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曾经指出,黑格尔的著作具有伟大的“历史感”,表现为黑格尔博古通今,善于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揭示出其固有的辩证法。同时我们必须说,黑格尔还具有伟大的“时代感”。就是说,不论是在讲述艺术、宗教和哲学时,黑格尔都强调它们的时代性,即认为它们都不能超越自己的时代。我们说黑格尔精神哲学中包含有深刻的唯物主义内容,就是指它所体现的这种伟大的“时代感”。
就“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个定义而言,它所概括的艺术本质和规律就凝结着黑格尔伟大的“时代感”和“历史感”。
我们知道,艺术品无论采取什么形式,都必须提供艺术形象,以为人们所见所闻,继而为人们玩味和思索。但是,在黑格尔看来,任何艺术品都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我们说黑格尔具有伟大的“时代感”,是指黑格尔在理念两种形态关系中,即在作为艺术品这种“感性显现”的理念与作为“一般的世界情况”这种客观理念之间的关系中,揭示了艺术品(包括作为艺术品整体的各个环节)最终都是以时代条件为前提、为时代条件所决定的。
黑格尔把艺术美也称作“理想”,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典型形象。一件艺术品是否成功,就要看它是否创造出“理想”或性格化的典型形象。因此,黑格尔指出:“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注243所谓性格化的典型形象,就在于这个形象的性格是某种深刻而普遍的矛盾的一种表现,从而具有震动人们心弦的力量。黑格尔把这种性格所具有的感人的力量称为“情致”(Pathos)。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黑格尔认为:“情致是艺术的真正中心和适当领域,对于作品和对于观众来说,情致都是效果的主要来源。情致所打动的是一根在每个人心里都回响着的弦子,每个人都知道一种真正的情致所含意蕴的价值和理性,而且容易把它认出来。”注244同时,典型形象在情致中所显示的感人的力量,又是在引人入胜的动作即情节中流露出来的。如黑格尔所指出的:“能把人的性格、思想和目的最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是动作,人的最深刻方面只有通过动作才见诸现实,而动作,由于起源于心灵,也只有在心灵性的表现即语言中才获得最大限度的清晰和明确。”注245
然而,在黑格尔看来,无论是“性格”、“情致”、“动作”即情节等等,这一切都还只是构成“理想”或典型艺术形象的环节(特征),而非决定这种艺术形象的真正基础。黑格尔明确指出,构成这一切的真正基础是“一般的世界情况”。抛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歪曲,他所说的“一般的世界情况”,也就是“理想”或“艺术形象”赖以产生的时代条件。
黑格尔不仅一般地指明了时代条件对于艺术品产生的决定作用,而且指明了构成艺术品整体的诸环节都是与时代条件息息相关而为时代条件所决定的。艺术美的“理想”,即典型形象这个美的整体,具有鲜明的“性格”、动人的“情致”、引人入胜的动作(情节)即“情境及其冲突”等等。然而,这一切的根源和动力都来自时代条件,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一般的世界情况,这是个别动作(情节)及其性质的前提”。并且,这种“世界情况”的“特殊性”,“成为动作的推动力”注246。总之,黑格尔实质上把艺术美的每一个环节,都植根于其时代的沃土之中。这种对艺术本质的分析,说它包含着深刻的唯物主义内容,的确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当然,在黑格尔的表述中,他硬把寓于特殊中的一般割裂出来,变成起决定作用的独立本质,使上述唯物主义内容遭到歪曲和颠倒,这是必须加以揭露的。
黑格尔把“一般的世界情况”划分为“个体的独立自足性;英雄时代”、“散文气味的现代情况”,以及“个体独立自足性的恢复”。他把艺术产生的时代条件按历史顺序作这样的划分,显然是不科学的。因为,在这种划分上看不出时代变迁的本质标志,即生产方式的不同。但是,不能否认,在他这种不科学的划分中,仍然包含着重要的科学内容。
首先,所谓“英雄时代”,实质上是指古希腊从氏族原始公社向奴隶社会转变的时代。黑格尔指出,在艺术形象中所显示的这个时代的人,具有“个体的独立自足性”。这表明,黑格尔从一个方面洞察到,那时还没有形成固定的阶级,人们还没有变成阶级束缚下的畸形儿,从而有所谓“个性的自由表现”,也就是说:“道德的效力或价值完全要依靠个人,这些个人由于他们的特殊意志,由于他们杰出伟大的性格及其作用,超然耸立于他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的高峰。”注247黑格尔所作的这种分析,固然包含着他偏爱古希腊文化的夸张成分,但是,除此而外,应当说古代一些艺术的魅力之一,除了他在形式方面那些启迪后人的创造而外,还有在内容中所显示的不受阶级局限的丰富个性。这种个性在阶级存在的各个时代,正是人们所神往和追求的理想境界。
黑格尔所说的“散文气味的现代情况”,主要是指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人们受阶级局限最严重的时代。当然,自从阶级产生之后,人们就不可能不受阶级的局限。这一点,黑格尔也洞察到了。例如他在分析“英雄时代”时就指出,古希腊人所了解的道德与古罗马人所说的道德,已经有本质的不同。古代英雄的行为,“根据自己性格的独立自足性,服从自己专断的意志,承担和完成自己的一切事务,如果他们实现了正义和道德,那也显得只是由于他们个人的意向”注248。黑格尔所指出的“个体的自足性”,到了所谓“散文气味”的资本主义时代,较之古罗马时代就更见其微了。这时,所有的人无不处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上。黑格尔这样写道:“在现代世界情况中,主体取此舍彼,固然可以自作抉择,但是作为一个个人,不管他向哪一方转动,他都隶属于一种固定的社会秩序,显得不是这个社会本身的一种独立自足的、既完整而又是个别的、有生命的形象,而只是在这个社会中的一个受局限的成员。”注249可以看出,黑格尔所作的这个分析是相当深刻的。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分工固定化所造成的阶级分野和异化。所谓人们“都隶属于一种固定的社会秩序”,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分工固定化,而人们之所以不能全面发展,以致只是“一个受局限的成员”,其最终的根源就在于此。
基于上面的分析,黑格尔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利于艺术的发展,是有其合理意义的。但是,出于对古希腊艺术的偏爱,他进而认为,艺术发展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已无出路,只有返回古代。这却表现了他的阶级局限性和对艺术发展所持的悲观主义态度。也正因为如此,他所说的“个性独立自足性的恢复”的时期,并非所谓恢复,而不过是借推崇席勒和歌德的慕古作品,以图提倡一种复古的倾向而已。这当然是不足取的。
总之,黑格尔上述对“一般的世界情况”的分析,还远没有深入到以生产方式为社会基础来考察包括艺术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的本质。但是,他关于分工固定化出现前后人们性格从不受局限到受局限之类的分析,却表明他在这方面已经触及上述本质。而就黑格尔以此作为区分艺术发展不同阶段的直接根据而言,其唯物主义倾向(当然是包裹在唯心主义外壳里),则更见其正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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