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格尔哲学到现代外国哲学

——王树人先生哲学话题纵横谈注559

在《思辨哲学新探》列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人文大系”丛书准备再版时，记者访问了该书作者王树人(老树)先生，漫谈了黑格尔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价值与现实意义。以下是记者的提问和老树的答问，以及质疑和讨论。

记者：黑格尔哲学多年前曾经相当热，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时不时就要提到黑格尔。那时关于黑格尔哲学的文章和著述颇多，为其他外国哲学研究的著述所不能比。请问王老，现在哲学界怎样看待过去那种黑格尔热？黑格尔哲学当下处境如何？或者说，黑格尔哲学对于今天的哲学界还有没有价值和现实意义？

老树：确实，在上世纪，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的外国哲学界，黑格尔哲学沾马克思主义的光，由于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思想来源，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非常赞赏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思想，所以曾经非常受宠。它几乎是当时外国哲学中研究最多和最受重视的哲学，有人甚至说那时黑格尔哲学几乎处于一花独放的境地。现在看来，这种黑格尔哲学热有适应当时意识形态需要的一方面，但总的来说并不正常。为什么说不正常？第一，当时中国的外国哲学界主要根据列宁的观点把黑格尔和马克思以后的外国哲学的诸流派，全部归结到为腐朽没落的帝国主义服务，一律斥为反动哲学。这样，自叔本华、尼采以降的西方哲学，其发展和贡献就被一笔抹杀了。似乎哲学不谈物质第一性、不谈对立统一、不谈存在决定意识，就没有价值和意义了。第二，由于学术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即使研究学术也存在风险。1957年被划成右派者中间，不少就是因为研究唯心主义哲学，探索唯心主义在哲学发展中的贡献而落难。为规避风险，研究跟马克思主义沾光的黑格尔哲学比较保险。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自称是黑格尔的门生。第三，所谓热不过是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论说作注脚，而不是从黑格尔哲学原著出发作独立研究，或者说那种黑格尔哲学热远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

记者：谈到这里， 我想先插问一个涉及您的研究的问题。您的大作《思辨哲学新探》在1985年出版，可谓“文革”后的新研究。请问您现在怎样评价这部著作？它与您上面所揭示的并非真正学术研究的黑格尔研究有哪些区别？

老树：这部书出版快三十年了。如果从最早研究和写作算起，则已经超过三十年。今天因为被列入“人文大系”丛书，我不能不认真校阅一遍。所谓认真，就是不能读得快，得细细品味。我的第一感受是，读自己的作品，如见故人。虽然今天看起来，觉得她的面貌还可以改观。但是，作为那时曾经推动哲学解放而受读者欢迎之书的一种，我觉得还是保持其原貌供后来者作历史评估更好。因为，当时作者的思维框架与今天作者的思维框架相比，已经有很大变化。无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现代西方哲学，从修养上看，作者都比那时丰富和深刻了。不过应当说，这部书那时确实有所突破，即开始真正把原著作为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借以揭示黑格尔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并且，这种研究贯穿全书的关注重点，乃是揭示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合理内核。这种以不断提出问题加以讨论而系统揭示黑格尔体系合理内核的书，确实使人读起来能随时有所收获。当然不可否认，这部书也有当时作者的眼界和思想的局限，或者说也还有我上面所谈的某些旧式研究的痕迹。如有的论述，还在唯物唯心或辩证法形而上学的小圈子里跳舞，缺少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厚重的比照分析。

记者：王老，您说您这部书“使人读起来能随时有所收获”，这是指出版当时？还是包括今天？这个问题也涉及黑格尔哲学今昔价值和意义如何评价的问题。或者说，现在的读者读黑格尔著作和您的黑格尔研究著作，还能有所收获么？

老树：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那么黑格尔则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点，即两者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都创造了无比丰富的人类精神财富。他们的哲学反映和代表了各自时代的时代精神。就此而言，他们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历史是不能割断的。特别是哲学所反映的时代精神，虽说总体上会随时代变迁而为新的时代精神所取代，但是这种取代并非是对以往时代精神完全抛弃，而是辩证的否定或扬弃。就是说，后来的时代精神总是扬弃地包含前代的时代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不仅在当时有其重要价值和意义，而且对于后来的哲学发展也具有长远的价值和意义。其实，我这里对时代精神和哲学发展所谈的历史主义观点，就是以往研读黑格尔哲学的收获。现在，人们经常说要全面地看问题、历史地看问题、发展地看问题等等，可以说都是直接或间接来自于黑格尔的教导。黑格尔说过：熟知并不等于真知。如这里所谓全面地、历史地、发展地等等，虽然不少人都挂在嘴上，但稍微细究一下，就不知所以然了。何谓以及如何全面地、历史地、发展地看问题？这样一问，就知道问题并不简单。例如，经验上的面面俱到，就是全面看问题了吗？显然，不可能。对此黑格尔的极其深刻的观点，或者说辩证法的观点，就在于他对世界一切存在物包括物质的、自然的、社会的、人际的、精神的等等，有一个本质的看法，就是一切的一切都处于矛盾状态。所谓问题，本质上就是种种矛盾。因此，没有矛盾的观点，对于全面地、历史地、发展地等问题，就根本摸不到门径。例如，历史的变更或发展怎么会发生？一切统治者都想永远坐江山，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和既得利益，但是最终都不能不走向他们愿望的反面。为什么？推动这种变化或推陈出新的动力来自哪里？对此，也是黑格尔最先用矛盾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答。在黑格尔看来，一切的一切，唯其有矛盾，才产生运动变化和发展。矛盾总有两方面，肯定的方面和否定的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进而指出，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于矛盾所包含的否定性。或者说他指出了否定性是矛盾转化的动力。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否定性在矛盾中具有本质的意义。从历史上的专制主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方面看，统治者是肯定方面，手中掌握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资源和财富，他们总认为自己具有不可动摇的力量，以至于经常贪得无厌为所欲为。但殊不知，他们这种为所欲为，就是不断激发否定方面——被统治者的否定力量。历史上专制统治者一个接一个被推翻，这种历史运动变化发展，都证明黑格尔关于矛盾及其转化学说这种合理内核的真理。还可以举一个人们身边的例子，人从出生到死，也是一个矛盾运动转化的过程，而且否定性是其根本推动力。从婴幼到童年的成长，是否定前者的力量所成。同样，从童年到青年、从青年到壮年，再从壮年到老年直至死亡，也都是后者不断否定前者的力量所推动。揭示矛盾，特别是揭示矛盾的否定性是一切运动变化发展的动力，尽管黑格尔是以唯心主义形式揭示的，但脱去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外衣，这个真理仍然鲜活灿烂，洞彻古今。

记者：听王老讲黑格尔揭示矛盾及其否定性作为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动力，联系实际举例说明，感到具体生动。虽然属于间接领会，不是自己阅读研习所得，但仍确实有斩获感。不过，据我所知，中国现在的西方哲学界，不用说年轻学者，就是以往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老学者，都纷纷转向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现象学，尤其是重视海德格尔哲学。相比之下，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当年相当热的黑格尔哲学，显得冷清。不知王老怎么看这种冷清和蜂拥转向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情形？

老树：中国哲学界，自1949年以降，很长时间都紧跟政治形势，缺乏自主独立研究的条件。那一时期中国哲学成为政治附庸的说法，一点也不夸张。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压力有所减弱，但是经济压力随之而来。据我所知，有一段时间，大学哲学系甚至要有一位副主任专管创收，如办各种形式的班，以增加收入，改善在职教职工的生活。教师虽然没有像演员那样走穴，但不少人也到处游走讲课，如同“星期日工程师”那样。因为收入太低。这种情况，现在虽然有所改善，但比起世界许多地区、国家，工资仍然相当低。当然，由于官本位也流入学校，有个别掌权者利用权势名望和关系，也有腰缠亿万贯者，但毕竟属于个别。真是不幸，两极分化也出现在学校之中。经济压力带给学校的影响，主要是教学与研究的不稳定、不踏实、浮躁，甚至堕落到管理者贪污腐败以及有的学者抄袭造假等。

如果你到欧洲去走一圈，发现那里就不存在研究中出现某哲学家过热和过冷的变化。在我们这里外国哲学界都蜂拥去研究现代外国哲学之时，如在海德格尔哲学一度成为显学、所谓“万流归海”之时，首先在海德格尔的故乡，德国的学者们就觉得奇怪。德国一些学者对海氏在纳粹时期的不佳表现，没有放弃批评。另外，如“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也一度比较热，在其产地德国不仅不热，而且只有少部分人关注。至于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都有国际学术组织，却从未被冷清过。在中国，前面说过，黑格尔哲学“一花独放”是不正常的。特别是，对黑格尔还缺乏真正的学术研究。因此，如果反正，则应当祛除过热，而回到正常的深入研究才是。但是，中国的两极思维往往不能使事情回到正常。如20世纪80年代，在一次重要的康德、黑格尔讨论会上，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却发出“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的呐喊。自那以后，还真见出效果了。康德研究的文章著作多起来。黑格尔的文章著作逐渐减少了。当然，这里需要说明一点，黑格尔过热时确实压抑了康德研究。但忽视康德哲学，主要也是政治因素干扰。其一是，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因康德哲学的二元论、不可知论等唯心主义观点而将其打入“反动哲学”；其二是，根据列宁的这一指示，如果替康德说话，其风险可想而知。因此，在改革开放后，回到对康德的正常研究很有必要。但是，与此同时却要把黑格尔打入冷宫，却非明智之举。

记者：王老，说外国哲学界“都蜂拥去研究现代外国哲学”，这种现象应当如何正确评价？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现代外国哲学流派很多，它们是否与西方现代社会相协调？如果从时代精神高度看，它们所反映的时代精神与德国古典哲学所反映的时代精神有何不同，应当如何评价？

老树：所谓“都蜂拥去研究现代外国哲学”，首先是说，这种现象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如前面所说，曾经有相当长时间，在中国大陆错误地把现代外国哲学一律打成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哲学”。实际上，这是非学术地对待学术问题。在中国大陆，这种风气不仅表现在哲学界，也表现在人文各学科，其结果乃是回避了对现代外国哲学的真正学术研究，以政治极左的姿态掩盖了自己对现代外国哲学的无知。只是在批判极左之后，才发现了现代外国哲学的合理价值和积极意义。在知识层面上，这种“蜂拥”具有补课性质，要改变无知状态。从哲学所反映的时代精神看，现代西方哲学也并非完全消极，而具有合理的价值和意义。从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一直到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以及后来法国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如福柯、德里达等等，虽然各有可批评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在对于西方现实社会并不是漠不关心或逢迎。相反，它们在实质上却是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尤其体现在打破了德国古典哲学鼎盛时复辟唯心主义的僵化和使辩证法公式化的僵化。这种僵化，在黑格尔“正反合”以及“无人身主体”等论述模式中已见其端倪。西方现代哲学，就其以德法为主要代表的欧洲大陆现代哲学而言，比起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进步，是以各种不同形式力图从外向的还原论回归到人本身，回到关怀在现代化中被异化的人类。把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绝对化，所谓理性至上、科学至上，已经导致理性迷信和科学迷信，甚至在许多方面使之变成改变了形式的神学专制。例如，斯大林式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专制，就是这种类似中世纪西方严酷的神学专制表现之一。

记者：这里您提到后现代主义思潮。据我所知，中国大陆学界起初对这种思潮是很反感的，甚至认为这种思潮是反理性的。对于还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对于还沉浸在崇尚理性启蒙的国人，觉得这种思潮无疑是一种荒唐或倒退。王老，您当初接触后现代主义思潮时，是不是也有这种反应？现在您怎样评价主要是在法国兴起的这股思潮？

老树：理性与科学在合理研究及其运用的意义上，永远是不可否定的。所以，最初接触到后现代主义思潮时，看到那种对理性与科学的无情否定或解构的态度，确实是反感的。其实，那时对这种思潮的了解还很肤浅，比较皮毛。后来，随着阅读和研究的深入，才感到这种思潮的产生绝非偶然，并且是现代主义对西方社会思想批判的继续和发展。现代主义，例如从康德到黑格尔，虽然它们批判和推翻了中世纪以降的旧形而上学，但是并没有真正克服形而上学，仍然坚持还原论的本质主义。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即使从叔本华、尼采一直到海德格尔，也还没有完全走出形而上学樊笼。就是说，虽然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在他们的批判中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或逻辑中心主义作出解构，但还没有摆脱语言中心主义。对于语言的强制和暴力没有加以正视。理性和语言逻辑在解决自然、社会、科学、思想诸问题的同时，也在束缚和反过来统治人本身。至今，人类在接受理性、语言逻辑的恩惠时，还不知道自己同时被其所缚的情境。正是针对这种情境，后现代主义者们的解构和颠覆以往一切思想时，具有振聋发聩的新启蒙意义。事实上，人类被其创造物所缚的异化，可以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发生。只有不断揭示和克服这种异化，人类的文明才能不断进步。后现代主义对以往哲学等各思想领域的解构，在于他们锐敏地洞察到那些过时的僵化、异化还在统治着人们的头脑。那么，这种诉诸单纯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存在的问题在哪里？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破与立的关系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文领域只有单纯否定的“破”，但是“立”却不见踪影。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功绩在于“破”。但是，在解构之后，还需要建构。近年来出现的所谓积极的后现代主义，似乎是在看到这个问题之后力图克服单纯解构片面性的努力吧。

记者：到目前为止，王老已经谈论了从黑格尔到后现代主义诸多西方哲学问题，以及中国大陆对此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这个谈论过程，对于我，借用王老的话说，也是“随时有所收获”。不过，还有一个问题让我困惑。这就是，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西方哲学可以说从未停止过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但是这种科学主义至今未见有反思迹象。这种科学主义的放纵，推动着要把地球资源耗尽的现代化浪潮，至今未见有收敛迹象。所以，我感到哲学的批判到底能否唤醒人类欲壑难填的贪婪？我感到困惑。从世界整体看，现在宗教作为世界观和伦理教育的作用，似乎远大于哲学。那么，应当如何正确看待宗教？如何正确看哲学与宗教的关系？

老树：你提的这个问题大而复杂。当然，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都非常之重要。这是一个需要长时间探讨和研究的问题。所以，我在这里只能略述己见，或许使问题更具体化。首先就科学而言，我前面说过，理性、科学在合理研究与运用的意义上，是人类永远需要的。上世纪末，“科学无禁区”曾经在中国大陆引起争论。科学在中世纪受神学禁锢，一直到现在也离不开政治经济的制约。可以说，一直是受到限制或制约的。为什么提出“科学无禁区”？主要是针对中国大陆长期受意识形态控制。但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看，从来就处于设立禁区和打破禁区循环的动态过程之中。要知道，设立“禁区”并非都是坏事。例如，人类的两性关系，从群婚到禁止群婚，而最后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近亲结婚。这种设立禁区，一直延续至今。然而，这种禁区不是很有利于人类健康地繁衍后代和文明的健康发展吗？20世纪60年代，曾经在西方有过“性解放运动”，但艾滋病的流行使之终于没有解放下去。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伦理道德以及法律等等人所必须遵守的条规，都属于设立禁区。常识告诉我们，虽然这些伦理道德和法律并非一成不变，但从来都是不设不行。那么，科学难道就可以完全放纵吗？如果说科学研究可以“无禁区”，那么科学研究的目的和成果的使用也可以“无禁区”吗？显然不可以。例如核能技术与克隆技术，能“无禁区”吗？核技术如果乱用可以毁灭人类，自不待言。就克隆而言，现在已经在动物界试做，但能应用于人类吗？如果应用于人类，则后果不堪设想，人类几万年积淀的人性价值也会毁于一旦。所以科学及其研究也不能完全放纵。但是，现在的世界，不知回头的现代化浪潮，正是由人类欲壑难填地放纵科学技术所推进，从而在不断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和使人性变恶的同时，地球也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人类也陷入日益严重的生存和精神危机。

在世界观问题上，你在哲学之外提到宗教。按黑格尔的说法，宗教之外还包括艺术。哲学、宗教和艺术三者的共同点，他认为都从世界观的高度考察和把握世界。这没有错。但是，黑格尔认为三者中哲学最高。他的理由是，哲学能把握自身，宗教和艺术自己却不能把握自身，而要由哲学来把握。显然，这也没有错。他认为，宗教和艺术都不诉诸理性，只有哲学具有理性和从理性来把握世界。显然这里黑格尔所指的不是一般哲学，而主要是指他的思辨哲学。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黑格尔的思想所继承的，乃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理性至上”的传统。这个传统，在西方确实瓦解了中世纪神学的专制统治，开启了在清醒理性和科学引导下的现代化运动。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无神论得到张扬，但是，西方的宗教神学在伦理道德方面的社会作用却没有被无神论代替，而仍然在维系社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西方，不少科学家有自己的哲学追求，同时还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在他们那里，科学、哲学和宗教三者并行不悖。这种现象，无论在自然科学家那里，还是在社会科学家那里，都存在。那么，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有什么意义？我想，这三种精神活动得以在一个人身上体现，是不是说明了人在本性上就具有这三种情愫而同时具有这三种精神需要？科学是面对现实有限的对象，这种活动是与人类现实生产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人类从制造第一把石斧而走出动物界，就是科学发明与生产生活紧密联系的。而宗教则是原始人从试图超越现实的愿望中产生出来的，如灵魂不死的想象，万物有灵的联想，制造图腾、偶像进行崇拜等等。并且，原初先民在崇拜神灵时围绕篝火走动的咏唱中，可以说，已经产生出作为一切艺术之源的音乐和舞蹈。不难理解，原始宗教活动已经使人的精神活动从有限扩展到无限。这种与艺术相伴的宗教精神活动的逐渐扩展，也逐渐催生出后来的哲学。

黑格尔指出哲学高于宗教和艺术，同时他还认为他的思辨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即也高于科学。但是，这种“凌驾高空”的形而上学，却是最早在宗教母体中孕育。但是，这种形而上学，一直以来都属于少数哲学家“象牙之塔”里争论的对象，几乎与大众无缘。相反，宗教、艺术、科学都可以直接影响大众。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宗教作为世界观的作用大于哲学的缘故吧。

人为什么需要宗教？任何民族的人，面对现实苦难都渴望能够超越。同时，对于精神上遭受禁锢和折磨，也都产生出超越现实的精神追求，以及寻找解除痛苦和慰藉的良方。特别是，人都不愿意死，但死又是必然的事情。因此，人们又自觉不自觉地想到寻找死后的归宿。所有这些精神超越的追求和寻找精神慰藉以及死后归宿等人性需求，都是宗教产生的土壤也是宗教施展其作为的地方。例如一切宗教在劝人向善的同时，都把安魂即安排人死后的归宿作为重要的事情。有趣的时，中国的无神论者也有一句口头禅，说死后“要到马克思那里报到”。这似乎也折射出某种寻求冥界安魂的潜意识。可知，宗教情感是人性使然，或隐或显都是人所固有的精神追求。

记者：听王老所讲，我感到宗教精神并不是完全外在加赐到人性中的东西，他本来就是人性中所固有的情感和精神。我这种感受对不对？如果这种看法成立，那么，是不是就要承认宗教产生不仅有其必然性，而且有其合理性？既然宗教精神源于人的本性，可以不可以说，宗教是消灭不了的，它将与人类一起长存？但是，从历史上看，不容否认，任何宗教在发展中都有其弊病，如何看待宗教的消极方面？黑格尔说，宗教不能把握自身，而哲学可以把握，从而高于宗教。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哲学可以取代宗教？

老树：你这一大堆问题，回答起来，不容易。需要大套论说，大块文章。我这里只能作少许提示和小议论。不错，宗教的情感精神，确实是人性本然，不是外在加赐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从这个观点看待宗教，就会克服许多对宗教的误解。既然宗教思想情感根源于人性本身，它的产生也就是自然的事情。宗教存在的合理性也就不难理解。简言之，这种合理性就出自人的精神情感的需要。因而，那种认为宗教是骗子突发奇想的胡编乱造之说，本身却是无知的胡编乱造。即使谈到宗教的负面作用，也要具体分析，不能囿于一面而看不到全面。例如人们经常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宗教是麻醉人们精神的“鸦片”，并以此来全面否定宗教，甚至要人为地消灭宗教。这种观点及其导致的极端做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绝对达不到目的。那么，如何正确看待宗教的负面作用问题？事实告诉我们，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也就同社会其他现象一样，在经过组织化，也必然要在分化中产生腐败堕落的问题。但是这种负面问题的产生，是与宗教原初的旨归正好相反的。一切宗教的产生，都是在社会大灾难中为了救民出苦难，都是为解决人民精神苦闷找不到出路的问题，都是试图以惩恶和引人向善为目的。无论基督教、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其教宗上帝、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耶和华都是最高善的化身。宗教虽然有负面作用，特别是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远动的批判，受到很大冲击，但至今不衰。作为一种源于人性本然而又为人类精神必需的情愫和信仰，宗教将会与人类一起长存。这是不难想象的。同样不难理解的是，宗教所满足人性需要的功能，是哲学所不具备的，因而宗教是哲学绝对不能取代的。在历史上，哲学与宗教具有互动关系。中世纪的奥古斯丁神学受到柏拉图哲学的深刻影响，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则受到亚里士多德的深刻影响，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先导，则是路德的宗教改革。上述所谈，都有言不尽意之处，请多批评。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记者：谢谢王老。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