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赫来思索着，从嘴边取下短短的烟斗，小心地用指头拨弄隆起的烟灰。烟斗已经灭了。

屋子里有十几个人在吸烟，灰色的烟雾状如浮云，在天花板上的毛玻璃灯罩底下盘旋，在省委书记椅子上方缭绕。坐在桌子后边角落里的人们，看上去宛若笼罩在轻烟薄雾中。

托卡列夫老头胸口贴着桌子，坐在省委书记旁边。他气呼呼地揪着胡子，偶尔斜眼瞅一下秃顶的矮个子。后者尖着嗓门在继续东拉西扯地说着不着边际的空洞废话。

阿基姆看到这个老钳工斜视的目光，不由得回想起童年。那时候他们家有一只好斗的公鸡，叫“斜白眼”，每次进攻前，也是这样斜眼打量对方的。

省党委的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秃顶是铁路林业委员会的主席。

他用灵巧的手指翻着文件，振振有词地说：

“……正是由于诸如此类的客观原因，省委和铁路管理局的决议才没有落实的可能。我再说一遍，即使再过一个月，我们能提供的木柴也不会超过四百立方米。至于完成十八万立方米的任务，那简直是……”秃顶在挑选字眼，“乌托邦【4】。”说完，小嘴巴一闭，受了冤枉似的噘着双唇。

接着是久久的沉默。

朱赫来用指甲弹着烟斗，想把烟灰磕出来。老钳工托卡列夫浑厚的喉音打破了沉默。

“用不着磨嘴皮子。铁路林业委员会过去没有木柴，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是这样吧？”

秃顶耸耸肩膀。

“对不起，同志，木柴我们是准备好了，可惜没有马车往外运……”秃顶噎住了。他掏出方格手帕擦擦光秃秃的脑袋，擦完后，手怎么也找不到袋口，就焦躁地把手帕往皮包底下塞。

“您采取了什么措施运送木柴呢？原先领导这项工作的那些行家因参与阴谋活动被逮捕已经过了好些日子了呀，”坐在角落里的杰涅科说。

秃顶朝他转过身来：

“我已经三次向铁路管理局打报告，说没有运输工具就不可能……”

托卡列夫打断了他的话：

“这我们早就听说了，”老钳工鄙夷地说，狠狠地瞪了秃顶一眼。“怎么，您以为我们是傻瓜？”

这一问，吓得秃顶背上一阵发麻。

“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我可不能负责，”秃顶回答的声音已经低了下来。

“但是，他们在远离铁路的地方伐木，这事您可知道？”阿基姆问。

“听说过，不过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出现在别人管的地段，我不能在上级面前说三道四。”

“您手下有多少工作人员？”工会理事会主席问。

“两百个左右。”

“这些酒囊饭袋每人一年只砍一立方米！”托卡列夫气得使劲啐了一口。

“铁路林业委员会全体人员都领头等口粮，那是让城里的工人从嘴里省下来的。可你们在干什么？我们拨给工人的那两车皮面粉，你们弄到哪儿去了？”工会理事会主席继续追问。

人们纷纷向秃顶提出各种各样尖锐的问题，他却一味支吾搪塞，就跟对付紧逼的债主似的。

这家伙滑得像黄鳝，根本不正面回答问题，两只眼睛不住地东张西望，本能地感觉到危险逼近了。他又心虚，又紧张，此刻只有一个愿望——赶快离开这儿，家里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他那还不算老的妻子正在读着法国作家保罗·德·科克的小说，等他回去。

朱赫来一面注意听秃顶的回答，一面在笔记本上写着：“我认为此人应进一步审查。看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能力低的问题。我已经掌握了他的一些材料……不必再跟他扯下去，让他滚开，咱们好谈正事。”

省委书记看了递给他的纸条，向朱赫来点点头。

朱赫来站起来，走到外屋去打电话。他回来的时候，省委书记已经念到决议的结尾：

“鉴于铁路林业委员会领导人公然消极怠工，故撤销其职务。此事交侦查机关进一步审处。”

秃顶本来以为结果还要糟些。不错，指责他消极怠工，撤了职，怀疑他不可靠，但这些没什么大不了的。至于博亚尔卡车站的事情，他用不着担心，那不是他管的地段。“呸，活见鬼，我还以为他们抓住什么把柄了呢……”

他差不多完全放心了，一边往皮包里收拾文件，一边说：

“好吧，我是一个党外专家，你们有权不信任我，但是我问心无愧。要是工作没做好，那是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

没有谁答理他。秃顶走出房间，匆匆下楼，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拉开临街的大门。

“公民，您贵姓？”一个穿军大衣的人问他。秃顶吓得心惊肉跳，结结巴巴地说：

“切尔……温斯基……”

外人出去以后，省委书记办公室里那十三个人全都紧紧地围到大桌子边。

“大家看……”朱赫来用手指按着摊开的地图说。“这是博亚尔卡站。离车站七俄里是伐木场，这儿堆积着二十一万立方米木柴。一支伐木大军在这儿干了八个月，付出巨大的劳动。结果呢，咱们被出卖了，铁路和城市还是得不到木柴。木柴要从六俄里以外的地方运到车站。这至少要用五千辆大车，整整运一个月，还得每天运两趟。最近的一个村庄远在十五俄里以外。而且，奥尔利克匪帮就在这个地区出没……这意味着什么，你们心中明白吗？……瞧，按原计划，伐木应该从这儿开始，然后向车站方向推进，谁知这帮坏蛋反而向森林深处推进。他们老谋深算，知道咱们无法把伐倒的木头运到铁路沿线。事实上咱们连一百辆大车也搞不到。他们就是这样整咱们……这跟搞暴动一样厉害。”

朱赫来紧握着的拳头沉重地落在涂了蜡的地图上。

恐怖在日益逼近，虽然朱赫来没有明说，但十三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冬天眼看就要到了，医院、学校、机关和几十万居民都将遭受严寒的侵害。车站上人头攒动，像一窝蚂蚁，火车却每星期只开一次。

每个人都在苦苦思索。

朱赫来松开了拳头。

“同志们，出路只有一条：在三个月内，从车站到伐木场修筑一条轻便铁路，全长七俄里。这样打算是为了在一个半月以后铁路能修到伐木场的边缘。这件事我已经琢磨了一个星期。要完成这项工程，”朱赫来嗓子发干，声音沙哑了，“需要三百五十名工人和两个工程师。普夏—沃基察有铁轨和七个火车头，是共青团员们在那儿的仓库里找到的。战前就有这样的打算，想从那儿铺一条轻便铁路到城里来。不过，工人在博亚尔卡没有地方住。那里只有一所破房子，是以前的林区小学。工人只能分批派去，两个星期轮换一次，时间再长会挺不住。阿基姆，咱们把共青团员调上去怎么样？”他没等回答，接着又说：“共青团要把能派的人都派去，第一批先派索洛缅卡区和一部分城区团组织的团员。任务异常艰巨，但是只要跟同志们讲清楚，这是为了拯救全城和铁路，他们一定会干好。”

铁路局长怀疑地摇了摇头，有气无力地说：

“这未必会有什么结果。在这么荒僻的地方铺七俄里长的铁路，现在又是秋季，多雨，而且很快就要上冻。”

朱赫来没有朝他回过头去，语气尖锐地说：

“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你本来应该多长个心眼儿，管好伐木工作。现在铁路支线一定要建成。总不能束手待毙。”［16］

最后几箱工具搬上了火车，乘务员各就各位了。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丽塔的皮夹克湿得发亮，雨珠跟小玻璃球似的往下滚。

丽塔来送行，她紧紧握住托卡列夫的手，低声说：

“祝你们成功。”

老人的两眼从灰白的眉毛底下慈祥地望着她。

“没错儿，他们存心给咱们找麻烦，”他嘟哝了一句，实际上是顺着自己的思路在说。“你们在这儿多留点神儿。要是谁使坏作梗，你们就给点压力。这帮废物办事总是拖拖拉拉的。哦，闺女，我该上车了。”

托卡列夫裹紧了短外衣。就在他临上车前，丽塔像是随口问道：

“柯察金怎么不跟你们一块儿去？没见他在小伙子们中间。”

“他昨天和技术员一块儿乘检道车为我们打前站去了。”

扎尔基和杜巴瓦沿着站台匆匆地朝这边走来，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安娜·博哈特。她很随便地披着短外套，纤细的手指夹着熄了火的香烟。

丽塔注视着渐渐走近的三个人，又向托卡列夫提了一个问题。

“柯察金在你那儿学习得怎么样？”

托卡列夫诧异地看了她一眼：

“什么学习？那小伙子不是你在辅导吗？他常跟我提到你，夸个没完。”

丽塔听着，有点不敢相信老人的话。

“托卡列夫同志，真是这样吗？他说他跟我学了之后，都要上你那儿补课的。”

老人哈哈大笑。

“上我那儿？……我根本没见他上门。”

汽笛响了。克拉维切克在车厢里喊：

“乌斯季诺维奇同志，你放我们的大伯上车吧。这样不行啊！没有他我们怎么办呢？”

这个捷克人还想说些什么，但是看见三个人走近，就不吭声了。他一看到安娜明亮而活泼的眼睛，发现她对杜巴瓦露出惜别的微笑，便感到一阵苦涩，急忙离开了车窗。

秋雨打着人们的脸。一团团深灰色的积雨云在低空缓缓移动。深秋，大片大片的林木都已经光秃了。老榆树郁郁不乐，满身的皱纹都藏在褐色的苔藓下面。无情的秋风剥去了它们的盛装。它们站在那里，光秃秃、病恹恹的。

小车站孤零零地隐在森林中间。一条新修的路基从车站的石砌货运站台伸向森林。路基两旁满是密密麻麻的人群。

黏糊糊的泥巴在靴子底下吧唧吧唧地响着，令人讨厌。路基两旁的人们在使劲挖土。铁钎发出沉闷的叮当声；铁锹碰在石头上，铿然作响。

细密的雨点像是从筛子上洒下来似的。冰冷的雨水渗进了衣服。雨水也冲走了劳动成果。泥浆像稠粥一样从路基上往下流淌。

衣服湿透了，变得沉重冰冷，但是人们每天干到天完全黑了才收工。修筑的路基一天天向密林深处延伸。

离车站不远处，立着一座破败不堪的石头建筑物的空架子。那里面，凡是能卸下、拆掉、砸断的东西，早就被人弄走了。门窗成了大洞小洞，炉门成了黑窟窿。房顶的破洞里露着桁架和椽子。

只有四个宽大的房间的水泥地未遭劫难。每天夜里，四百个穿着沾满泥浆的湿衣服的人就躺在水泥地上睡觉。大家在门口拧衣服，拧出一股股脏水。面对恶劣的雨天和遍地的泥泞，他们粗野地咒骂着。水泥地面上薄薄地铺了一层干草，大家紧挨着睡，互相用体温取暖。衣服冒着气，但是从来没干过。雨水渗过遮挡窗洞的麻袋，滴落到地上。雨点像密集的榴霰弹，敲击着屋顶上残存的铁皮。风从破门的缝隙里往里灌。

破旧的板棚算是厨房。早晨，大家在这里喝茶吃东西，然后上工地。午饭是单调得要命的素扁豆汤和一磅半黑得像煤块的面包。

城里能供应的只有这些。

工程师瓦列里安·尼科季莫维奇·波托什金是个干瘦的高个子老头，脸上有两道很深的皱纹。技术员瓦库连科身材矮壮，粗糙的脸上长着个肥厚的鼻子。他俩住在火车站站长家里。

托卡列夫住在车站肃反工作人员霍利亚瓦的小屋子里。霍利亚瓦长着两条短腿，好动得像水银。

筑路工程队以顽强的毅力经受着各种艰难困苦。

路基一天天向森林的深处延伸。

工程队里已经有九个人开了小差。过了几天，又跑了五个。

开工后第二个星期，筑路工地遭到第一次打击——这天晚上，火车没有从城里运面包来。

杜巴瓦叫醒托卡列夫，报告了这件事。

工程队党组织书记托卡列夫把两条毛茸茸的腿垂到地板上，狠狠地搔着胳肢窝。

“开始玩花样了！”他一边嘀咕，一边匆匆穿衣服。

霍利亚瓦像个圆球似的滚进屋子。

“快去挂电话，要特勤处，”托卡列夫吩咐他。接着他又叮咛杜巴瓦：“面包的事，你要守口如瓶。”

倔强的霍利亚瓦跟电话接线员吵了半个钟头，总算接通了特勤处副处长朱赫来的电话。托卡列夫听他跟接线员争吵，不耐烦地直跺脚。

“什么？面包没送到？我这就去了解，是谁干的好事。”听筒里震响着朱赫来的怒吼声。

“你告诉我，明天我们拿什么给大伙吃？”托卡列夫气恼地冲着话筒喊道。

朱赫来显然在考虑怎么办。过了好一会儿，托卡列夫才听到他这样说：

“面包我们连夜送去。我派利特克开汽车送去，他认识路。天亮前一定送到你们那儿。”

天刚亮，一辆沾满泥浆的汽车开到了火车站，车上装着一袋袋面包。小利特克疲乏地从车上爬下来。他一夜没合眼，脸色都苍白了。

为修筑铁路而进行的斗争越来越艰苦。铁路管理局来了通知，说枕木没有了，城里也找不到车辆，无法把铁轨和火车头运到工地上来，而且发现那些火车头还需要大修。第一批筑路人员即将到期，可下一批人员还没有着落。让这些已经筋疲力尽的人留下再干，是不可能的。

旧板棚里，积极分子围着一盏油灯商量到深夜。

第二天早晨，托卡列夫、杜巴瓦和克拉维切克到城里去了。他们带着六个人去检修火车头和运铁轨。克拉维切克是面包工人出身，他到供应部门去当监督员。其他人前往普夏—沃基察。

雨还在下个不停。

保尔·柯察金好不容易才把脚从黏糊糊的泥里拔出来。他感到脚底下冰冷刺骨，知道那只破靴底整个儿掉了。从来到这儿的第一天起，他就吃这双破靴子的苦头。靴子总是湿漉漉的，里面的泥浆咕唧咕唧响个不停。这下倒好，一只靴底干脆掉了，他只得光着脚板泡在冰冷刺骨的烂泥里。这只靴子使他干不成活。他从烂泥里捡起破靴底，无可奈何地看了看。他已经发过誓不再骂人，但这时候憋不住了。他提着破靴子走进板棚，在行军灶旁边坐下，解开沾满污泥的包脚布。把那只冻得麻木的脚伸到炉子旁边。

奥达尔卡在案板上切甜菜。她是巡道工的妻子，在这里给厨师打下手。大自然对巡道工这个毫无老态的妻子很慷慨，使她生得肩膀宽阔，胸脯高高，大腿粗壮。她切起菜来，刀功高超，一会儿切好的蔬菜便在案板上堆成小山。

奥达尔卡轻蔑地瞥了保尔一眼，挖苦地问：

“怎么回事儿？等饭吃了？还早了点儿吧。小伙子，你八成儿是偷懒溜过来的吧？你把脚伸到哪儿？这儿是厨房，不是澡堂子！”她训斥着保尔。

一个上了年纪的厨师走进来。

“靴子全烂了。”保尔解释了他来厨房的原因。

厨师看了看破靴子，朝奥达尔卡那边点点头，说：

“她丈夫是半个鞋匠，帮得上您忙的。没鞋穿，弄得不好，性命也难保。”

奥达尔卡听了厨师的话，再仔细看看保尔，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把您当成懒汉了，”她抱歉似的说。

保尔温厚地笑笑。奥达尔卡用行家的眼光仔细看了看那只靴子。

“我那口子才不补它呢——根本不能穿了。我家阁楼上有一只旧套鞋，我给您拿来，可别冻坏了脚。唉，受这种罪，哪儿见过呵！明后天就要上冻，您会冻坏的，”奥达尔卡同情地说。她放下菜刀，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她拿着一只长筒套鞋和一块亚麻布回来了。保尔用布包好脚，烤得热乎乎的，穿上了暖和的套鞋。他默默地以感激的眼神望望巡道工的妻子。

托卡列夫怒气冲冲地从城里回来了。他把积极分子召集到霍利亚瓦的房间里，向他们讲了不愉快的消息。

“到处都在怠工。不管你到哪儿，虽然看到车轮都没停，可就是光在原地打转。看来，兴风作浪的反革命分子，咱们还是抓得太少，所以老是碰上。同志们，我跟你们明说了吧：情况糟糕透顶。第二批的人还没凑齐，能派来多少还不得而知。转眼就要上冻，豁出命去也要抢在上冻以前把路铺过那片沼地。不然，以后用牙啃也啃不动。情况就是这样。小伙子们，城里那帮捣鬼的家伙，一个也逃不脱惩罚。咱们必须在这儿加油干，抢速度，只要还剩一口气，也要修筑好这条铁路。要不，咱们还叫什么布尔什维克呢？成了草包啦，”托卡列夫斩钉截铁地说，完全不是平时那种沙哑的低音。紧锁着的双眉底下那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表明他铁了心。

“今天咱们召开党团员会议，给大家讲清楚，明天都照常上工。非党非团的同志，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去，党团员都留下。这是团省委的决议，”说着，托卡列夫把一张叠成四折的纸交给潘克拉托夫。

保尔隔着潘克拉托夫肩头看过去，只见上边写着：

团省委认为，全体共青团员必须继续留在工地，等第一批木柴运出以后再换班。

团省委书记　　　　　　　

丽塔·乌斯季诺维奇（代签）　　　

板棚里挤得水泄不通，一百二十个人都挤在这里。有的靠板壁站着，有的爬上桌子，连灶台上也站着人。

潘克拉托夫宣布开会。托卡列夫话不多，但是最后一句话却使大家惊呆了。

“明天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能回城。”

老人的手在空中挥了一下，强调决定是不可改变的。这个手势把大家摆脱污泥、回城同家人团聚的希望一扫而光。一开始，会场里闹哄哄的，什么也听不清。人们晃动着，暗淡的灯光也跟着摇曳不定。黑暗遮住了人们脸上的表情。吵嚷声越来越大，有些人表示渴望“家庭的舒适”，有些人气恼地叫喊，说累坏了。许多人默不作声。只有角落里的一个人声明要离队。他愤怒地连喊带骂：

“见他妈的鬼了！我在这儿一天也待不住了。让人去服苦役，也得是犯了罪呀。可凭什么罚我们？硬让我们干了两星期，该够了吧。再也没有那么多傻瓜。谁决定的，让谁来干。谁乐意在烂泥里打滚，就让他打滚吧。我可只有一条命。我明天就走。”

这个叫嚷的人就站在奥库涅夫背后。奥库涅夫划着火柴，想看看这个逃兵。火柴点燃的一瞬间，照亮了他那扭曲的脸和张大的嘴。奥库涅夫认出他是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

“你瞧什么？我不躲不藏。我不是小偷。”

火柴熄灭了。潘克拉托夫站起来，挺直了身子。

“谁在这儿胡说八道？谁说党交给的任务是服苦役？”他瓮声瓮气地说，严厉的目光环视着周围的人。“弟兄们，咱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城去，咱们的岗位在这儿。要是咱们从这儿溜走，许多人会冻死的。弟兄们，咱们早点干完，就可以早点回去。当逃兵溜走，像这个可怜虫想的那样，是咱们的思想和纪律所不容许的。”

这个码头工人不喜欢发表长篇大论，但是，就这么短短的几句，也被刚才那个人的声音打断了：

“那么非党非团的人可以走吗？”

“可以，”潘克拉托夫明确无疑地说。

那个身穿城里流行的短大衣的年轻人，朝桌子跟前挤来。他扔出一张小小的证件，这证件跟蝙蝠似的在桌子上方翻了个跟斗，撞到潘克拉托夫的胸口，弹回来，竖在桌子上。

“这是团证，收回去吧。我可不为这么一张硬纸片卖命！”

他的后半句话淹没在全场爆发出来的斥责声中。

“你扔掉的是什么？”

“呸，你这个出卖灵魂的东西！”

“钻进共青团，图的是升官发财！”

“轰他出去！”

“传播伤寒的虱子，恨不得把你揍扁！”

扔掉团证的人缩着脑袋朝门口挤。大家像躲避鼠疫患者一样避开他。门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

潘克拉托夫捡起扔下的团证，凑近小油灯的火苗。硬纸片烧着了，卷起来，变成焦黑的纸筒。

森林里响了一枪。一人一骑从板棚这儿迅速逃离，钻进了黑幽幽的林子。人们从破校舍和板棚里跑出来。有人无意中碰到了一块插在门缝里的胶合板。人们划着火柴，用衣服下摆挡住风，借着火光，看见胶合板上写着：

通通滚出车站！从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谁敢留下，叫他脑袋开花。我们要把你们斩尽杀绝，一个不饶。限明天晚上以前滚蛋。

下面的署名是：大头目切斯诺克。

切斯诺克是属于奥尔利克匪帮的。

在丽塔房间里的桌子上摊开着一本日记。

十二月二日

早晨下了第一场雪。天冷得厉害。在楼梯上遇见维亚切斯拉夫·奥利申斯基。于是我们一起走。

“我一向爱欣赏初雪。哦，一派严冬景象！何等赏心悦目，对不对？”奥利申斯基说。

我想起了博亚尔卡工地上的人们，就回答他说，我对严冬和这场雪一点也不欣赏，相反，只觉得心烦。我把原因告诉了他。

“这是主观片面的。如果依此类推，那就应该认为，比方说在战时，笑声和一切乐观的表现都是不允许的。但是生活中并非如此。悲剧发生在前线。在那里，常常会有死神近在咫尺的感觉。然而即便在前线，也依然有笑声。至于远离前线的地方，生活一如往常：有笑声也有泪水，有痛苦也有欢乐，有对眼福和口福的追求，有惆怅失意，也有爱情……”

从奥利申斯基的话中，很难听出哪些是说着玩的。他是外交人民委员会的特派员。一九一七年入党。他的衣着是西欧式的，胡子刮得溜光，身上洒香水。他就住在我们这幢楼中谢加尔的那套房间里，晚上常来看我。同他聊天倒挺有意思，他曾在巴黎久住，知道西方的许多事情。但是我觉得和他不可能成为挚友。因为他首先把我看作一个女人，然后才是党内的同志。的确，他并不掩饰自己的意图和想法，说实话，他很有勇气，而且，他的追求也并不粗野。他善于表现得情意绵绵，然而我不喜欢他。

朱赫来那种略带粗犷的朴实跟奥利申斯基的翩翩风度相比，我倒觉得前者要亲切得多。

我们从筑路工地收到了一些简短的报告。每天铺路一百俄丈。他们把枕木直接铺在冻土上，放在刨出来的凹槽里。那里总共只有两百四十个人。第二批人员已经逃跑了一半。条件确实艰苦。在冰天雪地中，往后他们怎么工作呢？……杜巴瓦他们去检修火车头已经一个星期了。在普夏—沃基察的八个火车头，他们只修好五个，其余的没有零件修配了。

电车公司控告杜巴瓦，说他带着一批人，强行扣留了从普夏—沃基察往城区开的全部电车。他把乘客赶下车，把铺支线用的铁轨装到车上，然后沿着城里的电车线路，把十九辆车统统开到火车站。电车工人全力支援他们。

在火车站，索洛缅卡区的一群共青团员连夜把铁轨装上火车。杜巴瓦他们把铁轨运到了博亚尔卡筑路工地。

阿基姆拒绝把杜巴瓦的问题提到常委会上讨论。德米特里·杜巴瓦向我们反映，电车公司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极其严重，他们顶多只肯拨给两辆车。图夫塔教训杜巴瓦：

“该改掉游击习气了。现在这么干，要坐牢的。跟他们好好商量嘛，何必硬抢呢？”

我从没见过杜巴瓦这样怒不可遏。

“你这个死抠条文的家伙，自己干吗不去跟他们好好商量呢？坐在这儿，喝饱了墨水，净耍嘴皮子。我不把铁轨送到筑路工地，就得挨骂。我看得把你送到工地上去，让托卡列夫管教管教，省得在这儿碍手碍脚！”杜巴瓦暴跳如雷，惊动了整个省委大楼。

图夫塔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处分杜巴瓦。阿基姆让我走开一下。他和图夫塔谈了十来分钟。图夫塔从阿基姆房间出来的时候，脸色通红，怒气冲冲。

十二月三日

省委又收到了新的控告信，是铁路肃反委员会送来的。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和另外几个同志，在莫托维洛夫卡车站拆走了一些空房子的门窗。他们把拆下的东西往工程车上搬，站上的一个肃反工作人员要扣留他们，他们反而缴了他的枪。直到火车开动，才把退空了子弹的手枪还给他。门窗都运走了。另外，铁路局物资处控告托卡列夫擅自从博亚尔卡仓库提走二十普特钉子，作为报酬发给农民，让他们帮着从伐木场运出作枕木用的长木头。

我跟朱赫来同志谈了这两件事。他笑着说：“这些控告咱们都给顶回去吧。”

工地上的情况万分紧张。每一天都很宝贵。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有时也不得不施加点压力。我们常常把捣乱分子拖到省委来。工地上的小伙子们不按常规办事的情况越来越多。

奥利申斯基给我送来一个小巧的电炉。我和奥莉娅·尤列涅娃用它来烘手。房间里可并没有因此而暖和多少。那么在森林里，人们又是怎样挨过这样的夜晚呢？奥莉娅说医院里很冷，病人都不敢钻出被窝。那里每隔两天才生一次火。

你说得不对，奥利申斯基同志，前线和后方是休戚与共的！

十二月四日

大雪下了整整一夜。有报告说，博亚尔卡筑路工地全给大雪封住了。工程停了下来。大家在清除路上的积雪。今天省委决定：第一期筑路工程一定要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前完成，把路铺到伐木场边缘。据说，这个决定传达到博亚尔卡工地，托卡列夫这样回答：“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一定按期完成。”

柯察金一点消息也没有。他居然没像潘克拉托夫那样受到“控告”，倒很奇怪。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跟我见面。

十二月五日

昨天，匪徒们袭击了筑路工地。

马匹在松软的雪地上小心地迈着步子。有时候，马蹄踩在雪下的枯枝上，树枝折断，发出脆响，那时马就打个响鼻，闪到一边去。但是，贴伏着的耳朵挨了一枪托，它又急忙往前赶了。

十来个骑马的人翻过一片高低起伏的丘陵地，前面便是一长条没有被雪覆盖的黑色地面。

他们在这里勒住了马。马镫相碰，发出当的一声。领头的那匹公马使劲抖了一下身体。长途跋涉使它浑身直冒热气。

“他们的人，还真他妈的多得很，”领头的匪徒说。“得把他们全吓走。大头目吩咐，一定要叫这些臭工人明天通通滚蛋，否则他们真会得到木柴……”

匪徒们一个跟一个，沿着轻便铁路朝车站走去，渐渐接近早年林区小学旁的一片空地。他们隐藏在树背后，并不到空地上去。

一阵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雪团活像松鼠，从被月光照成银白色的桦树枝上滚落。树木之间，短筒枪喷出火光。子弹打得墙上泥灰迸溅。潘克拉托夫他们运来的玻璃窗也被击得粉碎，发出哀怨的叮当声。

枪声惊醒了睡在水泥地上的人。他们猛地跳起来，可房子里枪弹乱飞，迫使他们又卧倒。

有人压到了别人身上。

“你要上哪儿？”杜巴瓦一把抓住保尔的军大衣问。

“去外面。”

“傻瓜！趴下！你一露头，就会被撂倒，”杜巴瓦急促地低声说。

他俩紧挨着躲在大门旁。杜巴瓦伏在地上，握枪的手伸向门口。保尔蹲着，手指紧张地摸着转轮手枪的弹槽，里面有五颗子弹。他摸到空槽，便把转轮拨过去。

枪声突然停止了。接着是令人惊奇的沉寂。

“同志们，有枪的过来，”杜巴瓦低声指挥那些伏在地上的人。

保尔小心地打开了门。空地上没有一个人影。只有雪花飞旋着，慢慢地飘落到地面。

十个人抽打着马匹，隐入了森林。

吃午饭的时候，城里飞快地驶来一辆检道车。朱赫来和阿基姆走下车来，托卡列夫和霍利亚瓦上前迎接。一挺机枪、几箱机枪子弹和二十支步枪，从车上卸下，堆在站台上。

他们匆匆地向施工现场走去。朱赫来的大衣下摆在雪地上划出不规则的曲线。他的步子像熊一样左右摇晃。他还是老习惯，两条腿像圆规一样叉开，仿佛脚下仍然是晃动的甲板。高个子的阿基姆跟得上朱赫来，托卡列夫常常得跑几步才能追上他们。

“匪徒袭击，没什么大不了的。眼前有个山包挡道，给我们添了大麻烦。必须挖很多土方才行。”

托卡列夫站住了。他背过身子，两个巴掌稍稍弯曲着挡住风，点着烟，赶紧抽了两口，又去追前边的人。阿基姆停下来等他。朱赫来没有放慢脚步，继续往前走。

阿基姆问托卡列夫：

“这条支线你们能如期修成吗？”

托卡列夫没有立即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

“你要知道，老弟，一般说来是根本无法如期完成的，但是非完成不可呀。事情就是这样。”

他们赶上朱赫来，并排走着。托卡列夫很激动地接着说：

“问题就是这个‘但是’。工地上只有我和工程师帕托什金两个人明白：条件这样恶劣，人力和设备又不足，如期完工是办不到的。好在全体筑路人员都知道，不如期完工是绝对不行的。所以我上回才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修好这条铁路。’你们亲眼看看吧！我们在这儿挖土已经快两个月了。第四批眼看又要到期，可是基本成员一直没换过班，没喘过一口气，全凭青春热情支撑着。但有一半人已经着凉受寒了。看看这些小伙子，心里像刀割似的。他们是无价之宝……只怕不止一个人的命会断送在这个鬼地方。”

从车站开始，已经铺设好了一公里的轻便铁路。

往前是一公里半平整好的路基。路基上挖好的凹槽里铺着一排长木头，看上去很像被大风刮倒的栅栏。这算是枕木。再往前，一直到小山包跟前，是一条刚平整出来的路面。

在这里干活的是潘克拉托夫的第一筑路队。四十个人在铺枕木。一个穿着新树皮鞋的红胡子的农民，不慌不忙地把木头从雪橇上卸下，扔到路基上。稍远处，还有几架这样的雪橇。地上摆着两根长铁棍。这是用来代替路轨的，以便把枕木铺得一样平。为了把路基夯实，斧头、铁棍、铁锹全都用上了。

铺枕木是不能图快的细致活儿。必须铺得既牢固又平稳，让所有的枕木均匀地承受铁轨的压力。

只有筑路工长拉古京一个人懂得铺路技术。这老汉已经五十四岁了，留着油光发亮的八字胡，却没有一根白发。他自愿留下，接连干到第四批了。他跟年轻人一起忍受一切艰难困苦，在筑路队里受到普遍的尊敬。他是一位非党同志（他是塔莉娅的父亲），党组织开会总是请他出席，坐荣誉席。他为此感到自豪，发誓决不离开工地。

“你们说说看，我怎么能扔下你们不管呢？我一走，你们会搞乱的。这儿需要我的一双眼睛，需要实践经验。我在俄罗斯铺了一辈子枕木……”每到换班的时候，他都笑呵呵地这样说，于是就一次次地留了下来。

工程师帕托什金对他充分信任，很少到他这个工段来检查。这时候，大家正在干活儿，朱赫来等三人走到了他们跟前。潘克拉托夫正挥动斧子砍着安放枕木用的凹槽，他满脸通红，满头是汗。

阿基姆好不容易才认出了这个码头工人。他瘦多了，高颧骨更加突出，脸也没有好好洗过，又黑又憔悴。

“啊，省里的领导来了！”说着，他把热乎乎、湿漉漉的手伸给阿基姆。

铁锹声停了下来。阿基姆看见周围的人脸色都很苍白。脱下的大衣和皮袄全堆在旁边的雪地上。

托卡列夫跟拉古京交代了几句，就拉上潘克拉托夫陪同刚来的朱赫来和阿基姆走向小山包。潘克拉托夫和朱赫来并肩走着。

“潘克拉托夫，你说说，你们跟莫托维洛夫卡车站的肃反工作人员发生了什么事？把人家的枪都缴了，你不认为干得有点过火吗？”朱赫来严肃地问这个不爱说话的码头装卸工。

潘克拉托夫不好意思地微微一笑。

“我们跟他商量好了才缴他的枪。是他自己主动提出的。这小伙子跟我们谈得拢。我们把实际困难跟他一摆，他就说：‘同志们，我没有权力让你们卸走门窗。捷尔任斯基下的命令，严禁盗窃铁路财产。这儿的站长跟我是冤家对头。这个坏蛋偷东西，我总是干涉他。我让你们把门窗拿走，他准会上告，那我就得到革命法庭受审。你们先缴了我的枪，再把东西赶快运走。站长不上告，事情就算过去了。’所以，我们就这么干了。我们可不是把门窗往自己家里搬。”

潘克拉托夫看到朱赫来眼睛里闪过一丝笑意，又接着说：

“朱赫来同志，要处分就处分我们吧，您可别难为那个小伙子。”

“这事儿到此为止。往后再这样干可不行——这是破坏纪律。我们有足够的力量通过组织手段粉碎官僚主义。好了，现在谈谈更重要的问题吧。”于是朱赫来询问起匪徒袭击的详情。

在离车站四公里半的地方，大家在挥动铁锹，猛攻坚硬的冻土。他们要劈开挡道的小山包。

工地周围，有七个人担任警戒。他们带着霍利亚瓦的马枪和保尔、潘克拉托夫、杜巴瓦、霍穆托夫的手枪。这是筑路队的全部武器了。

帕托什金坐在斜坡上，往本子里记着数字。工地上只剩下他一个工程技术人员。瓦库连科怕被土匪的子弹打死，宁可让法庭以临阵脱逃罪判死刑，今天一早就开小差回城了。

“挖开这个山包，要半个月，因为地冻住了，”帕托什金低声对站在面前的霍穆托夫说。霍穆托夫是个老皱着眉头、动作迟缓、不喜欢多说话的人。

“总共只给我们二十五天，光挖山包您就用十五天，这不行！”霍穆托夫说，气呼呼地用嘴咬着胡子梢。

“这个期限也许定得不切合实际。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同这样的集体一起筑过路。我也可能估计错误，因为以前就错过两次，”帕托什金说。

这时候，朱赫来、阿基姆和潘克拉托夫走近了小山包。斜坡上的人们看到了。

“瞧！谁来了？”铁路工厂的吊眼旋工彼得卡·特罗菲莫夫用露在破绒线衣外面的胳膊肘捅了保尔一下，指指山坡下面说。保尔连铁锹也没扔，赶紧往山坡下跑。他的两只眼睛在帽檐下热情地微笑着。朱赫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时间比谁都长。

“你好哇，保尔！瞧你这身乱七八糟的装束，简直认不出了。”

潘克拉托夫苦笑了一下。

“他那五个脚趾行动一致，全露在外面。而且开小差的还偷走了他的大衣。幸亏跟他同一公社的奥库涅夫把破上衣给了他。不过没关系，保尔血气方刚，还可以在水泥地上烤一个星期，不铺干草也行，然后进棺材，”码头装卸工苦笑着对阿基姆说。

眉毛黑黑、鼻子微翘的奥库涅夫调皮地眯起眼睛说：

“我们才不让保夫卢什卡完蛋呢。我们可以推举他到厨房去，给奥达尔卡当后备火头军。只要他不是傻瓜，那儿吃也吃得饱，睡也睡得暖和——挨着炉子也行，挨着奥达尔卡也行。”

一阵善意的哄笑淹没了奥库涅夫的话。

这是他们今天头一回大笑。

朱赫来察看了小山包，然后同托卡列夫、帕托什金坐雪橇到伐木场去了一趟，接着又转回来。斜坡上的人仍在顽强地挖土不止。朱赫来望着飞舞的铁锹，望着弯腰拼命干活的人群，低声对阿基姆说：

“用不着开群众大会，这儿没有人需要宣传鼓动。托卡列夫，你说得对，他们是无价之宝，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朱赫来望着这些挖土的人，两眼流露出敬佩、疼爱和自豪的神情。就在不久以前，在反革命叛乱的前夜，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曾经扛起钢枪战斗。现在，他们又怀着共同目标奋战，要让钢铁动脉一直延伸到宝贵的木柴的堆放地去。这些木柴是温暖和生命的源泉啊。

帕托什金既彬彬有礼又凿凿有据地向朱赫来证明：要在这个小山包上开出一条路，少于两个星期是不可能的。朱赫来一面听他计算，一面心里打主意。

“您把斜坡上的人撤下来，调到前面去修路。咱们另想办法对付这个小山包。”

在车站的电话机旁，朱赫来待了很长时间。霍利亚瓦站在门外警卫。他听见屋里朱赫来在粗声粗气地说：

“立即以我的名义给军区参谋长挂电话，请他尽快把普济列夫斯基团调到筑路工地附近来。一定要肃清这个地区的匪帮。请从基地调一辆装甲车和几名爆破手来。其他事情由我自己安排。我夜里回去。让利特克在十二点以前把车开到车站。”

板棚里，在阿基姆的简短讲话以后，朱赫来接着发言。在亲切的交谈中，一个小时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朱赫来告诉筑路工人，原定的工程期限不可能改变，工程必须在一月一日之前完成。

“我们要把建筑工程转入战时状态。全体党员编成一个特勤中队，杜巴瓦同志任中队长。六个筑路小队都有硬性任务。尚未完成的工程平均分成六段，每队承包一段。全部工程必须在一月一日以前结束。提前完工的小队可以回城休息。另外，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还要向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呈报，给这个小队的优秀工人颁发红旗勋章。”

各小队的队长已经派定：第一小队是潘克拉托夫同志，第二小队是杜巴瓦同志，第三小队是霍穆托夫同志，第四小队是拉古京同志，第五小队是柯察金同志，第六小队是奥库涅夫同志。

“筑路工程队长、思想和组织工作的总负责人，”朱赫来在发言结束时宣布，“仍然由不换班的安东·尼基福罗维奇·托卡列夫担任。”

仿佛群鸟振翅起飞，响起一片掌声。一张张绷紧的脸都露出了笑容。朱赫来一向很严肃，最后这句话却说得亲切而诙谐，使长时间凝神细听的人们爆发出一片笑声。

二十几个人簇拥着阿基姆和朱赫来，一直把他们送到检道车旁边。

朱赫来同保尔话别，望着他那只灌满雪的套鞋，低声说：

“我给你捎双靴子来，你的两只脚还没冻坏吧？”

“好像有点冻坏，已经肿起来了，”保尔回答。他想起很久以来心中就有的要求，便抓住朱赫来的袖子，说：“能给我几发手枪子弹吗？我这儿有效的只有三发了。”

朱赫来抱歉地摇了摇头。但是他看到保尔失望的眼神，就毅然解下自己的毛瑟枪。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保尔开头简直不敢相信，他会得到这盼望已久的礼物，但是朱赫来已把枪带挂到他的肩膀上了。

“拿着吧，拿着吧！我知道你早就眼红了。不过要多加小心，可别误伤自己人。还有满满三夹子弹，也给你啦。”

一道道异常羡慕的目光射向保尔。有人喊：

“帕夫卡，咱俩换换。我给你一双靴子，外加一件短大衣。”

潘克拉托夫在保尔背上推了一下，逗趣地说：

“小鬼，换毡靴吧。再穿着那只套鞋，你别想活到圣诞节。”

这时候，朱赫来一只脚踩在检道车的踏板上，正在给保尔开持枪许可证。

大清早，一列装甲列车哐当哐当响着驶过道岔，开进车站。一团团乳白色的蒸汽像天鹅绒毛似的喷发出来，又立即消融在寒冷而清新的空气中。从装甲车厢里下来几个穿皮衣的人。几个小时后，装甲车送来的三名爆破手在斜坡上深深地埋下两个暗蓝色的大南瓜，接上长长的导火线，然后发出一发信号弹。人们纷纷离开现在已经变成险地的小山包，四下隐蔽。火柴点燃了导火线，发出如同磷火似的火光。

刹那间，几百个人心都紧缩起来。难挨的一分钟，两分钟——终于……大地猛地一抖，一股可怕的力量炸开了小山包，把巨大的土块抛上天空。接着，第二次爆炸比第一次更猛烈。震耳欲聋的巨响震撼着密林，山包炸裂的隆隆声在林间回荡。

小山包不见了，出现了一个深坑。方圆数十米内，在白糖一样的雪地上，撒满了飞溅出来的碎土。

人们拿着镐和锹，冲向炸开的深坑。

朱赫来走后，工地上掀起了异常激烈的竞赛，大家都想争第一。

离天亮还早着，保尔谁也不惊动，悄悄爬起来，在冰冷的地上艰难地挪动冻僵了的双脚，前往厨房。他烧开一桶喝早茶用的开水，回去叫醒本小队的同伴。

等到本队的人都醒来，天已经亮了。

在板棚吃早点的时候，潘克拉托夫挤到杜巴瓦及其兵工厂伙伴的桌子跟前，激动地说：

“米佳伊，看见没有？天不亮，保夫卡就把他那伙人叫起来了，现在他们恐怕已经铺了十俄丈。听大伙说，他们铁路工厂的人，全让他给鼓动得雄心勃勃，要在二十五日以前铺完自己的地段。他想把咱们都给比下去。对不起，还得走着瞧呢！”

米佳伊苦笑了一下。铁路工厂那一队的行动为什么使这个货运码头的共青团书记忐忑不安，他心里一清二楚。就连他杜巴瓦，也受到好朋友保夫卢什卡的鞭策：这个保尔什么话也没说，就向各队挑战。

“朋友归朋友，各自显身手。这是关系到谁输谁赢的问题，”潘克拉托夫说。

将近中午，柯察金小队正干得热火朝天，突然一声枪响，打断了他们的工作。站在架在一起的步枪架旁的哨兵，发现树林里出现了一队骑兵，便鸣枪示警。

“快拿枪，弟兄们，匪帮来了！”保尔喊道。他扔下铁锹，朝大树跑去。他的毛瑟枪就挂在树枝上。

全队都拿起了武器，卧倒在路基旁的雪地上。

前面的几个骑兵挥着帽子，其中一个高喊：

“别开枪，同志们！自己人！”

五十多个骑兵顺着大路跑近了，他们都戴着缀有红星的布琼尼帽。

原来这是普济列夫斯基团的一个排前来看望筑路人员。排长的坐骑少一只耳朵，引起了保尔的注意。那是一匹漂亮的灰骒马，额上有一块白斑。它躁动不安，在排长胯下“跳着舞”。保尔跑到它跟前，一把抓住嚼子旁边的缰绳，吓得它直往后退。

“小秃斑，小调皮，咱俩在这儿见面啦！你还没让子弹打死呀，我的独耳朵美人。”

他亲热地搂住战马的细长脖子，抚摸它那翕动的鼻子。排长仔细打量保尔，到底认出来了。他惊喜地喊道：

“哦，柯察金！是你呀！你认出了马，我谢列达你反倒没认出来。你好啊，兄弟！”

全城总动员，支援筑路工地，加速了工程进度。扎尔基把留在城里的人都调往博亚尔卡工地，团区委成了一个空架子。整个索洛缅卡区只剩下一些女团员。扎尔基又到铁路专科学校动员了一批学生去支援工地。

他向阿基姆汇报这些情况，半开玩笑地说：

“现在只剩下我和女无产者了。如果让拉古京娜代替我，门口换上‘妇女部’的牌子，我就可以上筑路工地了。我一个男子汉在娘子军里转，还真不自在。姑娘们都用怀疑的目光瞧着我。这群喜鹊准在背后叽叽喳喳说我：‘把别人都撵走了，自己却留在城里，这个大滑头。’没准儿还有更让我感到委屈的话呢。求你了，让我也去吧。”

阿基姆笑着拒绝了。

人们陆续来到博亚尔卡工地。铁路专科学校的六十名学生也来了。

朱赫来设法让铁路管理局调出四节客车车厢，开到博亚尔卡，给新到的工人当宿舍。

杜巴瓦小队撤出了工地。他们被派往普夏—沃基察，任务是把轻便铁路专用的小火车头和六十五节平板车运回工地。这项工作算作他们在工地上的任务。

杜巴瓦临走向托卡列夫建议，把克拉维切克调回来，让他领导新成立的一个小队。托卡列夫采纳了他的建议，丝毫没有怀疑他的真实动机。杜巴瓦想起克拉维切克这个捷克人，是因为收到了安娜托索洛缅卡区的人捎来的便条。便条上写着：

德米特里：

我和克拉维切克为你们挑了一大堆书报。我们向你、向博亚尔卡工地的全体突击手致以热烈的敬礼。你们全是了不起的人！愿你们身体强健、精神焕发。昨天，各木柴场的最后一批存货都配售完了。克拉维切克要我向你们转达问候。他是一个人品极好的小伙子。他亲自动手为你们烤面包。他信不过面包房里的那些人。他亲自筛面粉，亲自开机器和面。他想办法弄到优质面粉，烤出来的面包真好，和我平时领到的根本没法比。晚上，我这儿常聚集着咱们的人：拉古京娜、阿尔秋欣、克拉维切克，有时候还有扎尔基。我们也进行一些学习，但主要是谈谈各种人和事，谈得最多的是你们。姑娘们由于托卡列夫不让她们去筑路工地而生他的气。她们再三保证，能跟你们一样经受磨炼。拉古京娜说：“我穿上一身老爸的衣服去找老爸，他不见得能把我撵走。”

八成儿她真会这么干。代我问候黑眼睛的朋友。

安娜　　

暴风雪突然袭来。一团团灰色的阴云布满天空，低低地飘动着。大雪纷纷扬扬。晚上刮起了狂风，烟筒呜呜直响。狂风追逐着在林木间飞旋、躲闪的雪花，凄厉地呼啸着，使整座森林惊慌不安。

一整夜，暴风雪都在怒吼、肆虐。车站上那间破房子关不住热气，虽然通宵生着火炉，大家还是觉得寒气砭骨。

第二天清晨上工，脚陷入深深的积雪，树梢上却挂着一轮火红的太阳。天空碧蓝，万里无云。

柯察金小队在自己地段上清除积雪。到这时候保尔才体会到严寒造成的痛苦确实难熬。奥库涅夫给的旧上衣一点也不保暖，旧套鞋灌满了雪，好几次陷在雪里找不到。另一只脚上穿的靴子随时有掉底的危险。由于睡水泥地，他脖子上长了两个大毒疮。托卡列夫把自己的毛巾送给他当围巾。

保尔骨瘦如柴，两眼发红。他拼命地挥动大木锹铲雪。

这时，一列客车爬进了车站。火车头喘着气，勉强把它拖到这里。煤水车上一块木柴也没有，炉膛里的余火马上要熄灭了。

“给些木柴，我这就开走；不给的话，趁它还能动弹，让我停到备用线上去！”司机向站长大喊。

列车开到备用线上去了。停车的原因告诉了沮丧的旅客。车厢里挤得满满的人在叹息，在咒骂。

“你们去跟那个老头商量商量，就是在站台上走着的那个。他是工地负责人。工地上有当枕木用的木头，他可以下令用雪橇送一些过来，”站长给乘务员们出主意。他们立刻朝托卡列夫走去。

“木头有，但是不能白给。这是我们的筑路材料。现在工地让雪封住了。车上有六七百个乘客。妇女、小孩可以留在车里，其他人都得拿起铁锨来铲雪，干到晚上，就给你们木头。不愿意干，就让他们等到过年吧，”托卡列夫对乘务员们说。

“瞧！小伙子们，来了这么多人！哦，还有女的呢！”保尔背后有人惊奇地说。

保尔回过头去。

托卡列夫走过来说：“给你一百个人，分配他们干活吧。看着点，别让他们待着不动弹。”

保尔给这些新来的人派了活。有个身材高大的男子，身穿皮领子的大衣，头戴羔皮帽，在跟身旁的一个青年妇女说着话。那青年妇女戴着一顶海狗皮帽，顶上还有个绒球。男子悻悻地转动着手里的铁锨，抗议般地说：

“我不铲雪，谁也没有权力强迫我。要是向我这个铁路工程师提出请求，我可以负责指挥。你我都不必铲雪，没这条规矩。那个老头儿违法乱纪，我要追究他的责任。谁是这儿的工长？”他问身边的一个工人。

保尔走上前去：

“公民，您为什么不干活？”

男子用蔑视的目光把保尔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您是什么人？”

“我是工人。”

“那我跟您没什么可谈的。把工长给我叫来，或者别的负责人……”

保尔皱起眉头，瞪了他一眼，说：

“不想干活可不行。火车票上没我们的签字，您就上不了车。这是工程队长的命令。”

“您呢，女公民，也拒绝干活吗？”保尔转过身来问那个女人。霎时间，他呆住了：站在他面前的是冬妮亚·图马诺娃。

冬妮亚好容易才认出这个衣衫褴褛的人是柯察金。眼前的保尔身上穿着破衣烂衫，脚上穿着两只稀奇古怪的鞋子，脖子上扎着脏毛巾，脸好久没洗了。只有那一双眼睛，还跟从前一样炯炯有神。是他的眼睛。正是这个衣衫褴褛、像个流浪汉的人，不久以前却是她所爱的。一切变得多快啊。

冬妮亚最近结了婚，现在随同丈夫到一个大城市去。她丈夫在那里的铁路管理局担任要职。偏偏在这种情况下，她遇见了少年时代的恋人。她甚至觉得不便同柯察金握手。她的瓦西里会怎么想呢？柯察金如此潦倒，真叫人心里难过。显然这个火夫一直没有转机，只能来挖土。

她犹豫不决地站着，窘得满脸通红。那个铁路工程师气坏了。一个穷小子竟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妻子，他觉得实在太无礼。他把铁锨往地上一扔，走到冬妮亚跟前。

“走吧，冬妮亚。这个拉查隆尼【5】，我瞧着就生气。”

保尔读过《朱塞佩·加里波第》这部小说，知道拉查隆尼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

“如果我是拉查隆尼，那你就是漏网的资本家，”他粗声粗气地回敬，然后把目光转向冬妮亚，冷冰冰地对她说：“图马诺娃同志，拿上铁锨，站到队伍里去吧。别学这个胖水牛的样。对不起，我不知道他是您的什么人。”

保尔看着冬妮亚那双长筒皮靴，冷笑了一下，又随口添了一句：

“我劝你们别留在这儿，前两天土匪刚刚光顾过。”

他转过身，拖着那只套鞋，啪哒啪哒地回自己小队里去了。

最后这句话对工程师起了作用。

冬妮亚说服他一起去铲雪了。

傍晚收工后，人们都向车站走去。冬妮亚的丈夫抢在前面，到车厢里去占位子。冬妮亚站住脚，让工人们先过去。走在最后的是保尔。他拄着铁锨已经疲乏不堪。冬妮亚等他过来，和他并排走着，说：

“你好，保夫卢沙！坦白地说，看到你这种样子，我感到很意外。难道你不能在政府里弄个比挖土好些的差事吗？我还以为你早就当上了委员或者相当于委员的首长呢。你的生活怎么这样不顺利呀……”

保尔站住，用惊奇的目光瞧了瞧冬妮亚。

“我也觉得很意外，竟会看到你变得这么……酸臭。”保尔总算找到了这个比较温和的字眼。

冬妮亚的脸一直红到耳根。

“你还是这么粗鲁！”

保尔把铁锨往肩上一扛，迈步向前走。走了几步，他才回答说：

“图马诺娃同志，坦率地说，我的粗鲁比您的彬彬有礼好得多。我的生活没什么可担心的，一切都很正常。但是您的生活，却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两年前你还好一些，跟工人握手还不感到害羞。可现在呢，你浑身都是樟脑丸的味儿。说心里话，我跟你已经没什么可谈了。”

保尔收到阿尔乔姆的来信。哥哥说他快要结婚了，让弟弟无论如何回去一趟。

风吹走了保尔手中的白色信纸，它像鸽子一样朝上飞。保尔不可能去参加婚礼，现在怎么能离开工地？昨天，潘克拉托夫这头大熊已经超过了他们小队的进度，他们推进的速度简直让人惊呆了。这个码头装卸工在拼命争第一。他已经失去了惯有的沉着，不断鼓动来自码头的伙伴们拼命地干活。

帕托什金观察着这些顽强地埋头苦干的筑路工人。他惊异地搔着头皮问自己：“这是些什么样的人？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是从哪儿来的？天气再晴上七八天，我们就可以铺到伐木场了。俗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到老懂得还太少。这些人的工作打破了一切常规和定额。”

克拉维切克带着他亲手烤的最后一批面包从城里来了。他见过托卡列夫后，在工地上找到保尔。他俩亲热地互相问好。接着，克拉维切克笑嘻嘻地从麻袋里拿出一件精制的瑞典毛皮短大衣，拍拍那富有弹性的黄色皮面，说：

“这是给你的。不知道是谁送的吧？……咳！小伙子，你可真傻呀？是乌斯季诺维奇同志让带来的，怕你这个傻瓜冻死。这件大衣是奥利申斯基同志送给她的，她刚接过来就交给我，说给柯察金捎去吧。阿基姆曾对她说过，你穿着单衣在冰天雪地中干活。奥利申斯基微微撇了撇嘴说：‘我可以给那位同志另捎一件军大衣去嘛。’可丽塔笑着说：‘不用了，穿短的干活更方便。’拿去吧！”

保尔惊讶地拿着这件珍贵的短大衣，犹犹豫豫地穿到冻得冰凉的身上。才一会儿，柔软的毛皮就使他的双肩和前胸都感到暖烘烘的。

丽塔在日记里写道：

十二月二十日

暴风雪刮个不停。今天仍是风雪交加。博亚尔卡工地上的人们眼看就要把路铺到目的地，不料由于遇到严寒和暴风雪而受阻了。他们陷在雪中了。挖掘冻土是很难的。总共只剩下四分之三公里了，但这是最艰难的一段。

托卡列夫报告说，工地上发现了伤寒，已经有三个人病倒。

十二月二十二日

共青团省委召开全体会议。博亚尔卡工地没有人来参加。在离博亚尔卡十七公里处，匪徒弄翻了一列运粮火车。遵照粮食人民委员会全权代表的命令，工程队全体人员已奔赴出事地点。

十二月二十三日

又有七个伤寒病人从博亚尔卡工地送回城里。奥库涅夫也在其中。我到车站去了。哈尔科夫开来一列火车，从车厢连接板上抬下几具冻僵的尸体。医院里都不供暖。可恶的暴风雪！它什么时候才会停呢？

十二月二十四日

刚从朱赫来那里回来。消息证实了：昨夜奥尔利克匪帮倾巢而出，袭击博亚尔卡工地。双方交战两个小时。他们切断了电话线，所以直到今天早晨朱赫来才得到确切消息。匪徒被击退了。托卡列夫受伤，胸部被打穿，今天将把他送回来。弗朗茨·克拉维切克被砍死了。他昨天夜里正好担任警卫组长。是他发现匪徒，鸣枪报警的。他一边往回跑，一边还击进攻的敌人，但是没来得及跑到旧校舍，就被砍死了。工程队有十一个人负伤。现在工地上驻有一列装甲列车和两个骑兵中队。

潘克拉托夫现在担任工程队队长。今天，普济列夫斯基团追上了一部分匪徒，把他们一个不留地砍死了。一部分非党非团干部，没等火车来，就顺着铁路线步行离去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

托卡列夫和其他伤员都已被送回，安置在医院里。医生们保证把托卡列夫救活。他处于昏迷状态。其他人已没有生命危险。

省党委和我们都收到了筑路工地的来电：“为了回击匪徒，我们，所有参加今天群众大会的轻便铁路建设者，同‘保卫苏维埃政权号’装甲列车上的人员和骑兵团的红军战士一起，向你们保证，我们将排除万难，在一月一日以前把木柴运到城里。我们将全力以赴完成任务。派遣我们的共产党万岁！大会主席柯察金。书记员别尔津。”

我们以军队的仪式在索洛缅卡安葬了克拉维切克。

久盼的木柴已经近在眼前。但是筑路进度特别缓慢，伤寒每天都要夺去几十双有用的手。

这一天，保尔两腿发软，像喝醉了酒，摇摇晃晃地走回车站。他发烧已经好几天了，今天觉得热度比以往更高。

使工程队大量减员的肠伤寒也悄悄地向保尔进攻，但是他那健壮的身体仍在抵抗着。接连五天，他都强打精神，奋力从铺着干草的水泥地上爬起来，和大家一块儿去上工。他有暖和的皮大衣，冻坏的双脚又穿着朱赫来送的毡靴，可是这些东西也帮不上他了。

每走一步，胸部都像有什么东西猛刺一下。他浑身发冷，上下牙直打架，两眼模糊，只觉得树木围着他团团打转。

他好容易才走到车站。异常的喧哗声使他吃了一惊。仔细看去，站台旁边停着一列跟站台一样长的平板列车，上面装着火车头、铁轨和枕木，随车同来的人们正在往下卸。他又向前走了几步，便失去了平衡。他迷迷糊糊地感觉到脑袋撞在地上，积雪贴着灼热的面颊，很舒服。

几小时后，才有人偶然发现他，把他抬进板棚。保尔呼吸困难，已经认不得周围的人。从装甲列车上请来的医生说：“肠伤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四十一点五度。关节炎和脖子上的毒疮不值一提，都算小病。肺炎加伤寒就足以把他送往另一个世界。”

潘克拉托夫和刚回来的杜巴瓦尽一切可能抢救保尔。

他们托保尔的同乡阿廖沙·科汉斯基护送保尔回家乡。

多亏柯察金小队全体出动，更主要的是霍利亚瓦施加了压力，潘克拉托夫和杜巴瓦才把昏迷不醒的保尔及阿廖沙硬塞进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车上的人怕传染上斑疹伤寒，怎么也不肯让他们上车。有人还威胁说，车开动后，就要把病人扔下去。

霍利亚瓦掏出手枪，指着那些人的鼻子怒喊：

“这个病人不传染！就是把你们通通撵下车，也得让他走！自私自利的家伙，你们记住，我马上通知沿线各站，要是谁敢碰他一指头，就把你们全撵下车扣押起来。给你，阿廖沙，这是保尔的手枪。谁敢碰他，你就对准谁开枪，”霍利亚瓦为了镇住那些人，又加上这么一句。

火车开走了。在空空的站台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跟前说：

“你说，他能活吗？”

没有得到回答。

“走吧，米佳伊，只能听其自然了。现在全部担子都得由咱俩挑起来。今天连夜把机车卸下，明天早上就试车。”

霍利亚瓦给沿线各站搞肃反工作的朋友打电话，反复请求他们不要让乘客把保尔抬下车。直到每个同志都答应绝对办到后，他才去睡觉。

在一个铁路枢纽站上，从一列客车的车厢里抬出了一个浅色头发的年轻人的尸体。他是谁，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站上的肃反工作人员想起霍利亚瓦的嘱托，跑到车厢跟前阻止，但是看到这个年轻人确实已经死亡，只得叫人把尸体抬到收容站的停尸房里去。

他们立刻打电话到博亚尔卡工地，通知霍利亚瓦，说他十分关心的那个同志已经去世了。

博亚尔卡工地发了一份简短的电报给省委，报告了柯察金的死讯。

阿廖沙·科汉斯基把重病的保尔送到了家。接着，他自己也得了伤寒躺倒了。

以下是丽塔的又一篇日记。

一月九日

我为什么这样难过？在坐下提笔以前我就哭了。谁能想到丽塔会失声痛哭，而且哭得这样伤心？难道眼泪一定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吗？今天流泪是因为悲痛难忍。怎么会悲从中来呢？今天本是喜庆的日子。可怕的严寒已经被战胜，铁路各站堆满了宝贵的木柴，我也刚开完祝捷会回来。那是市苏维埃为表彰筑路英雄而召开的扩大会议。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悲痛突然涌上心头呢？确实胜利了，但是有两个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克拉维切克和柯察金。

保尔的死使我明白了真情：他对于我，比我原先想象的更珍贵。

日记就写到这里，不知道哪天才会写下一篇。明天我要写信到哈尔科夫，告诉他们我同意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