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于斯胸口感到压抑，正要从临时想到的观察台下来，这时一种响声吸引了他的注意，使他留在原地上。

陋室的门刚才突然打开了。

大女儿出现在门口。

她脚上穿着男人的大鞋，沾满泥浆，泥浆一直溅到她红通通的脚踝上，她披着一件破烂的旧斗篷，一小时前马里于斯没有见到过，但她可能放在门口，以便获得更多的同情，她出门时大概又穿上了。她走进屋里，在身后掩上门，停下来喘口气，因为她气喘吁吁，然后她用胜利和快乐的声音叫道：

“他来了！”

父亲回过头来，女人别转头来，妹妹一动不动。

“谁？”

“那位先生！”

“那位慈善家吗？”

“是的。”

“从圣雅克教堂来的？”

“是的。”

“那个老头？”

“是的。”

“他要来了？”

“跟在我后面。”

“你能肯定？”

“我能肯定。”

“当真，他来了？”

“他坐出租马车来。”

“坐出租马车。是罗斯柴尔德[4]！”

父亲站了起来。

“你凭什么肯定？如果他坐出租马车来，你怎么会比他先到？你至少给了他地址吧？你告诉他是在右边走廊尽头最后一扇门吗？但愿他别搞错了！你在教堂找到他的吗？他看了我的信吗？他对你说什么来着？”

“嗒，嗒，嗒！”女儿说，“你急成什么样子，老先生！是这样的：我走进教堂，他坐在老位置上，我对他行了礼，把信交给他，他看了，对我说：‘您住在哪里，我的孩子？’我说：‘先生，我带您去。’他对我说：‘不，把您的住址给我，我的女儿要买些东西，我这就坐一辆车，跟您同时赶到您家。’我把地址给了他。当我说出是哪幢房子时，他显得很吃惊，他犹豫了一下，然后他说：‘没关系，我会去的。’弥撒一结束，我就看到他同女儿走出教堂，我看到他们登上出租马车。我对他说了，是在右边走廊尽头最后一扇门。”

“你怎么知道他会来呢？”

“我刚看到出租马车停在小银行家街。所以我跑了回来。”

“你怎么知道就是那辆车呢？”

“因为我事先注意到车牌号！”

“多少号？”

“440号。”

“好，你是一个机灵的女孩子。”

女儿大胆地瞧着父亲，给他看脚上穿的鞋子：

“一个机灵的女孩子，可能是的。不过我说，我再也不穿这双鞋了，我再也不要穿，首先是为了身体，其次是为了干净。鞋底总渗水，一路上咯吱咯吱的，没有更叫人恼火的。我宁愿光脚走路。”

“你说得对，”父亲回答，和蔼可亲的声调和少女的粗声大气恰成对照，“可是，人家会不让你进教堂。穷人也要穿鞋。不能光脚到天主之家呀，”他又凄楚地补上一句。然后再回到他关心的事情上来：“你能肯定吗，肯定他要来吗？”

“他跟着我的脚后跟，”她说。

那男人挺起胸来。他的脸放出光彩。

“老婆！”他大声说，“你听到吗？慈善家来了。把火灭掉。”

惊讶的母亲一动不动。

父亲以卖艺小丑的灵巧抓起壁炉上的一只破罐，将水泼在燃烧的木柴上。

然后他对大女儿说：

“你！把椅子的垫草扯出来！”

他的女儿一点儿不明白。

他抓起椅子，踹了一后跟，于是成了没草垫的椅子。他的腿穿了过去。

他一面拔出腿来，一面问他的女儿：

“天冷吗？”

“很冷。下雪了。”

父亲转向放在靠窗那张破床上的小女儿，用雷鸣般的声音向她喊道：

“快！下床，懒虫！你什么事也不干！去敲碎一块玻璃！”

小姑娘瑟缩地跳下床来。

“敲碎一块玻璃！”他又说。

孩子呆若木鸡。

“你听见我的话吗？”父亲又说一遍，“我对你说敲碎一块玻璃！”

孩子被慑服了，踮起脚尖，一拳打在玻璃上。玻璃打碎了，咣当地掉下来。

“很好，”父亲说。

他严肃而粗鲁。他的目光迅速扫视破屋的每个角落。

仿佛一个将军在战役即将开始时作着最后的准备。

母亲还一声没吭，站了起来，她的声音缓慢而低沉，问出来的话好像凝固了似的：

“亲爱的，你想干什么呀？”

“你上床吧，”男人回答。

声调不容争议。母亲顺从了，沉甸甸地倒在一张破床上。

但角落里传来一阵呜咽声。

“怎么回事？”父亲叫道。

小女儿没有从她蹲在那里的暗陬处走出来，只伸出血淋淋的拳头。打碎玻璃时，她受了伤；她走到她母亲的破床边，无声地啜泣着。

这回轮到母亲坐起来叫道：

“你看看清楚！你干的蠢事！打碎你的玻璃，她却割伤了！”

“好极了！”男人说，“在预料之中。”

“怎么？好极了？”女人又说。

“住口！”父亲反驳说，“我取消言论自由。”

然后，他从自己身上撕下妻子的衬衫，做成一条绷带，迅速给小女儿包扎流血的手腕。

包完以后，他的目光满意地落在撕碎的衬衣上。

“衬衫也算一样，”他说。“统统像模像样。”

一阵寒冷的北风透过玻璃窗，吹进房间。外面的雾也涌进来，仿佛被无形的手隐约地撕开，像白絮一样扩散开来。透过打碎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在飘雪。昨天圣蜡节的太阳预告的寒潮果然来了。

父亲环顾四周，似乎要肯定什么也没有遗忘。他拿起一把旧铲子，把灰撒在湿焦柴上，把焦柴全部遮没。

然后他挺起身来，靠在壁炉上说：

“现在，我们可以接待慈善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