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哲学史发展过程的横断面时值得重视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哲学与具体科学以及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在黑格尔之前，哲学史著作对这个问题的阐述往往陷入互为因果的循环论证之中，或者把哲学规定为具体科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产生的原因和根据，或者相反。这是极其浅薄的唯心史观的表现。因为这种唯心史观掩盖了它们都为一个更深刻的原因或根据所决定的事实。黑格尔虽然也未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为摆脱上述循环论证所作的论述，却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正是黑格尔，首先否定了哲学与具体科学以及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决定的关系，而提出它们都为一个更深刻的原因或根据所决定，并在这个前提下揭示了它们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辩证关系。

黑格尔明确地指出：“政治史、国家的法制、艺术、宗教对于哲学的关系，并不在于它们是哲学的原因，也不在于相反地哲学是它们存在的根据。”注421。黑格尔这里对问题的提法确实超过了前人，是很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认为哲学与具体科学以及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虽然互相影响，但并不是一个决定另一个的关系，而是为一个共同的根源所决定。然而问题的实质在于，究竟什么是这个共同的根源。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共同的根源只能是构成每一社会物质基础的生产方式。这是对此问题唯一的科学回答。但是，黑格尔与此相反，却把这个共同根源归结为不可捉摸的“时代精神”。黑格尔提出了深刻的问题，却得出了荒谬的答案，这种矛盾状况充分表现了他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同时也更加说明黑格尔论述中所包含的唯物的哲学史观萌芽，仅仅是他的一种猜测而已。

在具体论述哲学与具体科学以及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时，黑格尔的主要目的是从研究对象和方法上把哲学与具体科学以及与其他意识形态区别开来。在黑格尔看来，虽说具体科学的历史，政治、艺术、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历史，就其内容和研究对象而言，都与哲学有密切联系，但是仍然要注意它们与哲学史之间的质的区别，从而必须把它们与哲学史加以严格区分，否则，“哲学史就没有边界”。因此，黑格尔坚决反对那种任意给具体科学或其他意识形态贴上哲学标签、纳入哲学领域的做法。

在黑格尔看来，哲学的特点首先在于，它不仅高于而且囊括了具体科学和其他意识形态。哲学“作为指导和联系的原则”，意识和支配着“所有我们意识内的知识和观念”。因为，这种哲学原则乃是一个知识之网。虽然在没有哲学修养的人那里，这个网及其网结沉没在一切知识的材料之中，无所意识，但它仍然“网罗着和把握着人在实践和活动中所从事的一切具体材料”注422。黑格尔这一论述表明，他对于哲学是自己时代各种知识的结晶，对于任何人的一切实践活动都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具有深刻的洞见。当然，他的这些深刻洞见同样为厚厚的客观唯心主义硬壳禁锢着。哲学作为知识之网及其网结，黑格尔不是把它看成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能动反映，而是把它看成绝对精神的表现和组成部分。

在把哲学与具体科学相比较时，黑格尔认为，哲学的对象是无限的，因此哲学知识是关于无限对象的普遍原则的知识；而具体科学的对象则是有限的，因此具体科学所揭示的知识，也只能是关于有限对象的特殊原则的知识。正是基于这种区别，黑格尔坚决反对把具体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为哲学研究的方法。他认为，把具体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哲学必然陷入矛盾，不能解决哲学的问题。在他看来，斯宾诺莎和沃尔夫等人把数学的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就犯了这种错误。他说：“斯宾诺莎、沃尔夫和其他的人，找错了路子，竟把这种方法也应用于哲学，并且把无概念的量的外在过程做成概念的过程，这个办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注423在这里，黑格尔通过哲学与具体科学的比较，对于哲学的特点作了进一步的刻画。他实质上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哲学之所以能成为具体科学和其他意识形态的“指导和联系的原则”，就在于哲学能提供关于无限对象的普遍原则的知识。

黑格尔还通过哲学与艺术、宗教的比较，进一步从方法论上刻画了哲学的特点。在黑格尔看来，哲学、艺术和宗教三者的对象都是无限的。这是它们的共同点。但是，三者在达到和把握对象的方式上，却是各不相同的：艺术通过塑造典型形象，宗教通过启示和默祷，哲学则通过理性的概念思维。在这三种方式中，黑格尔认为概念思维的方式最高，这是因为，“哲学能理解宗教，它又能理解理性主义和超自然主义，它又能理解它自己，宗教却不能这样”注424。另一方面，黑格尔认为，既然艺术和宗教的对象同哲学的对象有共同点，都是无限的(黑格尔认为这个无限的东西，就是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因此，在艺术和宗教以及神话里，如同在哲学里一样，也包含着关于无限对象的普遍原则的思想，或者用通常的话来说，也包括着哲理。尽管如此，黑格尔认为这两者仍然有所区别，不能混同。这种区别表现为，关于无限对象的普遍原则的思想，在宗教和艺术那里处于潜伏的状态，而在哲学这里则是明白显示出来的东西。我们知道，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论及希腊神话与宗教的“神异事迹”时，对两者作了区别，前者是艺术，后者则是对不能理解的普遍性、必然性所形成的“粗陋观念”。但是，在这里，黑格尔把艺术、神话与宗教并列，把艺术、神话中包含的哲学思想与宗教的神学说教混为一谈，是他始终不能摆脱宗教影响而向宗教妥协的表现。但是，无论如何，黑格尔基于他所作的区别，主张把艺术、神话以及宗教从哲学领域排除的观点，是有其合理意义的。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坚持客观唯心主义立场，使他根本不可能把宗教从自己的哲学中排除。他不仅在论述哲学与宗教的联系时向宗教卑躬屈膝和顶礼膜拜，为宗教的欺骗大唱赞歌，说“宗教是理性自身启示的作品，是理性最高和最合理的作品”，甚至说宗教“是真理的圣地”。而且，即使当黑格尔高谈要把宗教从哲学研究中排除时，他所表现的也不过是一种跪着的暴动而已。因为，他所排除的只是宗教的启示默祷的形式，至于宗教的内容，他不但不排除，而且要求赋予它以庄严的理性形式，保持在自己的哲学里面，用黑格尔自己的话说，哲学史“只研究这样的，已经进入意识取得了思想的形式的宗教内容”。毫无疑问，对于黑格尔哲学的这种僧侣主义本质，我们必须予以严肃的批判。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在黑格尔的哲学史观中，确实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它集中表现为，黑格尔在历史上第一次把哲学史看成对立统一的有机发展过程，力图在种种哲学体系对立和斗争的历史过程中揭示和把握它们的统一性；在种种哲学体系千差万别的外在多样性中揭示和把握它们的内在联系。正是由于黑格尔站在历史发展的整体的高度上考察哲学史，站在辩证法的高度考察哲学史，所以，他能在哲学史研究中有重大突破，能够作出以往许多哲学家所做不到的一系列新发现。它又一次证明，任何科学研究，虽然最终都是由社会实践推动的，就是说，都是因为实践有了需要，才能提出新问题和研究新问题，才能在科学上有新的突破，但是，对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主观方面的条件也是十分重要的。历史上常有这样的情况，虽然实践早已提出了某种需要，新的问题就在人们的鼻子尖下面，但却长时期不为人们所问津。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人们考察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不对头。或者是站得不高，没有整体观，不能系统关联地考察问题；或者是缺乏辩证的思维方式，既不能把诸多问题联系起来考察，更不能把握事物在运动、变化、发展中的区别与联系。所以，在鼻子尖下面的问题，也会熟视无睹。应当说，这是黑格尔哲学史观给我们的一种极为有益的启发。它首先有益于哲学史的研究，但并不限于此。从方法论上看，并不是说黑格尔那些具体的历史分析今天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是说他那种力图站得更高和在方法上求其突破的精神，在今天乃至今后都是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