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长篇导言里，从头到尾贯穿着对以往哲学史观的批判。虽然黑格尔是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立场上进行这种批判的，但他在批判中所使用的主要武器却是辩证法。因此，黑格尔的批判能够相当深刻地戳穿以往哲学史观的弊病。

在黑格尔看来，以往哲学史观的主要弊病，就在于把哲学史描写成“空疏无聊”和“缺乏兴味”的“纷歧意见之堆积”注384，“蔑视规定和确切，故意回避概念和必然性”注385。也就是说，黑格尔既反对种种主观主义，把哲学史屈从于种种主观设想；又反对停留在哲学史表面的形式主义，反对那种蔑视探求哲学史的本质和必然性的浅薄观点。

黑格尔首先指出，把哲学史归结为种种“意见”，不过是把各种哲学当作任意的主观想象的产物，“我可以这样想，别人可以那样想”，根本没有必然性。对于这种否认哲学史具有必然性从而否认其具有真理性的观点，黑格尔是坚决反对的。他指出，把哲学史归结为凭借主观想象形成种种“意见”的观点，完全背离了哲学史的本性。相反，黑格尔认为，哲学史乃是具有必然性的真理的科学。这种科学的知识，不是直接性的知识，像通过直观或表象所表现的知识，而是通过概念所表现的间接性的知识。因此，要把握哲学史，不能凭直观和表象，而只能用理性的方法即“概念式的认识”。事实表明，哲学史的真理并不存在于“表示某种确定结果的或可以直接予以认识的一个命题里”注386，例如“恺撒生于何时”、“一个运动场要有多大尺号”之类的命题里。哲学史的真理既然是概念式认识的结果，那么，它“只能通过思维的劳作才能认识”注387。

黑格尔着重揭露了把哲学史描述为各种哲学体系罗列、堆积的形而上学观点及其危害性。他指出，这种哲学史“不过是分歧的思想，多样的哲学发生过程，这些哲学彼此反对、互相矛盾、互相推翻”注388，而其结果，“全部哲学史这样就成了一个战场，堆满着死人的骨骼。它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这王国不仅充满着肉体死亡了的个人，而且充满着已经推翻了的精神上死亡了的系统，在这里面，每一个杀死了另一个”注389。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种形而上学观点所导致的蒙昧，缺乏辩证的思维，因而“不知道在看起来冲突矛盾的形态里去认识其中相辅相成的环节”注390。那么，用这种形而上学观点和方法所写出的哲学史，会导致什么结果?黑格尔认为，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证明哲学知识无用”。

黑格尔上述批判的合理性是不难理解的。如果说哲学史“是一个死人的王国”，就是说，任何哲学体系的出现及其内容都没有必然性，各哲学体系之间没有内在联系，因而整个哲学史既不反映规律也无规律可循，那么，这样的哲学史也只能“证明哲学知识无用”。因为，这等于宣布，任何哲学体系所包含的哲学知识都不可能作为哲学发展过程的真理环节，都不可能包含真理的颗粒，即使一个哲学体系今天可以自诩为绝对真理，明天就可能被另一个哲学体系所推翻，从而变成绝对荒谬。显然，这样写的哲学史，无论写到什么时候，也只能是互相否定的哲学体系的罗列和堆积。它既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各种哲学，也不可能给人们的思维训练以任何益处。因此，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哲学史，最终只能导致哲学史被取消。这是从黑格尔批判中得出的一个有启发性的结论。

以往哲学史作者们之所以陷入上述那种绝境，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不知道辩证的理论思维。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些把‘多样性’认作绝对固定的概念的人，对于它的性质和辩证发展却毫无所知。”注391他们既不知道普遍寓于特殊之中，或者说特殊中就包含着普遍，把特殊绝对化，使特殊与普遍分裂；也不知道哲学史中的“分歧”即矛盾乃是对立统一，而把对立、斗争绝对化，不能在对立、斗争中把握统一。所以，他们在哲学体系的“分歧”和“多样性”问题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停留在表面现象的水平上，不知道历史上诸多哲学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更不知道矛盾即对立面统一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也是哲学史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黑格尔在批判割裂普遍与特殊的形而上学观点时，很俏皮地说：“无论哲学派别是如何地分歧，却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同是哲学。”注392黑格尔这个俏皮话的真实含义无非是说，不论哲学史上诸多哲学体系各自如何特殊，它们之间总还是有内在联系，有普遍性寓于其中的。在黑格尔看来，“特殊性也包含普遍性在内”，并不神秘，它是规律也是常识。黑格尔由此而指出的，不承认普遍包含于特殊之中的人是很可笑的。他在一个比方中讥讽地说，这种人就像一个患病的学究，非常迂腐，医生劝他多吃水果，可是，当有人把樱桃、杏子、葡萄放在他面前时，他却由于抽象理智的学究气而不伸手去拿，因为这只是一个一个的樱桃、杏子、葡萄，而不是水果。

同时，黑格尔也批判了把哲学体系之间的对立斗争绝对化的形而上学观点。在他看来，一个哲学体系推翻和取代另一个哲学体系的斗争，绝不像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并将其埋葬那样，并不是那样简单地抛弃，而是扬弃，在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和提高。这是一个既有否定、舍弃，又有肯定、提高和发挥的过程。亚里士多德对于柏拉图哲学的批判是这样，既包含对柏拉图哲学的否定、舍弃，又包含对它的肯定和发挥。近代哲学对于古代哲学的批判也是如此。例如黑格尔的辩证法否定了古代辩证法诉诸举例的直观性和素朴性，但同时又肯定了其所提出的正确原则，并对之加以发挥、提高和系统化，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此外，黑格尔还强调，哲学体系之间的“分歧”，即矛盾斗争乃是正常现象，没有这种矛盾斗争，哲学就没有在扬弃过程中的发展，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史。

总之，在黑格尔看来，以往的哲学史著作在对哲学史的认识和处理上，都没有越出主观片面性和表面的局限，理解不到不同形式的哲学体系在历史进程中的内在联系，不知道历史上哲学体系多样性及其对立斗争的真正意义，因而使哲学史的研究走入死胡同。为了摆脱哲学史研究中的这种困境，关键在于提高辩证的理论思维能力。这就是黑格尔在批判中所得出的结论。正如他强调指出的：“这种哲学系统的分歧，绝不意味着真理与错误是抽象地对立着的”；“哲学系统的分歧和多样性，不仅对哲学本身或哲学的可能性没有妨碍，而且对于哲学这门科学的存在，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绝对必要的，并且是本质的”注393。就是说，哲学体系与哲学体系之间，它们的内在矛盾或“分歧”不是只有对立的一面，“抽象地对立着”，而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并且对于充满多样性的哲学发展来说，只有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才能在多样性面前不至于迷惑不解，才能在多样性的“分歧”、对立中把握其统一性，从而把握哲学史的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