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哲学史发展过程的横断面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在黑格尔之前，许多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往往把哲学归结为偶然的天才发现，把哲学史作为自己哲学思想借题发挥的材料，或者是把某种哲学思想绝对化，视为超越时代的东西。针对这种思想，黑格尔明确地指出，任何哲学都是受时代制约的。这种制约关系表现为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每一哲学属于它的时代，受它的时代的局限性限制，即因为它是某一特殊发展阶段的表现”。另一方面，每一哲学“只能满足那适合于它的时代的要求和兴趣”注417。换言之，“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以外，它就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注418。至于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想由个别哲学家的哲学体系来体现，在黑格尔看来，这仅仅是“哲学史的外在表象”，而不是它的本质。哲学史的本质在于“揭示民族和时代的一般性格和一般情况。而事实上哲学史的确陈述了这种一般的性格，并且还陈述了它的最高点”注419。黑格尔的这些论述表明，在哲学与时代的关系这个重要问题上，他比起以往的哲学家确实是有较大的突破和深化的。关于哲学作为时代实质的知识之论，和关于哲学陈述是时代陈述的最高点之论，实质上已经初步提出了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思想。这是黑格尔承认哲学史有规律性从而力图把哲学史研究引上科学轨道的又一重要贡献。

当然，上述黑格尔在哲学与时代关系上所作的突破和深化，并不是说他已经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是说他从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比较深刻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对后来正确解决这个问题起了先导的作用。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把一切都精神化，都以理念为基础，使他不可能正确解决这个问题。不错，任何哲学体系都为时代的具体条件所限制。然而，时代的本质或者说时代的具体条件是什么?这是必须加以回答的问题。黑格尔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极其抽象的，而且，当他把时代规定为世界精神或绝对理念的一个环节时，只能说明他深陷于神秘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出，在有阶级存在的时代，时代的本质只能是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这是时代的本质与核心，其他一切问题都不能不从属于它。至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形式，以及围绕这个中心的一切社会问题包括意识形态问题，又最终为该时代的生产方式所决定。显然，黑格尔还远在这种唯物史观的大门之外。这就是他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哲学与时代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因。

不过，黑格尔毕竟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透过神秘主义的重重迷雾，我们看到，当黑格尔不得不涉及哲学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时，他对于唯物的哲学史观还是有所猜测的。或者说，在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外壳里，还杂有唯物的哲学史观的萌芽。例如，他曾经指出，“当一个民族脱离了它的具体生活，当阶级地位发生了分化和区别，而整个民族要接近于没落，内心的要求与外在的现实发生了裂痕，而旧有的宗教形式已不复令人满足，精神对它的现实生活表示漠不关心，或表示厌烦与不满，共同的伦理生活因而解体时——哲学思想就会开始出现。精神逃避在思想的空旷领域里，它建立一个思想的王国以反抗现实的世界”注420。在这里，黑格尔通过论述哲学思想发生的历史条件，他实质上已经触及了哲学与阶级斗争密切相关的本质问题，即时代的本质问题。所谓“阶级地位发生了分化和区别”，“内心的要求与外在的现实发生了裂痕”，“共同的伦理生活因而解体”，等等，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旧制度衰落和行将灭亡前阶级矛盾激化、阶级斗争尖锐的情况。而黑格尔认为，哲学正是在这种阶级分化、精神危机和政治危机严重的情况下产生的，并且是以反对旧制度和迎接新制度的姿态出现的，即所谓“它建立一个思想的王国以反抗现实的世界”。这表明，在分析哲学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时，黑格尔比18世纪法国唯物论者更深刻地触及了时代的本质。虽然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都非常重视社会问题、时代问题，但是，他们在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上往往主张天才论。哲学和整个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都是天才的创造，并且是天才把它们赐给社会和时代，社会和时代因而才有了自己的灵魂。他们有人，如爱尔维修，也提出过环境决定意见即意识形态，但他最终还是回到天才论，认为环境的改变最终取决于天才的发明。在这种“循环论”风靡一时的思潮之后，黑格尔提出的时代决定论，以及他对时代本质的天才猜测，确实为解决这个问题带来了新的启迪。哲学并不是天才头脑里所固有的，天才的创造只是从“最高点”揭示时代的本质，而这个本质在阶级社会和时代里就是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黑格尔哲学史观中所包含的这种合理内核，是值得发掘和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