只是经过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康德所提出的诸问题，如矛盾的必然性、主观能动性、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自由等等问题，才得到越来越深刻的解答。这种深刻的解答在黑格尔那里尤其达到集大成的高度，以至马克思说他在历史上首次提出了一个辩证法的纲要。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贡献是辩证法的话，那么，就应当说黑格尔的哲学高于康德哲学。

所谓或者康德或者黑格尔，是指康德与黑格尔各有各的贡献，不能说黑格尔哲学就一定高于康德哲学。甚至就康德的独特贡献而言，也可以说，康德哲学高于黑格尔哲学。例如，康德所说的感性、知性、理性，同黑格尔的观点相比，它们还是没有脱离人的主体的，而在黑格尔那里，则都属于神秘的作为无人身主体的理念。因为，在康德那里它们还没有脱离人的主体，所以，他关于这些认识的先天形式的论述，具有更切近实际的合理思想。这就是指他在这方面的论述里，最早揭示了人的认识过程，并非如镜子那样单纯的直接反映，而包括有人类世代形成的主观构架这种深刻思想。虽然康德认为理性不能认识物自体，表现为不可知主义。但是，他这种态度，否定思维与存在同一性，却是以维护以知性为主要形式的科学认识为前提的。相反，黑格尔虽然以承认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可知主义取代了康德的不可知主义，但却离开了科学，陷入视理性可以解决一切的神秘主义。由此有人认为，黑格尔在认识论方面的态度，远不如康德的态度老实。

上述两种观点，简单地说就是，前者认为黑格尔哲学高于康德哲学；后者认为康德哲学高于黑格尔哲学。然而，这两种观点是否完全不相容?其实不然，这两种观点似乎矛盾的情况，正好表明了我国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深入。因为，以往我们这方面的研究差不多只注意了一个方面，即黑格尔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高于康德哲学的方面，而没有注意或者说忽视了一些方面，例如这里所指出的康德哲学高于黑格尔哲学的方面。关于康德哲学高于黑格尔哲学方面的提出，虽然表明了研究的深入，对于所谓黑格尔哲学高于康德哲学的不当之处也有某些纠正，但却不能因此就否定了关于黑格尔哲学确实高于康德哲学的那些方面。并且，还应当指出，就各自独特的贡献而言，不仅康德哲学，而且费希特哲学，例如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等方面，还有谢林哲学，例如他关于创造的美学思想等方面，都有高于黑格尔的方面。但是，同样不能因此就否定了黑格尔哲学高于费希特哲学和谢林哲学那些方面。这些问题的提出，只不过说明我们必须更深入地研究德国古典哲学。

当然，必须承认，任何研究的新发现都是具有推动作用的，而且这种推动作用并不单纯局限于有新发现的领域。对此，我们应当给予充分重视。事实表明，指出康德哲学也有高于黑格尔哲学的方面，作为一种新观点，已经推动了康德哲学的研究。它使我们不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考察康德哲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而且还推动我们从国外这方面的研究中吸取合理的观点和方法，用来考察康德哲学在当代的现实意义。在这方面，我国近年来已经出现了很有水平的著作。注37

总之，无论我们的黑格尔哲学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还是整个哲学研究，其创新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是，这种指导只是我们革新研究方法的指南，而不能代替这种革新。马克思说过，方法是任何体系的灵魂。这充分说明方法的重要。事实也说明，任何研究的突破都有赖于方法的改进和革新。显然，在这方面，我们不应当拒绝，而是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地吸取当今世界上一切哲学研究中的合理内容(包括观点、方法和资料)，用来改进和革新我们的哲学研究方法，以便使我们的哲学研究能够较快地达到适应我国改革需要的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