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黑格尔对历史上伟大人物所持的观点，同前述他对历史上每个个人所持的观点是一致的。在黑格尔看来，无论从事具体历史活动的每个个人还是伟大人物，对于这个历史原则和目的来说都不过是手段而已。两者活动的表现形式尽管不一样，但都是为贯彻和实现自由这个历史原则和目的服务的。因此，即使是伟大的历史人物，他所起的历史作用也不是无限的，一旦他们的使命完成了，如黑格尔所比喻的：“他们便凋谢零落，就像脱却果实的空壳一样。”注379相反，历史的原则和目的则是永存的。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不仅如前所述，提出了接近于社会运动是一个自然史发展过程的思想，而且提出了评价伟大历史人物的比较正确的标准。根据黑格尔的标准，所谓伟大人物，就是要看这些人物是否提供了适应时代需要的东西，是否顺乎历史潮流，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原则和目的。正是以此为标准，黑格尔认为，在评价伟大人物时，那种只抓住个别缺点错误以否定伟大人物的观点，或者局限于从生活琐细方面进行挑剔的做法，都是离开伟大人物本质的错误观点，或者说，都是“仆从眼中无英雄”的庸俗之见。显然，这种观点也是不无合理性的。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黑格尔在追索人类实践的过程中，能够从客观规律的高度对于自由加以理解。这个思想的杰出意义，在于它必然给人们以这样的启发，那就是，无论是谁，要想使自己变成自由人，就必须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当然，在给黑格尔的合理思想以这样评价的时候，我们必须指出，他的这些合理思想都是建立在绝对理念为宇宙本原这些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或者说，这些合理思想都是以歪曲颠倒的形式呈现着的。所以，这些合理思想在黑格尔的形式下是不适用的。不过，黑格尔提供这些合理思想的历史作用却是不容否定的。他虽然没有把这些合理思想以科学形态表达出来，但他却为以科学形态表达这些合理思想提供了迄今仍能启迪人的思想酵母。

上面所述，只是粗线条地剖析了黑格尔关于自由的思想。但是，即使从这粗线条的剖析里，亦可以看到黑格尔思想的丰富和深刻。在黑格尔之前，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这样揭示出如此多方面的自由的规定。当然，黑格尔的发现并非凭空而来，相反，他恰恰是在批判继承前人的思想基础上，才能有如此之发现。斯宾诺莎提出自由是对必然之认识；卢梭提出奴役别人的人自己并不自由，等等，都是黑格尔得以作出自己发现的先导思想。黑格尔的天才，在于他从来不满足于已有的正确思想，而是要在以往的思想基础上继续前进。因此，他能够通过对古今种种主观片面、形式主义观点的深刻批判，提出新的见解。从批判“任性”、斯多葛主义观点中他发现自由既不是主观对客观的摆脱，更不是不问必然性而听任偶然性摆布，从而提出自由是在认识和把握必然性的前提下实现主体与客体统一的深刻思想。从批判康德主义观点中他发现，抛弃一切具体内容的自由，只满足于形式主义的“意志自律”，完全是空洞的幻想，从而提出要克服自然的疏远化和人的本质丧失的异化，把主体与客体统一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了。这一切都表明，黑格尔在探讨自由问题时，虽然他的出发点是唯心主义的，但他始终没有离开人类的历史实践和现实实践。因而，他能够根据人类的实践过程，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把自由提高到把握客观规律的高度来理解。

黑格尔十分赞赏法国人在大革命中把自由原则付诸实践的勇气，但又非常害怕这种实践的后果。因此，他对自己把自由原则局限于理论范围、藏之于唯心主义外壳之中，颇为自鸣得意。他说：“在德国，同一个自由原则占据了意识的兴趣；但只是在理论方面得到了发挥。我们在头脑里面和头脑上面发生了各式各样的骚动；但是德国人的头脑，却仍然可以很安静地戴着睡帽，坐在那里，让思维自由地在内部进行活动。”注380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任何一种进步的新思想在理论上进行发挥，从来都是在实践上进行发挥的一种准备。黑格尔掩藏在唯心主义外壳中的自由火炬，在德国历史上的革命意义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