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必须指出，黑格尔的这种批判显然并没有真正克服和摆脱康德的软弱性。我们看到，黑格尔在理论上确实突破了康德的局限性，主张理性具有客观现实的力量，理性必须而且能够达到“客观真理”。但是在黑格尔那里，由于不理解甚至诋毁革命实践的意义，所以他的这种理性的能动作用只表现在理论上，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的能动性。这种抽象的能动性，虽然包含着辩证法，但被歪曲和颠倒了。它只满足于理论上的高谈阔论，一碰到要把理论原则付诸真正的革命实践就暴露出极端的软弱性，毫不管用。

因此，像法国资产阶级那样把理论原则付诸实践，推翻封建制度，夺取政权，黑格尔对此并没有超出康德的局限性，同样是极其暧昧和动摇的。他的最激进的主张，也不过是在封建专制政体下求得一些改良，例如实行君主立宪制等等。这种抽象的能动性在封建君主面前是颤栗的，而在人民革命风暴面前则是恐惧的。因此，面对法国劳动人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所爆发出来的横扫封建垃圾的革命暴力行动，黑格尔感到恐慌万状，而且进行诬蔑。黑格尔当时就惴惴不安地说：“自由落在人民群众手里所表现出来的狂诞情形实在可怕”；“把抽象的观念生硬地应用于现实，那就破坏了现实”注447。

总之，黑格尔批判康德哲学所揭示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在政治上具有进步和保守的二重意义。这是历史事实。同时，就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德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说，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在政治上起的进步历史作用占主导地位。这也是历史事实。因为第一，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推翻了18世纪莱布尼茨—沃尔夫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形而上学体系，是一次哲学革命；第二，这次哲学革命的重大政治意义在于它为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此外，这次哲学革命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中，凝结了极为丰富的合理内容，从而它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直接的思想理论来源之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关于这一点，正如恩格斯所特别强调指出的，“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注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