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常常不无讥讽地说，那两年的痛苦生活并非源于他的过错，而是因为妻子的一种恶习——她喜欢闻家人和自己脱下来的衣服，从气味上判断该不该送去清洗，尽管有时候衣服看起来还很干净。这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她从来不认为有什么特别，直到丈夫在新婚之夜注意到这一点。丈夫还发现她每天至少三次把自己关在浴室里抽烟，但对此倒没有在意，因为她那个阶层的女人本来就常常凑在一起关起门来谈论男人、抽烟，甚至喝两瓜尔蒂略一瓶的廉价烧酒，直喝到像泥瓦匠那样烂醉如泥地倒在地上。但是，对于她碰到衣服就闻的习惯，他认为不仅不恰当，而且有害健康。但她只把丈夫的意见当作玩笑。对所有不愿争论的事，她都是这样的态度。而且她说，上帝把这么一个黄鹂一样勤快的鼻子安到她脸上，不单只为了装饰。一天早上，她出去买东西时，家中仆人们的吵闹惊动了四邻：他们在找她三岁的儿子，寻遍房子的各个角落都没找到。正当所有人惊恐万状时，她回来了。她像能追寻踪迹的獒犬似的转了两三圈，就在一个衣橱里找到了熟睡的儿子，谁也没想到他会藏在那里。丈夫惊呆了，问她是怎么做到的，她回答说：

“因为有股屎味。”

事实上，她不仅仅能靠嗅觉判断衣服该不该洗，或是孩子丢在了哪里：嗅觉能在生活的每个方面指引她，尤其是在社交生活中。两人结婚后，特别是在刚刚结婚时，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是个初来乍到的外来者，闯入这个三百年来都时刻准备要和她对着干的环境中，然而，她却能在尖刀密布的珊瑚丛中穿梭自如，不与任何人发生磕碰，这般掌控世界的能力只可能来自超自然的本能。这可怕的本事或许源于千百年累积的智慧，又或许出自一副铁石心肠，而在一个倒霉的星期日，它终于招致不幸降临。去望弥撒前，费尔明娜·达萨纯粹出于习惯，闻了闻丈夫前一天下午穿过的衣服，立时感到一阵错乱，就仿佛和自己同床共枕的医生变成了另外一个男人。

她先是闻了闻外套和背心，然后从扣眼上摘下怀表链，从兜里取出铅笔、钱包和为数不多的几枚硬币，把它们逐一放在梳妆台上。然后，她闻了闻褶边衬衫，同时取下领带夹、袖口上的黄晶袖扣和假领上的金扣。接着，她又一边闻裤子，一边取出串着十一把钥匙的钥匙环和带珍珠母手柄的铅笔刀。最后，她闻了闻内裤、袜子和绣着他姓名首字母花押字的手绢。毫无疑问：每件衣物上都带有一种他们共同生活这么多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气味，一股形容不出的味道，既不是花香，也不是香水味，而是人身上的味道。她什么也没说，之后也并不是每天都能闻到这股味道。但从此，她闻丈夫的衣服，已不是为了判断该不该洗，而是出于一种侵蚀着她五脏六腑的无法忍受的焦虑。

费尔明娜·达萨不知该把这种味道还原到丈夫规律生活中的哪个环节。不可能是上午上完课到午饭之间的这段时间，因为她猜想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女人都不会在这种时候匆忙做爱，更不会是和来访的客人，她们得打扫屋子，整理床铺，上市场买东西，准备午饭，何况还有可能会赶上这样的倒霉事：某个孩子由于被石头打破了脑袋，提前从学校回家，竟一头撞上母亲十一点钟赤身裸体地躺在一片狼藉的房间里，更糟糕的是还有一位医生趴在她身上。再者，她知道，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只在晚上做爱，最好是在绝对的黑暗之中，最迟也得是在早餐之前，伴随着第一群鸟儿咕咕的叫声。据他自己说，过了这个时间，脱衣服和穿衣服所费的工夫可比享受到的片刻欢愉还要长。所以，衣服沾染上气味只可能发生在某次出诊时，或晚上借口下棋、看电影溜出去的某个时刻。后面这种情况很难搞清，因为费尔明娜·达萨和她那众多女伴截然不同，她太骄傲，不屑于监视丈夫，或请求别人替她这样做。至于出诊，看似是不忠行为的最佳时机，但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发现的，因为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对每位病人都有一份包括酬金在内的详细记录，从第一次出诊，直到用一个十字和一句愿灵魂安息的话语把他从这个世界送走为止，全部有案可查。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费尔明娜·达萨先是好几天都没有从丈夫的衣服上闻到那种气味，然后突然又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再次发现了它。之后一连几天，那种味道都前所未有地强烈。其中有一天还是星期日，他们举行家庭聚会，他和她片刻也没有分开过。终于，一天下午，她违背自己的习惯与意愿，走进丈夫的书房，仿佛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女人在做一件她永远也不会做的事情：用一个精致的孟加拉放大镜，试图破解他最近几个月错综复杂的出诊记录。这是她第一次单独走进这间书房，空气中充斥着杂酚油的气息，到处塞满了用不知名的动物皮装裱的书籍、模糊不清的校园合影、荣誉证书，以及多年收集的等高仪和千奇百怪的匕首。这是一块秘密的圣地，一直被她视为丈夫唯一的私人领地，她从不涉足，因为这里与爱无关，少有的几次进入都是和丈夫一起，而且每次都是为了处理短暂的事务。她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单独进去，更不用说是为了进行在她看来有失体面的搜查。但她还是进来了。她想找到真相，心里既焦灼又恐惧，两种感觉几乎不相上下。她被一股无法控制的劲风所驱使，这风比她与生俱来的高傲，甚至比她的尊严都更强烈：一种教人心碎的折磨。

她什么也没有查清楚，因为除了两人共同的朋友，丈夫的其他病人也是他与世隔绝的王国的一部分。那些人没有注明身份，辨认他们不是通过面孔，而是通过病痛，不是通过眼睛的颜色或者心声，而是通过肝脏的大小、舌苔的情况、尿液中的凝结物，以及他们夜间发烧时的幻觉。这些人相信她的丈夫，相信他们是因他而活，而事实上，他们是为他而活，最终，他们被归结为他亲笔在诊断证明书上写下的一句话：安息吧，上帝在门口等着你。

 经过两小时徒劳无功的搜查，费尔明娜·达萨离开了书房，觉得自己一时鬼迷心窍做出了不光彩的事。

在幻想的驱使下，她开始发现丈夫的变化。她发现他说话闪烁其词，在餐桌和床上都欲望不振，容易发火，而且言辞刻薄，在家的时候也不如原来那样平和，而是像一头被关在笼里的狮子。结婚以来她头一遭开始留意他晚回家多长时间，甚至精确到分钟。她对他说各种谎话，想骗他道出实情，过后又因为矛盾挣扎而痛苦万分。一天晚上，她被幻觉惊醒，看到丈夫正在黑暗中用仇恨的目光盯着自己。她不寒而栗，就像年少时曾看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站在她的床脚一样，只不过后者的出现并非出于仇恨，而是出于爱。更何况，这次根本不是幻觉，事实是，她的丈夫凌晨两点还醒着，从床上坐起身来，注视着熟睡的她。可当她问丈夫怎么回事时，他却矢口否认，重新把脑袋放在枕头上说：

“一定是你在做梦。”

这晚之后，又发生了一些类似的事，费尔明娜·达萨已经分不清现实在何处结束，梦幻又在何处开始。恍惚间，她觉得自己就要疯了。最后，她突然发现在基督圣体节那天，丈夫居然没有领圣体，最近几周的星期日也都没有领，更没有腾出任何时间来进行灵修，反省这一年的生活。当她问他这些信仰生活中不同寻常的变化究竟是何原因时，得到的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回答。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自从八岁第一次领圣餐起，他从没有在如此重要的日子里不去领圣体。于是，她意识到丈夫不仅犯下了致命的罪过，而且下定决心执迷不悟，因为他甚至都没有去找过忏悔神甫寻求帮助。她从未想过自己竟会为某种与爱情完全相悖的东西备受煎熬，可目前状况的确如此。她下了决心，唯一能让自己免于痛苦而死的办法就是在正侵蚀着她五脏六腑的毒蛇窝里放一把火。她真的这样做了。一天下午，就在丈夫快要结束午睡后的例行阅读时，她坐到露台上去补袜子。突然，她放下手中的活儿，把眼镜推到额头上，不带丝毫强硬迹象地对丈夫说：

“医生。”

他正沉浸于那个时期人人都在读的小说《企鹅岛》中，没有回过神来，只应了一声：“嗯。”[1]

 她没有放弃，继续道：

“你看着我的脸。”

他照她说的做了，透过老花镜的一片迷雾看着她。虽看不清楚，但他无需摘下眼镜，便能感受到她炙热的目光灼烧着他。

“出什么事啦？”他问。

“你应该比我清楚！”她回答。

她什么也没有再说，把眼镜从额头上放下来，继续补袜子。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明白，长久以来的焦虑就此结束了。与他预想的形式相反，这并不是一次心灵的地震，而只是平和的一击。他感到如释重负：既然迟早都要发生，那么晚来不如早到，反正芭芭拉·林奇小姐的幽灵早已进入这个家了。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是在四个月前认识她的，当时她正在仁爱医院的门诊候诊。见到她的那一刻，他便知道一件无可挽回的事终于在自己的命运中发生了。她是个黑白混血姑娘，个子很高，仪态优雅，骨骼宽大，皮肤的颜色像蜜一样，质地也像蜜一样柔软。那天早上，她穿着一身红底白点的衣服，帽子也是同样颜色，帽檐很宽，阴影一直遮到眼睛，看上去比任何人都更具性的蛊惑力。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平时是不接门诊的，不过有空时常会进去提醒那些高年级的学生说，任何药物都比不上一次正确的诊断。于是，他设法让自己在这个不期而遇的混血女人接受检查时在场，同时小心翼翼地不让学生们觉得他的任何一个表情有什么异常。他几乎没有看她，却把有关她的信息一一记在心里。那天下午，看完最后一个病人，他让车夫从她问诊时提供的地址前经过。她果然在那里，正在露台上乘凉。

那是一座典型的安的列斯式的房子，整体都漆成了黄色，连锌皮屋顶也是黄色的，窗子是粗麻布的，门廊里吊着一盆盆康乃馨和蕨类植物。房子坐落在滨海的马拉·克利安萨沼泽区，建在木桩之上。屋檐下挂着个笼子，一只黄鸟在里面歌唱。对面人行道边有所小学校，一拥而出的孩子们迫使车夫收紧了缰绳，以免让马受惊。很幸运，芭芭拉·林奇小姐刚好在这个时候认出了医生。她用老友的手势向他打招呼，邀他进去喝一杯咖啡，等纷乱的人群过去之后再走。他一反平日不喝咖啡的习惯，高兴地一边喝一边听她介绍自己。那是自那天早上以来他唯一感兴趣的事，也是之后几个月里占据他全部注意力、扰得他片刻不得安宁的事。刚结婚时，曾有个朋友当着他妻子的面对他说，他迟早会遭遇一段疯狂的激情，使他们婚姻的稳固受到威胁。而当时他自认为十分了解自己，对内心坚实的道德根基也把握十足，对此预言只付之一笑。现在倒好：他果真处在了这样的境地。

芭芭拉·林奇小姐是一位神学博士，是受人尊敬的新教牧师约拿坦·B·林奇的独生女。这位牧师又黑又瘦，经常骑着一头骡子到海滨沼泽区的贫穷村落去宣讲众多上帝中的某一位的福音，而在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看来，与他的上帝相比，其他这许多位上帝在书写时只能用小写。芭芭拉·林奇讲得一口流利的卡斯蒂利亚语，句法偶尔不通，但这种小小的磕绊反而令她别具韵味。到十二月，她就年满二十八岁了，不久前，她刚同另一位牧师——他父亲的学生——离了婚。她和他一起度过了两年糟糕的婚姻生活，因此再没有一点儿想重蹈覆辙的愿望。她说：“我只爱我的小黄鸟。”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太过严肃，竟没有听出她的弦外之音。相反，他迷茫地问自己是否这所有的便利条件都是上帝的一个圈套，为的是以后连本带利地向他讨还，但随即他又把这个想法从头脑里清除出去，认为这纯粹是自己在困惑之中的胡思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