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十一时，她永远地结婚了，甚至不曾怜悯地想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片刻。而此时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正坐在一条风浪之中、最终也没能将他带入忘却之境的船上，烧得直说胡话，几乎为她而死。在整个婚礼仪式以及后来的庆祝活动中，她始终保持着仿佛被铅白定住的微笑，这种并非发自内心的表情被某些人理解为胜利者的嘲笑，但其实不过是她用来掩饰新婚处女恐惧的一种可怜手段罢了。

幸运的是，一些突发的状况，加上丈夫的善解人意，让她顺利度过了前三个晚上，没有丝毫痛苦。真是老天保佑。由于加勒比海天气恶劣，大西洋轮船总局那艘船的航线被打乱，提前三天才通知要提早二十四小时出发，也就是说，船不会像六个月以来一直预计的那样，于婚礼次日前往拉罗切利，而是当晚就要起航。人人都以为，这个变化是婚礼预先为大家准备的众多华丽而高雅的惊喜之一：庆祝活动改在一艘灯火辉煌的远洋轮船上举行，直到午夜过后才结束，一支维也纳管弦乐队在席中首次演奏了约翰·施特劳斯最新创作的圆舞曲。最后，几个被香槟灌得醉醺醺的伴郎是被他们那受不了的妻子拖上岸的，当时他们正到处问侍者船上是否有空舱室好让他们把狂欢一直延续到巴黎去。最后下船的人在港口的酒馆前看见了洛伦索·达萨。他坐在大街上，礼服已经被扯烂，就像阿拉伯人为自己死去的亲人哭丧一样号啕不止。那摊他正坐在其中的几乎汇流成渠的臭水，很可能就是他的一汪眼泪。

无论是海上狂风巨浪的第一夜，还是接下来平缓航行的几天，抑或是在他们漫长的婚姻生活中，费尔明娜·达萨担心的那种野蛮举动都从没有发生过。尽管船很大，舱室豪华，但第一夜仍旧可怕地重复了里奥阿查那艘轻便船上的经历。她的丈夫充当了殷勤医生的角色，片刻未睡地安慰她，因为这是一位过于杰出的医生所知道的对付晕船唯一可做的事。第三天，过了瓜伊拉港后，风暴平息了，他们已经在一起度过了很长时间，交谈过很多，彼此感觉像老朋友一样了。第四天晚上，两人恢复了各自的日常习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惊讶于自己年轻的妻子睡觉前竟然不祷告。她坦诚相告：修女们的两面派作风造成了她对宗教仪式的抵触，但她的信仰是完整的，她学会了默默地保持它。她说：“我更愿意直接与上帝沟通。”他表示理解，从那时起，他们就以各自的形式信奉着同一种宗教。两人曾有一段短暂的订婚期，但对那个时代而言是相当不正式的：不过就是医生每日黄昏都到她家去看她，而没有人在一旁监视。在主教祝福之前，她是连手指头也不会允许他碰一下的，而他也没有做过这样的尝试。在海面平静下来之后的第一夜，两人和衣躺在床上，他开始了最初的爱抚，十分小心翼翼，所以当他建议她换上睡衣时，她觉得很自然。她走到盥洗室去换衣服，但先把舱室里的灯熄了，等穿好睡衣出来，她又用几块布塞住门缝，然后才在完完全全的黑暗中回到床上。她一边这样做，一边心情不错地说：

“你想怎么样呢，医生？这是我第一次和陌生男人一起睡觉。”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感觉到她像一只惊慌失措的小动物一样滑到他身边，尽可能地离他远些，但在这样一张简易床上，很难做到谁也不碰谁。他抓住她冰凉、因害怕而有些发抖的手，把两人的手指交叉在一起，然后几乎耳语般讲起了自己另外几次海上旅行的经历。她再度紧张起来，因为回到床上后，她发现就在自己去盥洗室的时候，他已脱光了所有的衣服，这让她重新萌生了对下一步的恐惧。但这下一步却推迟了好几个小时，乌尔比诺医生只是继续缓慢地述说，一边说，一边一毫米一毫米地争取她身体的信任。他说起了巴黎，说起了巴黎的爱情，说起巴黎的情侣们在大街上，在公共汽车上，在向夏日火热的空气和慵懒的手风琴声敞开大门的咖啡馆那开满鲜花的露台上亲吻，在塞纳河的码头上站着做爱，而不会被任何人打扰。他一边在黑暗中呢喃，一边用指肚抚摸她脖颈的曲线，她手臂上如丝般柔软的茸毛，以及她那躲躲闪闪的腹部。当他觉得她的紧张感已经消除时，第一次做出了掀开她睡袍的尝试，但她以性格中特有的冲动制止了他。她说：“我自己知道怎么做。”果然，她脱掉了睡袍，然后就一动不动地躺着，要不是她的身体在黑暗中发出微光，乌尔比诺医生甚至以为她已经不在那里了。

片刻之后，他又抓住她的手，这次，她的手变得温暖而放松，但仍旧湿湿的，沁着柔软的汗珠。他们沉默地、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他在伺机进行下一步，而她在等待着，不知他会从何处开始。随着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房间里变得越来越黑。突然，他松开她的手，一跃而起：用舌头舔湿了中指的指肚，轻轻碰了一下她那毫无防备的乳头，而她感觉到致命一击，仿佛他触到了她的一根活神经。她庆幸自己处于黑暗之中，不会让他看见她那使得全身震颤直至发根的滚烫羞红。“别紧张。”他对她说，语气极为温和，“别忘了，我是见过它们的。”他感觉到她笑了，黑暗中，她的声音甜美而鲜嫩。

“我记得很清楚，”她说，“而且我的气现在还没消呢。”

这时，他知道自己已经绕过了美好希望的海角[15]

 。他再次拿起她修长而绵软的手，用一个个孤零零的轻吻覆盖了它，从棱角分明的手背，到纤长灵敏的手指、透明的指甲，再到那沁着香汗的手掌上象征命运的掌纹。她不知道自己的手如何到了他的胸膛，碰到了一片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他说：“这是圣衣。”她抚摸着他胸口的软毛，又用五根手指抓住这片草丛，仿佛要把它们连根拔起。“再使点儿劲。”他说。她试着加了些力气，直到她确信不至于把他弄疼的程度。之后，竟然是她的手在寻找他那消失在黑暗中的手。但他没有与她十指相扣，而是一把抓住她的手腕，用一种无形、却又恰到好处的力量，引领她的手沿着他的身体游走，直到她感觉到一头赤身猛兽的炽热气息，没有固定的形状，却热切而高昂。与他的想象相反，甚至也与她自己的想象相反，她的手并没有撤回去，也没有停在他把它放下的地方。她将自己全身心地托付给了至圣童贞马利亚。她咬着牙，生怕会因这疯狂的举动而笑出声来：她开始通过触摸来认识那个昂首挺立的对手，认识它的体积，它那长茎的力量，它两翼的延伸，既对它的坚决感到害怕，又对它的孤独感到同情。她带着细致入微的好奇，一点一点地将它据为己有，若非丈夫是个富有经验的人，准会把她的举动错会成挑逗。他求助于自己的最后一点力气，抵抗着这番致命探究带来的眩晕，直到她以孩子般的随性放开了它，就像把它丢进垃圾堆似的。

“我从来就搞不明白这东西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他如同上课一般认真地向她解释起来，一边讲一边带着她的手移过他所提到的各个部位，而她则像个模范学生一样，顺从地跟随着他。在一个恰当的时刻，他建议把灯点亮，让一切更清楚些。他正要去点，她却拦住了他的手臂，说：“我用手看得更清楚。”事实上，她也想把灯点亮，但她想自己点，而不是被别人命令。最后，她得偿所愿。他在突然出现的光亮中看见了她，胎儿似的蜷缩着，包裹在被单里。但他发现她丝毫没有忸怩作态，而是再一次抓住那只让她充满好奇的野兽，把它扭向右又扭向左，带着一种似乎已经超越了科学范畴的兴趣观察它，最后得出结论：“它多丑啊，比女人的更难看。”他表示赞同，并指出它的几种比丑陋更严重的弊端。他说：“它就像人的长子，你工作一辈子都是为了它，为它牺牲了一切，可到头来，它还是只做它想做的事。”她继续探索着，不时地问这是干什么用的，那又是干什么用的。当她认为已经了解得足够清楚了，就用双手掂了掂它，最终证实，即便是从分量上看，也颇不值得为它费心。她带着轻蔑的表情放开手，让它滑了下去。

“而且，我觉得它有很多东西是多余的。”

他大吃一惊。他毕业论文最初的想法正是这个：简化人类器官的好处。他认为人类的器官体系已经过时，很多功能是无用或者重复的，对于曾经的时代来说必不可少，但对我们的时代却并非如此。的确，可以更简单些，从而也就少一些脆弱。他总结道：“当然，这是上帝才能做的事，但不管怎样，在理论上明确下来也是好的。”她被逗笑了，笑得那么自然，他趁机抱住她，第一次吻在了她的唇上。她回应了他，他一边继续轻吻她的脸颊、鼻子、眼皮，一边把手滑到被单下面，抚摸起她那毛发平直的圆润阴阜来：一个日本女人那样的阴阜。她没有把他的手推开，但她自己的手也处在警惕之中，以防他再前进一步。

“我们不要再上医学课啦。”她说。

“不，”他说，“这将是爱之课。”

他掀掉她身上的被单，而她不仅没有反对，还快速而使劲地用双脚把它踢得离床远远的。她的身体凹凸有致，富有弹性，比穿着衣服时要真实得多，并且散发出一种特有的山间野兽似的味道，让她能在全世界的女人中被分辨出来。她全然暴露在灯光之下，无处藏身，一股热血涌上她的脸颊。她唯一能想到的掩饰羞怯的办法，就是搂住丈夫的脖子，深深地、用力地吻他，直到两人把所有可供呼吸的空气都耗尽在亲吻之中。

他心里明白，自己并不爱她。同她结婚是因为喜欢她的高傲，她的严肃，她的力量，也因为自己的一点儿虚荣心，但当她第一次吻他时，他确定，没有什么障碍能阻止他们建立一份完美的爱情。在那第一个晚上，他们什么都聊了，一直聊到天亮，就是没有谈到爱情，以后也永远不会谈到它。但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两个人谁都没有做错。

天亮时，他们睡着了，她还是个处女，但很快就会不是了。果然，接下来的那个晚上，在加勒比海的满天繁星下，他教她跳了维也纳华尔兹，并在她之后去了盥洗室，等他回到舱室时，发现她正光着身子在床上等他。这次是她采取了主动，毫不畏惧，毫无痛苦，怀着在公海中冒险的喜悦把自己交给了他，除了床单上那朵贞洁的玫瑰，没有其他任何血腥仪式的痕迹。两个人都做得很好，几乎称得上是一个奇迹。在余下的旅途中，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地继续这样做着，而且一次比一次好。到拉罗切利时，两人已经默契得像相识已久的恋人了。

他们在欧洲待了很久，以巴黎为大本营，不时到邻近的国家去短期旅行。这段时间，他们每天都做爱，冬季的每个星期日甚至还不止做一次，在床上一直嬉闹到午饭时间。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男人，而且训练有素，她则天生不容许别人占据优势，因此两人在床上不得不平分主导权。三个月火热的恩爱生活过后，他意识到两人中有一个无法生育，于是，他们在他实习过的萨伯特医院接受了严格的检查。那是一次艰苦却徒劳无功的努力。然而，就在他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没有借助任何科学手段，奇迹发生了。回家时，费尔明娜·达萨已经怀孕六个月，她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两人期待已久的儿子在水瓶座的月份顺利降生，取了死于霍乱的祖父的名字，以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