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先生，人民早就受苦受难了。再说，咦，还不止这些呢，您是来向我提出问题，谈起路易十七吗？我呢，我不认识您。自从我来到此地，一个人生活在四壁之内，足不出户，不见任何人，只有这个孩子帮助我。您的名字确实模模糊糊传到我这里，应该说，口碑不错；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什么；机灵的人有的是办法，使正直的平民百姓受骗上当。对了，我没有听到您的马车的滚动声，您大概让马车停在那边大路岔口的矮林后面。我说，我不认识您。您刚才告诉我，您是主教，但是这丝毫不能让我稍微了解一点您的道德观。总之，我向您重复一个问题。您是什么人？您是一个主教，就是说一个教堂的王爷，像您这样的人，穿绣金线的华服，有徽号，享受年金和丰厚的教士俸禄——迪涅教区有一万五千法郎的固定工资，一万法郎的额外收入，总共二万五千法郎——有厨子厨娘，有仆役，饭菜丰盛，星期五吃黑水鸡，走路趾高气扬，仆人前后簇拥，坐着赴盛会的轿式马车，住着广厦大宅，以耶稣的名义坐着华丽马车奔驰，而耶稣是赤脚走路的！您是一个高级教士；年金、豪宅、车马、仆役、口福，声色犬马包揽无余，您像别人一样享有，您像别人一样享受，这很好，但这并没有夸大其辞或者说得不够；这还不能使我搞清您固有的和基本的价值，您到这儿来也许是想使我明智些。我在跟谁说话呢？您是什么人？”

主教耷拉着头回答：“Vermis sum.”[42]

“一条坐华丽马车的蚯蚓！”国民公会议员咕哝着说。

这回轮到国民公会议员傲然于色，而主教低眉颔首。

主教蔼然可亲地说：

“先生，是的。但请给我解释一下，我停在树丛后不远处的华丽马车，我在星期五吃的丰盛饭菜和黑水鸡，我的二万五千法郎年金，我的豪宅和仆役，凭什么能证明怜悯不是一种品德，宽容不是一种责任，九三年不是残酷无情的呢？”

国民公会议员用手掠一下额头，仿佛要赶走一片乌云。

“在回答您之前，”他说，“我请您原谅我。我刚才犯了个错误，先生。您在我家里，您是我的客人。我对您本应彬彬有礼。您在探讨我的思想，我理应只限于批驳您的议论。您的富有和享受使我在批驳您时拥有优势，不过，还是不使用才有品位。我答应您不再利用。”

“谢谢您，”主教说。

G接着说：

“言归正传，回到您刚才要我作出的解释上吧。我们说到哪儿？您对我说什么来着？说是九三年残酷无情？”

“是的，残酷无情，”主教说。“您对马拉向断头台拍手作何感想？”

“您对博须埃[43]唱感恩赞美诗，赞赏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作何感想？”

回答很生硬，不过是以钢锥的锐利刺去，一语中的。主教哆嗦起来；他想不出任何反驳的话，但是他对提及博须埃的方式感到恼怒。出色的头脑自有它们的偶像，对别人不尊重逻辑，有时会隐约地感到被伤害。

国民公会议员开始气喘吁吁；这是临终前的哮喘，与最后的喘气混在一起，打断了他的声音；然而，他的眼睛里还保持心灵的异常明晰。

他继续说：

“我们再拉杂说几句，我乐意这样。大革命总体而言是对人道的巨大肯定；此外，唉！九三年却遭人非议。您感到它残酷无情，但是，整个君主制呢，先生？卡里埃[44]是一个强盗；可是，您对蒙特勒维尔何以名之？福吉埃-坦维尔[45]是一个乞丐；而您对拉姆瓦尼荣-巴维尔有什么看法？马亚尔[46]是可怕的，但请问索克斯-塔瓦纳[47]呢？杜歇纳神父是凶狠的，然而，您能给勒泰利埃神父什么形容词呢？砍头魔茹尔当[48]是个魔鬼，但不及德·卢伏瓦侯爵[49]先生。先生，先生，我为玛丽-安托瓦内特[50]大公夫人和王后抱冤叫屈；可是我也为那个可怜的胡格诺[51]女人抱冤叫屈，一六八五年，在路易大帝治下，先生，她正在奶孩子，被捆绑在一根柱子上，直到腰部赤裸着，孩子放在一边；她的乳房充满了乳汁，心里充满了不安；婴儿饥肠辘辘，脸色苍白，望着这乳房，奄奄一息，哭喊着；刽子手对那个做母亲和喂孩子的女人说：‘发誓弃绝原来的宗教信仰吧！’让她在孩子的死和良知的死之间作出选择。用惩罚坦塔罗斯[52]的酷刑来对付一位母亲，您对此有什么可说的呢？先生，好好记住这个，法国大革命有它的理由。它的愤怒将得到未来的宽恕。它的结果，就是更美好的世界。从它最可怕的砍头中，诞生出对人类的爱抚。长话短说。我打住了，我打的好牌太多了。况且，我要死了。”

然后，国民公会议员不再看主教，用这几句平静的话结束他的想法：

“是的，进步的过激就叫做革命。每当过激结束，人们就会承认这一点：人类受到了粗暴对待，但是它前进了。”

国民公会议员没有觉察到，他刚刚接二连三地将主教心中的一切自卫手段席卷而去。不过还剩下一种，这是福来主教最高的抗拒策略，由此产生一句话；这句话几乎全部再现开场的激烈言辞：

“进步应该信仰天主。善不能有卑劣的仆从。无神论者是人类的坏引导者。”

年迈的人民代表没有回答。他颤抖了一下。他望着天空，一滴眼泪慢慢地产生在这注视中。当眼泪盈眶时，便沿着刷白的面颊淌下来，他低声地自言自语，几乎在咕哝着，目光消失在天宇深处：

“噢，你呀！噢，理想！惟有你存在！”

主教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震动。

沉默了一会儿以后，老人朝天空抬起一只手指，说道：

“无限存在着。它在那里。如果无限不属于我，我就是它的边界；它就将不是无限；换句话说，它不再存在。然而，它确实存在。因此，它有一个自我，这个无限的自我，就是天主。”

垂危者高声说出最后几个字，并带着心醉神迷的颤抖，宛若他看到了某个人。他说话时，眼睛闭拢了。他已经精疲力竭。显然，刚才，他在一分钟里生活了他剩下的几小时。他刚说的话使他接近了死亡。临终的一刻来到了。

主教明白这一点，时不我待，他正是作为教士前来的；他从极度的冷漠，逐渐过渡到极度的激动；他望着这双闭拢的眼睛，拿起那只皱巴巴的冰凉老朽的手，俯向那个垂死的人：

“这一刻属于天主。难道您没有感到，我们徒劳地相会值得遗憾吗？”

国民公会议员重新张开眼睛。一种带有阴郁的严肃神态刻印在他的脸上。

“主教先生，”他说，那种慢吞吞也许是来自心灵的高尚，而不是来自体衰力弱，“我一生在思考、研究和观察中度过。当我的国家召唤我，要我参与国家事务时，我已经六十岁。我服从了。存在腐败，我同腐败作斗争；存在暴政，我摧毁了暴政；存在权利和原则，我宣布出来，加以确认。国土遭到入侵，我保卫了它；法国受到威胁，我挺身而出。我并不富有；我是穷人。我曾是国家的首脑之一，国库的地窖里摆满了钱币，以致不得不用支柱撑住墙壁，因为墙壁在金币和银币的重压下有裂开的危险。我在枯树街吃饭，每份二十二苏。我援助受压迫者，我减轻受苦者的痛苦。我撕碎祭坛的桌布，确有其事；但这是为了包扎祖国的伤口。我始终支持人类迈向光明，我有时也冷酷无情，抗拒进步。有时我保护过自己的敌人，像你们这些人一样。在佛兰德尔的彼特根，墨洛温王朝[53]的诸王在那里建造了夏宫，那里有一座城市派修道院，就是博利厄的圣克莱尔修道院，是我在一七九三年救出来的。我尽力履行我的责任，做我能做的好事。因此我受到驱逐、追捕、通缉、迫害、抹黑、嘲讽、喝倒彩、诅咒、放逐。多少年以来，我满头白发，心想，许多人自以为对我有权蔑视，对无知的可怜的人群，我是一副罪人的面孔，我不憎恨任何人，我接受仇恨造成的孤独。如今我八十六岁了，即将死去。您这次来对我有什么要求？”

“给您祝福，”主教说。

他跪了下来。

当主教抬起头来时，国民公会议员的脸变得很庄严。他刚刚咽了气。

主教回到家里，沉浸在无以名之的思索里。他整夜在祈祷。第二天，有几个好奇的人想向他打听国民公会议员G的情况；他仅仅指指天空。从这时开始，他对小人物和受苦的人越加恫瘝在抱。

但凡有人提到这个“老混蛋G”，都使他陷入奇异的思考中。谁也不能说，那个人的精灵在他的思想前掠过，那个伟大的良知在他的良知上的反映，在他接近完美境界时没有什么作用。

这次“田园拜访”，对地方上的小宗派自然是唧唧喳喳议论的机会：

“这样一个垂死的人的枕边，就是一个主教的位置吗？显然，是等不到改宗的。所有这些革命者都是归附异端的人。那么，为什么要去呢？他到那里看什么呢？因此，魔鬼带走灵魂大概是很有趣的。”

一天，有个又无耻又多变的富孀，却自以为机智，她对主教说出这句俏皮话：“主教大人，有人问，大人什么时候戴红帽[54]。”“噢！噢！这是一种重要的颜色，”主教回答，“幸亏蔑视这种帽子颜色的人，却尊敬主教帽的红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