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与亚细亚型东方社会不同的历史特点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立场，决定了他把精神当作历史的本质。所以，关于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过程，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明确地把它作为精神的发展过程，分成三种表现形态。第一种是亚细亚的形态。在这种形态下，黑格尔指出：“那里‘精神的东西’和‘神圣的东西’只存在一个‘自然的’形式之下。”注220这主要是指长期处在家长制宗法统治下的东方历史形态。第二种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形态。这种形态的特点是，所谓“自身为纯粹确实的‘无限的主观性’——就是以自我为一切可以取得实体生存的根据的思想”注221。这主要是指人们处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的西方历史形态。第三种就是古希腊形态。黑格尔认为古希腊形态的特点在于，它是处于上述两种形态之间的一种历史形态。从这种历史形态的实质内容看，它既不是一切都处于“自然的”形式下，或者说完全听命于人们之间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纽带，也没有达到一切以自我为出发点的“个性解放”的程度。黑格尔把古希腊这种历史形态称为“美的个性”。在黑格尔所规定的精神发展层次中，美也是居于中间状态的层次，它既有感性的特点又有理性的特点，同时又与两者有质的区别。在这里，黑格尔正是从这种思想规定出发，指出古希腊的历史形态，同亚细亚的东方形态和近代西方形态这两者既相区别又相联系。

同亚细亚形态相比，古希腊形态表现为不是一切听命于“自然的”纽带，“它是靠‘精神’产生的，它把‘自然的东西’改变成为自己的表现”注222。就是说，在古希腊形态下，人们的思想比在亚细亚形态下多一些自由和自主的能动性。这一方面具体表现在，从一开始，古希腊的统治形式，无论在统治者阶层内，还是在统治者与臣民之间，都没有绝对的个人专权。所以，这种统治形式较之个人专权的专制统治比较富于弹性和具有活力。关于这方面，荷马史诗已经有所反映。但是，另一方面，古希腊形态也保留有亚细亚形态的痕迹。黑格尔认为，在古希腊形态下，人们的思想还没有达到真正自由，表现为他们的思想还要借助某些自然的形式来显示。“‘精神’的活动还没有自己表现的材料和器官，而它还需要‘自然’的刺激和自然所提供的材料；它不是自由的、自己决定自己的精神性，而是纯粹的自然性形成的‘精神性’——‘精神的个性’。”注223对此，黑格尔用如下一个比喻作了解释。他指出，这就如同一位雕塑家进行创作的情形那样。他需要用石头完成一件艺术品，他的自我意识、观念，是借助这种完成的艺术品来表现的。因此，如果没有石头，也就没有他的艺术品，这样，他的自我意识和观念也就无从表现。由此说明，处于这种历史形态的人，其思想还没有取得自主的地位，因为他“不能单在‘思想’之中变成他的一个对象”。就是说，古希腊人虽然有了某些自由和自主的能动性，但仍然没有摆脱人们之间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纽带。

黑格尔上述的比喻，也许不尽恰当。但是，他借此所表达的思想却是深刻的、有启发性的。就是说，在比较东西方历史发展的特点时必须看到，东西方思想在古代不仅有深刻的区别，而且也有同一性，可见，历史研究，包括思想史的研究，不仅应当指出东西方之间的区别，还应当找出它们相互沟通的桥梁，以利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这种同一性或桥梁，黑格尔这里所指出的一点，就是无论东方、西方，人们最初都不能不以“自然的”形式为出发点。就是说，在人们之间的关系上，都不能超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纽带这个历史阶段。只不过是，在东方从这种纽带中产生了家长制宗法统治，即绵延长久的多层次的个人专权的专制统治。而在西方，例如在古希腊，无论哪种形式的统治，从一开始就没有形成牢固的由一个人专权的专制统治。当然，在西方的历史发展中，也不乏短期的寡头专制统治的存在，但没有像东方那样形成一种久远的传统。黑格尔在对比东西方历史传统时反复强调这种区别，这不能不说表现了他对于历史的深刻的洞察力。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不仅提出了上述东西方历史传统的区别的问题，而且他还试图探讨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在黑格尔看来，东西方历史发展开端不同而有不同的传统，是有其自然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的。

在谈到自然原因时，黑格尔强调了东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地理环境不同。他指出东方如埃及、印度、中国等，其文明历史的开始皆因处于大河平原地带，地形平缓、单调，缺少变化。古希腊则不同，没有大河平原，而是山峦起伏，濒临大海，极富于变化。显然，黑格尔在分析历史传统不同的原因时把地理环境不同作为第一位原因是不足取的。因为，在东方一些国家里，也不乏类似古希腊的地理环境，但并未表现出古希腊历史形态的特点。当然，地理环境作为社会发展的复杂因素之一，也是需要加以恰当分析的。不过，黑格尔的有价值的深刻分析并不在这方面，而是表现在他对于社会历史原因所作的分析。

这种分析首先表现在，关于不同民族的混合与融合在古希腊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黑格尔指出：“希腊历史在开始的时候，便显示为一半土著和一半外族移民的交互混合；亚的加本土的人民注定要达到希腊繁荣的顶点，那里正是许多最不同的血统和家族的集合地点。”注224黑格尔由此推论，认为除东方的亚细亚形态，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发展，都由于这种民族的混合与融合而带来了发展的活力。肯定民族混合与融合的积极历史作用，无疑是黑格尔的深刻之处。但是，把这种历史现象局限于西方就不确切了。其实，即使在亚细亚形态的东方历史上，这种现象也不少。其次，这种分析还表现在，黑格尔认为古希腊的海上抢劫活动使之广泛地与外界接触，也给它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他幽默地写道：“他们的国土的地形，造成了他们的两栖类式的生活，使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凌波往来，无异于陆上行走——他们不像游牧人民那样漂泊无定，也不像江河流域居民那样安土重迁。”注225这里问题的实质，用今天通行的话来说，就在于古希腊社会，从一开始就是开放型的，而不是封闭型的。最后还表现在，黑格尔认为古希腊人能够吸收和消化外来先进的文化，而又不失掉自己的个性。如他所指出的，当时东方的一些国家，如埃及、印度、叙利亚等等，都比古希腊先进。古希腊文化的种子，许多都来自这些先进的国家，古希腊人的长处在于他们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改造和消化外来的先进东西，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生产出自己特有的更先进的东西。总之，古希腊历史形态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美的个性”形态。它表明，黑格尔试图用艺术在精神发展中的特殊地位来刻画古希腊历史的特殊地位。这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这一部分的目的。对于我们来说，也可以反过来，从黑格尔的论述中考察古希腊艺术在古希腊历史中的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