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获得了胜利。伤寒没能夺走保尔的生命。他第四次死而复生。卧床一月之后，保尔终于又站起来。他消瘦而苍白，两腿颤巍巍的，但是开始手扶墙壁，试着在房间里走动。他让母亲搀扶着走到窗前，久久地凝望着大路。雪水汇成的一个个小水洼在闪烁。外面已是冰雪消融的早春天气。

紧靠窗户的樱桃树枝上，神气活现地站着一只灰胸脯的麻雀，它那机敏的小眼睛不安地望着保尔。

“嗨，冬天咱们算是熬过来了吧？”保尔手指头敲敲窗户，轻轻说。

母亲惊恐地看看他。

“你在跟谁说话呀？”

“我跟麻雀……飞走了，这机灵的小东西，”保尔无力地笑了笑。

花红柳绿，春意盎然。保尔·柯察金开始考虑回城市。他已经康复到可以走路，不过体内总还潜伏着别的什么病。那天他在园子里散步，突然脊椎骨一阵剧痛，使他摔倒在地上。他艰难地站起来，慢慢回到屋里。第二天，医生为他作了仔细检查，在脊柱上摸到一个深坑，不由得惊叫：

“您这儿怎么有个坑？”

“医生，这是让公路上的石头给砸的。在罗夫诺城下，我背后的三英寸口径的野炮将公路上的石头炸飞了……”

“那您怎么走路的？难道没有妨碍吗？”

“没有。当时我躺了两个钟头左右，就骑上马走了。直到现在才第一次发作。”

医生皱着双眉，认真检查那个坑。

“呣，亲爱的，这东西非常讨厌。脊柱是经不起这种震动的。但愿它以后不再发作。柯察金同志，穿上衣服吧。”

医生带着掩饰不住的忧虑，同情地看看病人。

阿尔乔姆住在老婆斯乔莎家里。斯乔莎年龄不大，相貌却丑陋。这是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那天，保尔顺路去看望哥哥。肮脏的小院子里，一个满身污泥的斜眼小男孩在跑来跑去。他看到了保尔，一边神情专注地挖鼻孔，一边瞪着小眼睛很不礼貌地问：

“你要干什么？来偷东西吧？你快走吧，要不然，我娘会发火的！”

破旧的矮木房，有一扇小窗开着，阿尔乔姆在屋里招呼：

“保夫卢沙，进来吧！”

一个老太婆正拿着炉叉在炉子旁边忙碌着，她的脸色黄得跟羊皮纸似的。老太婆冷冷地白了保尔一眼，让他过去，然后把锅勺敲得叮当乱响。

两个留着短辫子的大女孩赶紧爬上炉炕，带着野蛮人的好奇神情，探头探脑地打量着客人。

阿尔乔姆坐在桌边，脸色有点儿尴尬。母亲和弟弟都不赞成他的婚事。石匠的女儿加利娅挺漂亮，她是服装厂女工。阿尔乔姆这个血统无产者，跟她交往了三年，不知为什么竟然断绝了关系，反而跟难看的斯乔莎结婚，到这个没有男劳动力的五口之家，当了上门女婿。在这儿，他从机车库下班以后就用全部精力侍弄田地，重整衰败的家业。

阿尔乔姆知道保尔不赞成他倒退，曾说他退入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所以这会儿，他在观察弟弟对他这儿的整个环境有什么反应。

兄弟两个坐着，说些通常见面时说的没什么意思的客气话。一会儿，保尔就要走了。阿尔乔姆挽留他：

“等一下，跟我们一块儿吃东西。斯乔莎这就端牛奶来。这么说你明天就要走？保夫卡，你还很虚弱呀。”

斯乔莎走进屋，跟保尔打了个招呼，就叫阿尔乔姆到打谷场上去帮她搬东西。保尔留在小屋子里，独自面对不想答理人的老太婆。窗外传来教堂的钟声。老太婆放下炉叉，不满地嘀咕着：

“我主耶稣，我忙死忙活，连祷告也没工夫！”说着，从脖子上取下围巾，斜眼看着客人，走到屋子的一角，那儿挂着年久发黑、显得愁眉不展的圣像。她撮起三个瘦削的指头，开始画十字。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所有的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名……”她那干瘪的嘴唇抖动着，低声说。

院子里，小男孩冷不防骑到耷拉耳朵的黑猪身上。他双手揪住猪鬃，两只光脚猛踢猪肚，冲着团团打转、叫唤的猪吆喝。

“驾！驾！走，撒开四蹄跑！吁！别调皮！”

猪驮着小男孩满院子乱跑，竭力要把他甩下，可斜眼的捣蛋鬼骑在猪身上挺稳当。

老太婆停止祷告，头探出窗外。

“我叫你骑，让你摔死！快从猪背上下来，你这讨厌鬼！你这个小疯子，快给我滚开！”

猪终于把小骑手甩了下来。老太婆如愿以偿，又转身对着圣像。她一脸虔诚，继续祈祷：

“愿你的天国降临……”

满脸泪痕的小男孩出现在门口。他用衣袖擦着摔伤的鼻子，疼得哭哭啼啼的，嚷嚷着：

“娘……，我要吃甜馅饺子！”

老太婆狠狠地转过身来。

“斜眼鬼，闹得我做不成祷告。狗崽子，我这就把你喂个饱！……”说着，她从凳子上抓起鞭子。小男孩一溜烟儿逃得没了影子。两个女孩子在炉灶后面偷偷地笑出了声。

老太婆第三次开始做祷告。

保尔没等哥哥回来，站起身来走了。他关篱笆门的时候，瞥见老太婆从墙边的小窗口探出头来。她监视着客人。

“阿尔乔姆怎么会鬼迷心窍，跑到这儿来的？这下他到死也摆脱不开了。斯乔莎每年都会生一个孩子。他像甲虫掉在粪堆里，越陷越深。弄得不好，连机车库的那份工作也会丢掉，”保尔走在空寂无人的街道上，闷闷不乐地想。“可我原本还想吸引他参加政治活动呢。”

想到明天就要前往一座大城市，那里有他的朋友和意气相投的人们，他心情欢畅了。大城市气象宏伟，朝气蓬勃，行人川流不息、熙熙攘攘，电车叮叮当当，汽车喇叭鸣响——这些都使他心向往之。而最吸引他的，是巨大的石头厂房，熏黑的车间，一排排机器，微微发响的滑轮。他向往飞轮高速运转、散发着机油味儿的地方，向往自己已经习惯了的场所。而在这里，在沉寂的小城里，保尔走在街头，会产生一种压抑感。怪不得小城在他眼里显得陌生和无聊了，连白天出去散散步，也觉得毫无意趣。有时候，保尔从那些坐在台阶上的长舌妇跟前走过，会听到她们叽叽喳喳的闲扯：

“姐妹们，瞧瞧，这个丑八怪打哪儿来的呀？”

“看得出，这人是个痨病鬼。”

“身上的皮上衣倒挺值钱，没错儿——是偷来的……”

诸如此类令人讨厌的事情多得很。

他与这个小城的种种联系早已彻底中断。大城市显得更亲近、更可爱。那里有他意志坚强、生气勃勃的朋友，那里有他的工作。

保尔·柯察金不知不觉走到了松林跟前，在岔路口停下脚步。右面隔着一道高高的尖头木栅栏，是阴森森的旧监狱，监狱后面露出医院的白色楼房。

正是在这里，在这个空旷的广场上，瓦莉娅和她的同志们被绞死了。保尔在曾经竖绞架的地方默默伫立片刻，然后朝陡坡走去。他沿着陡坡往下走，来到了烈士墓地。

坟墓周围，好心的人们摆上了云杉枝编成的花环，宛如替小小的墓地修了一道绿色的篱笆。陡坡上劲松挺立，峡谷的斜坡上嫩草如茵。

这儿是小城的边缘。一派静谧而肃穆的景象。松林在沉吟。大地回春，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泥土气息。同志们就是在这里英勇就义的。他们献出生命，是为了让出世即受穷、降生便为奴的人们过上美好的生活。

保尔慢慢地摘下帽子。悲痛，深切的悲痛，充满了心间。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给予人只有一次。应当这样度过人生：回首往事，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临终的时候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必须抓紧时间生活。一场暴病，或者一次横祸，都可能使生命终止。

保尔这样思索着，离开了烈士墓地。

家里，心情忧郁的母亲在为儿子收拾行装。保尔望着母亲，发现她在偷偷落泪。

“保夫卢沙，你留下好吗？我老了，孤零零地过日子多么悲凉。不管有几个孩子，一长大就都各自飞走了。那个城市里有什么吸引着你呢？这儿也可以过日子呀。也许看中了哪只短尾巴的雌鹌鹑了吧？在我这老太婆面前，你们什么都不说。阿尔乔姆没吭一声就结了婚。你呢，更不会说了。只有在你们病病歪歪的时候，我才看得到你们，”母亲喃喃地诉说着，把简单的衣物放进干净的布袋。

保尔搂住母亲的肩膀，把她拉到胸前。

“好妈妈，根本没有雌鹌鹑！鸟儿是找同类做伴的，这你老人家会不知道吗？要照你这么说，我不成了公鹌鹑了？”

他把母亲逗笑了。

“妈妈，我自己发过誓，在把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消灭以前，不跟女孩子谈情说爱。什么，你说那要等很久？不，妈妈，资产阶级支撑不了多久……一个属于人民大众的共和国会建立起来。你们这些干了一辈子活的老头老太太，都送到意大利去，那地方靠着海边，暖洋洋的。妈妈，那儿根本不存在冬天。把你们安顿在资本家的宫殿里，在温暖的阳光底下晒晒老骨头。我们呢，到美洲去消灭资产阶级。”

“儿子啊，你说的那种神话般的日子，我是活不到了……你爷爷也是这样满脑子怪念头。他是水兵，经常出海航行。真像个江洋大盗，上帝原谅我这么说！当年他到塞瓦斯托波尔去打仗，丢了一只胳膊一条腿才回家。他胸前戴着两枚十字奖章，丝绦上挂着两个五十戈比的银币，可老人还是死于可怕的穷困。他脾气可倔了，曾经用拐棍打一个官老爷的脑袋，结果坐了将近一年牢。十字奖章不管用，人家照样把他关起来。我看你跟你爷爷是一个样。”

“妈妈，我们干吗要把分别弄得这样不愉快呢？给我手风琴吧，我好久没拉了。”

他低下头，俯在那排珠母色的琴键之上。他奏出崭新的曲调，使母亲感到惊讶。

他的演奏跟以前不同了。没有浮躁和飘忽不定的音调，没有花哨而狂放不羁的音调，也没有曾使他闻名全城的那种令人如痴如醉的亢奋旋律。如今，他的琴声是那么和谐有力，而且显得深沉多了。

保尔独自来到了车站。

他说服母亲留在家里，因为不想让她再流一次离别的眼泪。

人们争先恐后地往车厢里挤。保尔占了一个上铺，居高临下望着激动的旅客在过道上大叫大嚷。

大家全都扛着布袋，使劲儿将布袋往铺位底下塞。

列车开动后，大家安静下来了，这时候人们照例狼吞虎咽地吃东西。

保尔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保尔想去的第一所房子位于市中心的克列夏季克大街。他慢慢地拾级而上，登上天桥。周围的一切都很熟悉，没有什么改变。他在天桥上走着，一只手抚摩着光滑的栏杆。快到要往下走的地方了。他停住脚步，天桥上看不到一个人影。夜空无限深邃，恢弘壮观，赏心悦目。夜色给苍穹遮上了黑天鹅绒，无数的星星在闪烁，宛如磷火点点，发亮生辉。下面，在那天地隐约相交的地方，黑暗中显现着城市的万家灯火……

有几个人，迎着保尔·柯察金拾级而上。他们激烈争论的声音打破了夜间的寂静。于是，保尔不再观看城市的灯光，抬脚往下走去。

柯察金来到克列夏季克大街，走进军区特勤处的警卫室。值班警卫长告诉他，朱赫来早已不在本市了。

警卫长提出许多问题，久久地盘问保尔，直到确信这小伙子跟朱赫来挺熟，才说出朱赫来已在两个月前调往塔什干，在土耳其斯坦前线工作。保尔大失所望，他甚至没有再详细询问，就转身退了出来。他感到浑身疲倦，只得在大门外的台阶上坐一会儿。

一辆电车驶过，一路发出隆隆的轰鸣。人行道上，人流不断。真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忽而响起女人的欢声笑语，忽而传来男子浑厚嗓音的只言片语；忽而飘过小伙子的高谈阔论，忽而又是老年人沙哑的咳嗽。电车里灯光明亮，汽车前灯射出刺眼的光。近旁，电影院的广告周围，电灯亮得如同白日。街上到处是人，熙熙攘攘，脚步匆匆，说笑声不绝于耳。这就是大都市的夜晚。

街市的喧闹和繁忙景象，使得保尔强烈的失望情绪平缓下来。可上哪儿去呢？往回走，到朋友们居住的索洛缅卡区去吧，但是太远。大学环路倒离这儿不远，保尔的脑海里浮现出那里的一幢楼房。没错儿，他应该马上到那儿去。除了朱赫来，他急于看望的同志，不就是丽塔吗？到了那儿，他可以在阿基姆或米哈伊拉的房间里过夜。

还在远处，保尔就看到了高处楼角窗户上的灯光。他尽量平静下来，拉开了橡木大门。他在楼梯平台上站了几秒钟。隔着门，他听见丽塔房间里有说话声，还有人在弹吉他。

“哦！看来连吉他也允许弹了？政策放宽了。”保尔猜测着，握拳轻轻敲门。他感到心潮起伏，便咬紧了嘴唇。

开门的是个不认识的年轻女子，两鬓垂着鬈发。她疑惑地打量着保尔：

“您找谁？”

她没有关上门，保尔匆匆扫视了一下房内陌生的陈设，心里已经明白了几分。

“我能见见乌斯季诺维奇吗？”

“她不住这儿了。早在一月份就去了哈尔科夫，听说又从哈尔科夫去了莫斯科。”

“那么阿基姆同志还住在这幢楼房里吗？他没搬走吧？”

“阿基姆同志也搬走了。他现在是敖德萨省团委书记。”

保尔不得不转身离去。回到这座城市的喜悦心情消失了。

现在得好好想想上哪儿过夜。

“这样一家家地去找朋友，只怕跑断腿也找不到一个，”保尔克制着沮丧情绪，忧郁地嘟囔着。不过，他还是拿定主意，再去碰碰运气——去找潘克拉托夫。这个码头装卸工就住在码头附近，上他家总比去索洛缅卡要近些。

他终于来到潘克拉托夫家门口，这时他已疲乏不堪了。他一边敲那曾经漆成红褐色的门，一边心里盘算：“要是这个也碰不上，我再也不瞎跑了。钻到小船舱里睡一夜吧。”

一个老太太开了门，她扎着一条素色的头巾，在下巴底下打了个结。这是潘克拉托夫的母亲。

“大娘，伊格纳特在家吗？”

“他刚回来。您找他吗？”

老太太没有认出保尔，回头喊潘克拉托夫的小名：

“根卡，有人找你！”

保尔随着她进屋，把布袋放到地上。潘克拉托夫咬了一口面包，从桌边转过身来：

“既然是找我，你坐下谈吧。让我把这碗汤灌下去。从早上到这会儿只喝了点白开水。”潘克拉托夫说着拿起一把木头大勺子。

保尔在他旁边的破椅子上坐下，脱了帽子，习惯地擦擦额头。

“难道我变得这么厉害，连根卡也认不出我了？”保尔暗想。

潘克拉托夫喝了两勺汤，没听见来人答话，便转过头来：

“哎，说吧，你有什么事儿？”

他一只手拿着面包，正要往嘴里送，突然停住了。他不知所措地眨巴着眼睛：

“唉……等一下……你别开玩笑！”

保尔见他紧张得满脸通红，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保夫卡！我们只当你死了呢！……等等，你究竟是谁？”

潘克拉托夫的母亲和姐姐正在隔壁房间里，听见他的喊声，也跑了过来。三个人终于同时认出面前的人确实是柯察金。

家里的人早已睡了，潘克拉托夫还在给保尔讲述四个月来发生的各种事情。

“早在去年冬天，扎尔基、米佳伊和米哈伊拉去了哈尔科夫。这三个家伙不是去别处，而是直奔共产主义大学。万卡和米佳伊进的是预科。米哈伊拉读一年级。我们总共十五个人参加考试。我是心血来潮才报了名。我想自己脑子里空空的，需要充实一下。可谁知道，考试委员会把我扔在沙滩上，搁浅了。”

潘克拉托夫气恼地哼了一声，继续说：

“开头我还挺顺利。一切条件都具备：有党证，团龄也够了，经历和出身更是过得硬。但是一到政治考试，我遇上了麻烦。

“我是被考试委员会的一个同志卡住的。他向我提了这么个问题：‘潘克拉托夫同志，请谈谈您对哲学有什么认识？’你知道的，我对哲学什么认识也没有。可当时我忽然想起，我们那儿曾经有个装卸工，念过中学，是个流浪汉。他当装卸工是做做样子的。有一次他告诉我们：鬼知道那是什么时候，希腊有一伙学者，自以为满肚子学问，人家管他们叫哲学家。其中有个老兄，名字我记不起了，好像叫伊杰奥根【6】，他一辈子住在木桶里，还有别的怪毛病……在那伙人当中，数他本事最大，能够用四十种方法证明，黑的就是白的，白的就是黑的。总而言之，他们全是吹牛大王。这不，我想起了那个中学生讲的故事，心里琢磨：‘这个委员打算从右翼包抄我。’他正狡猾地瞧着我呢。好吧，我当即张口就来。我说：‘哲学就是空话连篇，吹得神乎其神。同志们，让我学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可没有一丁点儿兴趣。党史才是我打心眼儿里喜欢学的。’他们听了，还刨根问底，要我谈谈对哲学的这些新见解是从哪儿来的。我当场把中学生的话添枝加叶地说一遍，惹得全体考试委员哈哈大笑。我火冒八丈，说：‘怎么着，你们全把我当傻瓜吗？’我抓起帽子就回家啦。

“后来，在省委，那个考试委员遇到我，跟我谈了三个小时。原来，那个中学生是胡扯。实际上，哲学是一门充满智慧的大学问。

“杜巴瓦和扎尔基通过了考试。没错，杜巴瓦是念过不少书，扎尔基可比我强不了多少。这个万卡准是沾了勋章的光。一句话，我是一场空欢喜。他们派我到这码头上抓业务。我当了代理货运主任。以前为了青年的各种事情我常常跟头头们发生冲突，如今自己管业务了。有时候，碰上懒鬼或马大哈，我就以主任和书记的双重身份制伏他。对不起，别想在我面前耍花招。我自己的情况，就先谈这些吧。还有哪些新闻没告诉你呢？阿基姆的情况你知道了。团省委的老熟人当中，只有图夫塔还蹲在老地方。托卡列夫到索洛缅卡区担任党委书记，你们那个公社的社员奥库涅夫在团区委会。塔莉娅主管着政治教育部。茨韦塔耶夫在铁路工厂里做着你原先的工作。我不大了解他的情况。在省委碰到过，好像是个挺聪明的小伙子，不过有点自负。你还记得安娜·博哈特吧，她也在索洛缅卡，是区党委的妇女部长。其他人的情况，我已经告诉过你。是的，保夫卢沙，党把许多人送去学习了。原先的骨干全都在省党政干部学校进修。他们答应明年也把我送去。”

直到后半夜，他们才睡觉。早晨，保尔醒来时，潘克拉托夫已经不在家，他上码头去了。他的姐姐杜霞是个健壮的姑娘，面貌很像弟弟。她一面招待保尔吃早点，一面兴冲冲地对他讲各种琐事。潘克拉托夫的父亲是轮机长，出航了，不在家。

保尔打算出去了，杜霞叮嘱他：

“别忘了，我们等您吃午饭。”

团省委大楼里热热闹闹，跟从前一样。门一会儿开，一会儿关。走廊上，房间里，全是人。办公室里，不断传出打字机的嗒嗒声。

保尔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看看能不能碰到熟人。一个熟人也没碰到，他便走进书记办公室。

团省委书记穿着领扣在侧面的竖领蓝衬衫，坐在大写字台后面。他瞥了保尔一眼，没有抬头，继续写着什么。

保尔在他对面坐下，仔细观察阿基姆的继任者。

“有什么事儿？”穿蓝衬衫的书记写完一页纸，打上句号，然后问保尔。

保尔把自己的情形讲了一遍。

“同志，我需要恢复团籍，再回铁路工厂。请指示下面办一办。”

现任书记往椅背上一靠，斟酌着回答：

“团籍当然要恢复，这是用不着研究的。只是派你回铁路工厂，不大好办。茨韦塔耶夫已经在那里工作，他是本届团省委委员。我们派你到别的地方去吧。”

保尔眯了眯眼睛。

“我去铁路工厂，不是去妨碍茨韦塔耶夫工作。我到车间去干本行，不是要当共青团书记。别派我担任别的职务，因为我的体质还很弱。”

书记同意了。他在一张纸上匆匆写了几个字。

“把这个交给图夫塔同志，他都会办妥的。”

在登记分配处，图夫塔正在斥责一名负责团员登记的助手。保尔听了一会儿，看出他们一时半会儿还吵不完，就打断了脸红脖子粗的登记分配处处长。

“图夫塔，你待会儿再接着跟他吵，这是书记给你的条子，给我办一办证件吧。”

图夫塔一会儿看看字条，一会儿瞧瞧保尔，好长时间才明白过来。

“哎哟！这么说，你没死？这下怎么办呢？你已经被除名了，是我亲自把卡片寄给团中央的。后来呢，你又错过了全俄团员登记。根据团中央的文件规定，凡是没有重新登记的，一律取消团籍。因此，你只有一个办法——重新履行入团手续，”图夫塔说，口吻是不容辩驳的。

保尔皱紧眉头：

“你还是老样子？年纪轻轻，却比档案库里的老耗子还坏。沃洛奇卡，你什么时候才能懂点事儿？”

图夫塔跳了起来，仿佛被跳蚤咬了一口。

“我对工作负责，你别来教训我。文件发下来，就得照办，不能违抗。你骂我耗子，我要控告你。”

图夫塔说到最后，这样威吓保尔，同时取过一堆没有拆开的信件，那副神气表示：谈话到此结束。

保尔不慌不忙地朝门口走去。他突然想起来，又回到桌旁，从图夫塔面前取回了书记写的字条。登记分配处处长注视着保尔。这时候，这个长着两只大招风耳的怒气冲冲的年轻小老头，显得既讨厌，又可笑。

“好吧！”保尔用嘲讽的口气冷冷地说。“你可以给我扣上一顶‘破坏统计工作’的帽子。不过我倒要问，如果有人没有事先向你提出申请，自己突然死了，你有什么高招对付他呢？人嘛，难免说病就病了，说死就死了。规定必须事先申请的文件，大概是没有的。”

“哈哈哈！”图夫塔的助手再也无法保持中立，忍不住大笑起来。

图夫塔手里铅笔的笔尖一下子折断了。他把铅笔往地上一摔，但是没有来得及回击保尔。这时候，好几个人大声说笑着涌进了房间，尼古拉·奥库涅夫也在其中。大家又惊又喜，问长问短，说不完的话。过了几分钟，又进来了一群年轻人，其中有一个是奥莉加·尤列涅娃。她高兴得简直不知怎么才好，喜滋滋地久久握着保尔的手不放。

保尔不得不把自己的情况重新说一遍。同志们由衷的喜悦、诚挚的友谊和同情、热烈的握手、亲昵的拍肩打背，使他暂时把图夫塔抛到脑后了。

保尔说到末了，把自己和图夫塔谈话的情形告诉了同志们。围着他的年轻人气愤地嚷成一片。奥莉加狠狠地瞪了图夫塔一眼，便朝书记办公室走去。

“咱们去找涅日丹诺夫！他会叫图夫塔脑子清醒的。”奥库涅夫说着，一把搂住保尔的肩膀。两人和大伙儿一起，跟在奥莉加后面走去。

“应该把图夫塔撤职，送到潘克拉托夫的码头上去，让他当一年装卸工。他是个死抠条文的官僚主义嘛！”奥莉加激愤地说。

奥库涅夫、奥莉加和其他同志向团省委书记提出撤换图夫塔的要求。团省委书记宽厚地笑着听他们说。

“恢复柯察金的团籍是毫无疑问的。马上就发团证给他，”涅日丹诺夫安慰奥莉加。他接着又说：“我也同意你们的看法，图夫塔是个形式主义者，这是他的主要缺点。不过也得承认，他那个部门的工作还是搞得不错的。在我工作过的一些团委机关里，统计工作是乱糟糟的，没有一个数字靠得住。而咱们的登记分配处，统计的数字清清楚楚。你们也知道，图夫塔有时在办公室里干到深更半夜。所以我这样考虑：他的职务随时都可以撤，不过如果换上一个办事干脆的小伙子，可对统计工作一窍不通，那么官僚主义是没有了，然而统计工作也没有了。还是让图夫塔干下去吧。我好好洗洗他的脑子。这能让他清醒一段日子，以后看情况再定。”

“行，这次先不管他！”奥库涅夫同意了。“保夫卢沙，咱们走，到索洛缅卡去。今天我们在俱乐部开积极分子大会。没有谁知道你还活着，我要突然宣布：‘请保尔·柯察金讲话！’保夫卢沙没死，真棒！如果真的死了，还怎么为无产阶级谋利益呢？”奥库涅夫打趣地结束了这番话。他搂住保尔，推着他来到走廊上。

“奥莉加，你来吗？”

“一定来。”

潘克拉托夫一家等保尔·柯察金来吃午饭，他直到夜里也没回去。奥库涅夫把保尔带回了自己的住所。在苏维埃大楼里，他有一间独用的屋子。他把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款待保尔，然后取出一堆报纸和两本厚厚的共青团区委会会议记录，放到保尔面前的桌子上，说：

“你把这些东西全都翻翻吧。一场伤寒使你耽误了许多时间，这儿有了不少变化。你看一看，了解一下过去和现在的情况。我傍晚回来，咱们一同到俱乐部去。你累了就躺下歇会儿。”

奥库涅夫把一叠文件、证明、公函分别塞到几个衣袋里（公文包这位团委书记基本不用，它被扔在床底下），临走又在房里转了一圈，这才出去了。

傍晚，他回来的时候，屋里满地都是打开的报纸，床底下的一大堆书也拖出来了，其中一部分就堆在桌子上。保尔坐在床头，读着中央委员会最近的几封指示信。这些信是他在枕头下面找到的。

“你这个强盗，把我的屋子搞成什么样啦！”奥库涅夫装作生气的模样，大喊起来。“哎哟，等一下，等一下。同志，你在看的可是机密文件！哦，我这是引狼入室啦！”

保尔微笑着把信放到一边。

“这恰恰不是机密文件。瞧，那张当灯罩用的纸才是不得外传的密件呢，纸边儿都烤焦了。你看到了吧？”

奥库涅夫取下那张烤焦了边儿的纸，看了看标题，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

“我找了三天，连影子也没有，好像飞走了似的！这会儿想起来了，是沃伦采夫三天前拿它做了灯罩，后来他自己也找得满头大汗。”奥库涅夫小心翼翼地把这张纸叠起来，塞到床垫底下。“过些天全会收拾得井井有条的，”他自我安慰地说。“现在吃点东西就到俱乐部去。保夫卢沙，坐到这边来吧。”

奥库涅夫从衣袋里掏出一条长长的用报纸包着的里海拟鲤，又从另一个衣袋里掏出两块面包。他把桌子上的文件推到边上，腾出地方，铺了一张报纸，然后捏住鱼脑袋，在桌子上拍打。

乐天派的奥库涅夫坐在桌边，起劲地嚼着咬着，同时把最新的消息告诉保尔，还插进一些逗乐的话。

奥库涅夫带着柯察金通过后台的便门，进入俱乐部。在宽敞大厅的一角，在舞台右侧，塔莉娅·拉古京娜和安娜·博哈特坐在钢琴旁边，一群铁路上的共青团员紧紧地围着她们。机车库的团支部书记沃伦采夫坐在安娜对面的椅子上，悠然自得地微微摇晃着身子。他脸色红润，如同八月的苹果。原本是黑色的皮夹克，早已破旧不堪。沃伦采夫的头发是麦黄色的，眉毛也一样。

他的旁边坐着茨韦塔耶夫。这个漂亮的小伙子，头发深褐色，嘴唇线条分明。他敞着衬衫领子，很随意地把胳膊肘支在钢琴盖上。

奥库涅夫走近这群年轻人，正好听到安娜说的最后两句话：

“某些人希望把吸收新团员的工作搞得复杂化。茨韦塔耶夫就是这样。”

“共青团不是可以随便出入的院子，”茨韦塔耶夫用一种粗鲁而轻慢的口气，执拗地说。

塔莉娅看见尼古拉·奥库涅夫，就大喊起来：“瞧哇，瞧哇！尼古拉今天容光焕发，活像一把擦得锃亮的铜茶炊！”

大家把奥库涅夫拉到人群里，七嘴八舌地问：

“你到哪儿去了？”

“快开会吧。”

奥库涅夫伸出一只手，摆了摆，让大家安静。

“伙伴们，别着急。托卡列夫马上要来，他一到咱们就开会。”

“瞧，他来了，”安娜说。

果然，区委书记托卡列夫正朝他们走来。奥库涅夫快步迎了过去。

“老爷子，来吧，到后台去，我让你看一个熟人。你准得大吃一惊。”

“又玩什么花样？”老人嘟哝了一声，使劲抽了口烟。奥库涅夫抓住他的手，拉着他就走。

……奥库涅夫把手里的铃摇得震天响，使那些最要说话的饶舌鬼也赶紧住了嘴。

托卡列夫背后悬挂着《共产党宣言》的天才作者雄狮般的头像，周围装饰着用青松扎成的蓬松的框子。奥库涅夫宣布开会。这时候，托卡列夫注视着站在后台过道上的柯察金。

“同志们，在讨论当前团的任务以前，这儿有位同志要求先发个言。托卡列夫和我都觉得应该让他说说。”

会场里响起赞成的喊声，奥库涅夫便宣布：

“请保夫卡·柯察金发言！”

会场里一百个人当中，起码有八十个是认识保尔的。所以，脸色苍白的保尔走到台上的脚灯旁边，刚一开口，大家就冲着这个熟悉的高个子青年欢呼，掌声如同暴风雨。

“亲爱的同志们！”保尔的声音是沉稳的，但掩盖不住内心的激动。“朋友们，我回到你们中间来了，我重返战斗岗位了。我感到很幸福。在这里我又看到许许多多朋友。在奥库涅夫那儿看了些材料。咱们索洛缅卡区，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新团员。铁路工厂和机车库里，再也没有人偷偷地为自己做打火机了。一些报废的机车也从废车场拉去大修了。这都表明，咱们的国家正在复兴，正在强大起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可以大显身手的。朋友们，在这种时候，我怎么能死呢！”保尔两眼炯炯发亮，闪耀着幸福的笑意。

在一片欢迎声中，保尔从台上下来，朝安娜和塔莉娅坐的地方走去。人们纷纷伸过手来，保尔很快握握他们的手。几个朋友挤了挤，腾出位子，他坐了下来。塔莉娅把手放到他的手上，紧紧地握着。

安娜两眼睁得大大的，睫毛微微颤动，目光表露出惊喜和敬佩。

日子过得飞快，每一天都不平常。天天都有新的内容。保尔清早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可总是为不够用而苦恼。预定要做的事，老是做不完。

保尔住在奥库涅夫这里。他在铁路工厂干活，当电工的助手。

保尔争论了好久，才把奥库涅夫说服，同意他暂不参与领导工作。

“咱们现在人手不够，你却想躲在车间里清闲清闲。在我面前你别拿生病来做挡箭牌。我也得过伤寒，后来有一个月，我是拄着棍子到区委会上班的。保夫卡，我太了解你了，问题不在这里。你对我打开天窗说亮话，说出真正的原因，”奥库涅夫追问保尔。

“科利亚，真正的原因是我想学习。”

奥库涅夫激动地大喊：

“啊！……原来是这样！你想学习，那么你以为我就不想吗？老兄，这叫利己主义。就是说，让我们忙得晕头转向，你却只管自己学习啰？亲爱的，这不行，明天你就到组织指导处上班。”

不过，争了半天，奥库涅夫还是退了一步。

“两个月内，我不来碰你。这你得感谢我的照顾。不过，你和茨韦塔耶夫一定合不来，他非常自高自大。”

保尔回厂，茨韦塔耶夫是怀着戒心的。他认定，保尔一来就会跟他争当领导。因此，这个自命不凡的人做好了反击的准备。然而没过几天，他发觉自己估计错了。保尔一听说团委会打算要他参加团委工作，就跑到书记办公室，说自己跟奥库涅夫谈妥了的，请团委会从议事日程上撤销这个议题。在车间团支部，保尔也只抓一个政治学习小组，并不想在支部里担任什么职务。不过，虽然保尔没有进入领导班子，他对团的各项工作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不止一次，他以友好的态度，悄悄地帮助茨韦塔耶夫摆脱困境。

有一次，茨韦塔耶夫走进车间，吃惊地发现，这个支部的全体团员和三十多个青年正在擦洗窗户和机器，刮掉多年的污垢，把废铜烂铁和垃圾往外运。保尔则握着大拖把在使劲地擦洗水泥地面的油污。

“你们干吗这样兴师动众？”茨韦塔耶夫摸不着头脑，这样问保尔。

“我们不愿意在肮脏的环境中干活。这儿已经二十年没大扫除了。我们要在一周内使车间面貌一新，”保尔简短地回答。

茨韦塔耶夫耸耸肩膀，走开了。

电气工人们干起来欲罢不能，接着又收拾院子。很久以来，这个大院子成了堆垃圾的场所。那儿什么东西都有！几百副轮轴、数不清的钢轨、缓冲器、轴箱和废铁，总之，几千吨的钢铁，在露天里生锈腐烂。不过，他们向垃圾开战的行动，后来被厂领导劝阻了：

“更重要的任务有的是，清理院子嘛，先放一放。”

于是，他们在本车间门外，用砖头铺成一小块平地，在那儿安了个刮鞋泥用的铁丝网垫，这才把车间以外的工作告一段落。然而，车间内部的大扫除每天傍晚下班以后继续进行。过了一个星期，总工程师斯特里日来车间，发现整个车间变得亮堂堂的。带有铁栏的大玻璃窗上，多年的油污清除掉了，阳光毫无阻挡地射进机房，柴油机上那些擦干净了的铜质部件闪闪发亮。机器的大部件都刷上了绿油漆，甚至在轮辐上还细心地画上黄色箭头。

“呣……好……”总工程师斯特里日感到很意外。

在车间远处的一角，有几个人正在做扫尾工作。斯特里日朝那边走去。保尔迎面过来，手里提着满满一桶调好的油漆。

“亲爱的小伙子，请等一等，”总工程师叫住他。“我赞赏你们这样做。不过，油漆是谁给你们的呢？没有我的批准，油漆是不准动用的。这是紧缺物资。油漆机车的部件，比你们现在干的事情更重要。”

“可这是从扔掉的油漆桶里刮来的。忙了两天，刮到二十五磅左右。总工程师同志，这并不违反规章制度。”

总工程师又呣了一声。他有点发窘了。

“那么，当然，你们干吧。呣……挺有意思的……你们这种……怎么说呢……主动搞好车间卫生的积极性，该怎么解释呢？你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干的，对不对？”

保尔·柯察金从工程师的口吻中觉察到他确实不大理解。

“当然。那您又怎么想的呢？”

“是呀，不过……”

“斯特里日同志，您哪，问题就在这个‘不过’上。谁跟您说过，布尔什维克会放着这些垃圾不管呢？您等着瞧吧，我们还要扩大这种工作的范围。到时候您见了还要吃惊呢。”

柯察金小心翼翼地从工程师身旁绕过，不让油漆沾到他身上，然后朝门口走去。

每天晚上，保尔都在公共图书馆里待到深夜。三个女图书馆员跟他非常熟了，他就展开宣传攻势，终于得到同意，能随便翻阅书籍。他把梯子搭在高大的书橱上，一连几个小时待在上面，一本又一本地翻看，寻找感兴趣的、有用的书。这儿大部分是旧书。为数不多的新书放在一个小书柜里。偶然进的国内战争时期的一些小册子都放在这里，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杰克·伦敦【7】的《铁蹄》，以及其他一些书。在旧书中间，柯察金找到了长篇小说《斯巴达克思》【8】。他用两夜时间啃完这部小说。他把这本书放到另一个书橱里，放在高尔基的一些作品旁边。他总是这样把那些最有意义和性质接近的书摆在一起。

他这样调整，三个图书馆员并不干涉，她们觉得无所谓。

有一件事情，乍一看似乎无关紧要，但正是这件事情骤然打破了共青团组织里的单调和平静。中修车间的团支部委员科斯季卡·菲金，这个翘鼻子、满脸麻点、动作迟钝的小伙子，在铁板上钻孔，弄坏了一个昂贵的美国钻头。弄坏的原因，是他的极端不负责任。或许还要严重——几乎是故意弄坏。事故发生在早上。中修车间的工长霍多罗夫让菲金在铁板上钻几个孔。开头菲金一口拒绝，在工长坚持下，他才动手钻孔。霍多罗夫由于要求过严，车间里有些人不喜欢他。他曾经是个孟什维克，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对有些团员很看不惯。但是他精通本行，工作认真负责。他发现菲金没往钻头上注油，在那里“干钻”，就急忙跑过来，关了钻床。

“你怎么搞的，是瞎了，还是昨天刚来？！”他冲着菲金嚷，因为他知道，这么干，钻头非损坏不可。

不料，菲金张口就骂工长，而且重新开动钻床。霍多罗夫去找车间主任告状。菲金呢，没关钻床，跑去找注油器。他想赶在领导到来以前，把什么都弄得妥妥帖帖。可等他拿着注油器回到这儿，钻头已经损坏了。车间主任打了报告，要求开除菲金。团支部为菲金说话，指责工长霍多罗夫打击青年积极分子。车间领导坚持要开除菲金。于是，这件事情转到工厂的团委会上来讨论。这样，团委内部的争执也就开始了。

五个团委委员，有三个主张给予菲金警告处分，并调他去干别的工作。茨韦塔耶夫就是这三个中的一个。另外两个委员干脆认为菲金没有过错。

团委会是在茨韦塔耶夫的屋子里开的。这里摆着一张大桌子，桌上铺着红布。几条长凳和几只小方凳，是木工车间的小伙子自己动手做的。墙上挂着领袖像。一面团旗挂在桌子后面，占了整整一堵墙。

茨韦塔耶夫是“脱产干部”。他原本是锻工，由于近四个月表现出来的才干，他得到提拔，担任了共青团的领导工作。他还当上了团区委委员和团省委委员。以前他在机械厂干锻工活儿，最近才调到铁路工厂。他一上任，就独揽大权。他刚愎自用，挫伤了别人的积极性。他什么都一手包办，可又包办不了，于是对领导班子里的其他成员横加指责，说他们袖手旁观。

这间屋子，也是在他亲自监督下布置的。

这时候，茨韦塔耶夫在主持会议。他仰靠在唯一的一把从红色文化室搬来的软椅上。这是个内部会议。党小组长霍穆托夫正要发言，外面有人敲门。茨韦塔耶夫皱起眉头。这时外面再次敲门。女油漆工卡秋莎·泽列诺娃去开了门，见保尔站在外面，就让他进来了。

保尔已经朝一只空凳子走去，茨韦塔耶夫叫住了他：

“柯察金！我们现在开的是内部会议。”

保尔脸上一红，慢慢地朝桌子转过身来。

“这我知道。我想了解你们对科斯季卡事件的意见。我还想提一个有关的新问题。你反对我参加会议吗？”

“我不反对。不过你总该知道，团委内部会议只有团委委员才能参加。人多嘴杂，讨论就困难了。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坐下吧。”

保尔头一次受到这样的侮辱，双眉之间出现了一道皱纹。

“何必来这套形式主义呢？……”霍穆托夫表示异议。但保尔做了个手势，让他别再往下说，自己坐到一只方凳上。

“我对这件事有话要说，”霍穆托夫又接着说。“不错，霍多罗夫这个人是不合群，但是咱们的劳动纪律也确实差劲儿。如果所有的团员都这样随随便便弄坏钻头，咱们也就没有干活的工具了。这对团外青年的影响将是多么恶劣。我认为，应当给小伙子一个警告处分。”

他话音没落，茨韦塔耶夫又开始反驳。保尔听了约莫十分钟，了解了团委所持的态度。快要进行表决的时候，他要求发言。茨韦塔耶夫克制住自己，让他发言。

“同志们，我想就科斯季卡的事情，跟你们谈谈自己的看法。”保尔的口气比他预想的要生硬。

“科斯季卡事件是个信号。主要的问题不在他身上。昨天我搜集了一些数字。”保尔从口袋里掏出记事本。“这些数字是考勤员提供的。请大家注意听一下：百分之二十三的共青团员每天上班迟到五到十五分钟。这已经是家常便饭。百分之十七的共青团员每月旷工一到两天，这也成了老规矩。团外青年呢，旷工的占百分之十四。数字比鞭子还要厉害。我还顺便记下了另外一些数字：党员每月旷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四，迟到的也是百分之四。党外成年工人，每月旷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十一，迟到的占百分之十三。损坏工具的，百分之九十是青年工人，其中参加工作不久的占百分之七。由此可见，咱们团员干活，跟党员和成年工人相比，差得太远了。不过，情况并不是到处都一样。锻工车间非常好，电工车间也不错，其他车间就不相上下了。关于纪律问题，我觉得霍穆托夫只谈了四分之一。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找差距，赶先进。我不想在这里高谈阔论，不过我们必须猛烈抨击那种不负责任和不守纪律的现状。老工人说得很直爽，从前替老板干活、替资本家干活倒还要好些，认真些，现在我们当家做主了，没有理由不好好干。要说过错，首先不是在科斯季卡或别的什么人身上，而是在咱们这些人身上，因为咱们不仅没有同这股不正之风进行坚决的斗争，反而常常找借口袒护像科斯季卡那样的人。

“刚才萨莫欣和布特利亚克发言，说菲金是自己人，就是所谓的‘信得过的人’。他是积极分子，经常承担社会工作。就算弄坏了钻头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谁没遇到过？反正小伙子是自己人，霍多罗夫是外人……可是呢，从来没有人去做他的工作……是的，这位工长爱挑刺儿，可他有三十年工龄！咱们且慢说他的政治立场，眼前这件事，他做得对。他这个外人在爱护国家财产，我们却任意损坏昂贵的进口工具。这种反常现象，该怎么解释呢？我认为，咱们应该立刻发起一次进攻，就从这儿突破。

“我建议把菲金开除出团，理由是他吊儿郎当，不负责任，破坏生产。他的情况，要写成文字，登在墙报上。刚才那些数字，要写到评论里，公开贴出来，不要怕任何议论。咱们是有力量的。咱们会得到支持。共青团的基本群众是优秀的工人。他们当中，有六十个人去过博亚尔卡筑路工地。那是一座最好的学校。有他们的帮助，有他们的参加，咱们一定能让后进赶上先进。不过，现在这种对事件的态度必须彻底摈弃。”

平时沉默寡言的保尔，这一番话说得激昂而尖锐。茨韦塔耶夫初次看到了这个电工的本色。他意识到保尔是正确的，然而戒备心理作怪，他不肯赞同保尔的意见。他觉得保尔尖锐的批评，是把矛头指向整个团的工作，企图动摇他茨韦塔耶夫的威信。因此，他决定进行反击。他指责保尔，头一条就是袒护孟什维克霍多罗夫。

激烈的辩论持续了三个小时。天很晚了，辩论才显示出结果：茨韦塔耶夫被大量确凿的事实击败，丧失了多数人的支持。这时候他又迈出错误的一步——压制民主：在最后表决之前，他要保尔离开会场。

“好的，茨韦塔耶夫，我走，不过这不能使你脸上增光。我得提醒你，如果你仍然固执己见，明天我要在全体大会上发言。而且我相信，你不可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茨韦塔耶夫，你错了。霍穆托夫同志，我认为你有责任在全体团员大会之前，把这个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去讨论。”

茨韦塔耶夫疾言厉色地呵斥：

“你凭什么吓唬我？我知道该往哪儿走，用不着你来指方向。我们还要讨论讨论你的问题呢！既然你自己不工作，那就不要妨碍别人。”

保尔带上门，用手擦了擦发热的额头，穿过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朝门口走去。在大街上，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点着了烟，走向巴特耶夫山上托卡列夫家的小屋。

保尔来到托卡列夫家，这个钳工出身的区委书记正在吃晚饭。托卡列夫招呼保尔在桌旁坐下。

“你们那儿有什么新情况，说说吧。达里娅，给他盛碗饭来。”

托卡列夫的妻子达里娅·福米尼什娜和丈夫相反，又高又胖。她把一盘黄米饭放到保尔面前，用白围裙擦擦湿润的嘴唇，和蔼可亲地说：

“亲爱的，吃吧。”

以前，托卡列夫在铁路工厂上班的时候，保尔常到他家坐坐，每次很晚才走。这次回城以后，他这是第一次来看望老人。

老钳工仔细听保尔讲述。他自己什么也不说，嗯嗯地应着，同时忙着用匙子吃饭。他吃完饭，用手帕擦擦胡子，又清了清嗓子。

“当然，你是对的。这类事情，我们早就应该好好地抓。铁路工厂是本区的重点单位，理应从这个厂着手。这么说，你跟茨韦塔耶夫吵了一场？这不好。那个小伙子是有一股傲气，可你不是挺会做年轻人的工作吗？对了，你在厂里担任什么职务？”

“我在车间干活。这样的，就是说，稍微做点事儿。在团支部抓一个政治学习小组。”

“在团委担任什么职务呢？”

保尔结结巴巴了。

“前一阵身体有点虚弱，又想多看点书，学习学习，所以，我没正式参与领导工作。”

“瞧你，这哪儿成！”托卡列夫很不以为然地大声说。“孩子，只有身体虚弱这一条，可以使你免挨一顿剋。近来身体怎么样？是不是好一点了？”

“是的。”

“那么这样吧，扎扎实实地把工作抓起来。别再推三阻四了。你见过谁轻轻松松就把事情办成了？何况，人家会说你自己不挑担子，逃避责任，你呢，根本没办法辩解！明天你就要改正过来。那个奥库涅夫，我也得骂他一通。”托卡列夫带着不满的语气，结束了这番话。

“老爷子，你可别训他，”保尔为奥库涅夫开脱。“是我自己求他不要给我压担子的。”

托卡列夫嘲弄般地哼了一声：

“你求他，他就一口答应了？真拿你们这帮共青团员没办法，嗨，算了……来，孩子，照老规矩，帮我念念报纸吧……我老眼昏花了。”

党委赞同团委多数人的意见。人人以身作则，遵守劳动纪律——这样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摆在了党团员的面前。会上，茨韦塔耶夫受到了严厉批评。起初他还像好斗的公鸡似的硬顶，但是党委书记洛帕欣把他驳得哑口无言。这位老同志由于患肺结核，面色白里泛黄。茨韦塔耶夫顶不住了，承认了一半错误。

第二天墙报上的几篇文章，引起了工人群众的注意。他们大声朗读，热烈讨论。晚上，参加团员大会的人特别多。这些文章成了讨论的中心。

菲金被开除出团。团委会增加了一名新委员，由他抓政治教育工作。这就是保尔·柯察金。

涅日丹诺夫讲了话，大家听得特别安静，特别认真。他谈到铁路工厂进入了新阶段，谈了工厂面临的新任务。

散会后，保尔在外面等候茨韦塔耶夫。

“一块儿走吧，咱们谈谈，”他走到茨韦塔耶夫跟前说。

“谈什么？”茨韦塔耶夫粗声粗气地问。

保尔挽住他的胳膊，和他并肩走了几步，在一条长凳旁边站住。

“坐一会儿。”保尔自己先坐下。

茨韦塔耶夫的香烟一忽儿亮一忽儿暗。

沉默了几分钟。

“茨韦塔耶夫，说说看，你为什么恨我？”

“原来你要谈这个，我还以为要谈工作呢！”茨韦塔耶夫故作惊讶，口气显得不自然。

保尔毅然伸出手来，放到茨韦塔耶夫的膝盖上。

“别演戏了。你有话直说吧，为什么总是看我不顺眼？”

茨韦塔耶夫不耐烦地扭动了一下。

“干吗缠着我？谁恨你了！当初是我提议让你出来工作的。那会儿你拒绝了，现在呢，倒好像我在排挤你。”

保尔在他声音里听不出一点诚意，他依旧将手按在他的膝盖上，激动地说：

“你不想回答，那就我来说。你以为我挡着你的道，以为我做梦也在想坐你的书记位子，对不对？如果不是这样，你不至于为了菲金的事跟我大闹一场。这样相处，会使整个工作受到损失的。假如这仅仅影响咱们两个人的关系，那算不了什么，随便你怎么想都成。可咱们两个明天还要在一起工作，这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所以，你听我说，咱们没有理由势不两立。你我都是青年工人，只要你认为咱们共同的事业高于一切，那就把手伸给我，从明天开始咱们就团结协作。如果你不把这种脏东西从脑子里清除出去，继续闹无原则的纠纷，那么，为了不给事业造成损害，我会寸步不让，坚决斗争。这是我伸给你的手。握住吧，现在这还是同志的手。”

保尔非常满意地感到，茨韦塔耶夫那骨节粗大的手已经放到他的手掌里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临近下班时间，区党委各个办公室都在渐渐静下来。但托卡列夫还没走。老人坐在圈椅里，全神贯注地在看一些新材料。这时候，有人敲门。

“进来！”托卡列夫说。

保尔走了进来，把两张填好的表格放到书记面前。

“这是什么？”

“老爷子，这是我要负起责任来的保证。我觉得是时候了。如果你赞同，请支持我。”

托卡列夫看看表格的名称，又望望年轻人。他默默地拿起钢笔，在保尔·安德烈耶维奇·柯察金的入党介绍人入党年份一栏里填上“1903”，又在旁边签上并不花哨的姓名。

“好了，孩子。我相信，你永远不会让我这个白发老头子丢脸的。”

屋子里又热又闷。大家都在想：快点儿到靠近火车站的索洛缅卡林荫道上去，在栗子树底下乘乘凉吧。

“保夫卡，别学了，我热得快要晕过去啦，”茨韦塔耶夫汗流浃背，央求保尔。卡秋莎和另外几个人也都附和他。保尔合上了书。小组学习结束了。

大家正起身要走，墙上那架老式的“埃里克松”电话机焦躁地响了。茨韦塔耶夫提高嗓门，竭力压过屋子里的谈话声，同对方通话。

茨韦塔耶夫挂上电话，转身对保尔说：

“车站上停着两节专车，是波兰领事馆外交人员的。他们的电灯坏了。列车一小时后开出，得把电灯修好。保尔，你带上工具箱，去一趟吧。这是紧急任务。”

车站的一号站台上，停着两节豪华的国际列车的车厢。那节沙龙车厢的窗户很宽大，里边灯火通明。另一节车厢却一片漆黑。

保尔走到豪华的车厢跟前，抓住扶手，正打算走进车厢。

从站房那边急步跑来一个人，扳住他的肩膀。

“公民，您到哪儿去？”

声音挺熟悉。保尔回头一看。皮夹克，大檐帽，鼻子细长，鼻梁高高，一种戒备的眼神。

阿尔秋欣这时候才认出保尔，搭在保尔肩头的手放下了，脸上严肃表情消失了，但是目光依然疑惑地盯着工具箱。

“你上哪儿？”

保尔简短地说明了情况。车厢后面又走出一个人，说：

“我这就把他们的列车员叫来。”

保尔·柯察金跟随列车员走进沙龙车厢，里面坐着几个人，身上穿的是非常考究的旅行服装。桌上铺着绣有玫瑰图案的绸桌布，桌旁坐着一个女人，背朝门口。柯察金进来的时候，她正和站在对面的一个高个子军官谈话。电工进来，谈话就停止了。

柯察金迅速地检查了从最后一盏电灯通走廊的线路，发现这段线路一切正常，便走出沙龙车厢，继续查找毛病。列车员尾随着，寸步不离。此人肥头大耳，脖子粗得像拳击师，制服上钉着许多独头鹰图案的铜质大纽扣。

“这儿都没有损坏，蓄电池也正常，咱们到隔壁车厢里去吧。估计毛病出在那儿。”

列车员转动一下钥匙，开了门，他们走到黑洞洞的走廊上。保尔用手电筒照着电线，一会儿就发现了短路的地方。几分钟后，第一盏灯亮了，淡幽幽的灯光照着走廊。

“这个包厢得打开，里面的灯泡烧坏了，要换掉，”保尔对跟着他的人说。

“那得请夫人来，钥匙在她那儿。”列车员不想让保尔独自留在这儿，就带着他一块儿去。

女人头一个走进包厢，保尔跟在她后面。列车员站在门口，身子堵住门。映入保尔眼帘的，是放在网架上的两个精致的皮箱、一件随意扔在沙发上的女式绸袍、摆在临窗小桌上的一瓶香水和一个小巧的翡翠色粉盒。女人在沙发的一角坐下，整理着亚麻色的头发，看电工干活。

“请夫人允许我走开一会儿，因为少校老爷要喝冰镇啤酒，”列车员费力地弯下他那牛脖子，鞠着躬，奴颜婢膝地说。

女人矫揉造作、唱歌般拉长声调说：

“去就是啦。”

他们操的是波兰语。

走廊里投进来一道狭长的灯光，落到女人的肩膀上。她身穿第一流的巴黎裁缝用最薄的里昂绸做的华丽的连衣裙，裸露着双肩和双臂。小巧的耳朵上缀着一颗圆润的钻石的耳环在微微晃动、闪闪发亮。她的脸在阴影里，保尔只看到她的肩膀和胳膊，仿佛是象牙雕刻出来的。保尔快捷地摆弄着螺丝刀，换好了车顶上的灯头插座，才一会儿，包厢里的灯就亮了。还需要检查另一盏灯，那盏灯在女人坐着的沙发上方。

“我得检查一下这盏灯，”保尔·柯察金走到她面前说。

“哎呀，我妨碍您干活了，”这个夫人操着地道的俄语说，随即轻灵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几乎是和保尔·柯察金肩并肩。这时候，可以完全看清她了。又细又尖的眉毛和傲慢地紧闭着的嘴唇是那样熟悉。毫无疑问，站在他面前的是涅莉·列辛斯卡娅。律师的女儿不可能不注意到他那惊异的目光。然而，虽然保尔认出了她，她却没有认出这个电工就是那个不安分的邻居。相隔四年，他已经长大了。

涅莉轻慢地皱皱双眉，作为对保尔惊愕表情的回答，然后走到包厢门口，站在那儿，不耐烦地用漆皮便鞋的尖头叩击地板。保尔动手检查第二盏电灯。他把灯泡拧下，对着亮光细看，同时出乎自己的意料，更出乎列辛斯卡娅的意料，用波兰语问：

“维克托也在这里吗？”

保尔问这话的时候，并未转过身来。他看不见涅莉的脸，但久久的沉默表明，涅莉困惑不安了。

“难道您认识他？”

“岂止认识，还很熟呢。我们两家曾经是邻居。”保尔朝她转过身来。

“您是保尔，您母亲是……”涅莉语塞了。

“厨娘。”保尔替她说完。

“您长得真快！记得您那时候是个野孩子。”

涅莉放肆地将保尔从头到脚打量一番。

“您为什么对维克托感兴趣呢？据我所知，您和他并没有什么交情，”涅莉用女高音歌手般的嗓音说，希望这次不期而遇能给她解解闷。

螺丝刀迅速地把一颗小螺丝拧进壁板。

“维克托欠我一笔债还没还。您见到他，请转告一下，我还要讨回这笔债呢。”

“请告诉我，他欠您多少钱，我来替他还。”

保尔要讨还一笔什么“债”，她心里是明白的。彼得留拉匪兵抓保尔的全过程，她一清二楚，但是她想逗弄这个“下等人”，所以才故意这样说。

保尔·柯察金不答理。

“请告诉我：我家的宅院是否被抢劫一空，房子是否倒塌了？凉亭和花坛大概也被弄得一塌糊涂了吧？”涅莉忧郁地问。

“宅院现在是我们的，而不是你们的，所以我们不打算毁坏它。”

涅莉尖刻地冷笑一声。

“哦，看样子您也受过训了！但是，不妨提醒一下，这儿是波兰代表团的专列，在这个包厢里我是女主人，您却跟从前一样，仍旧是个奴才。这会儿您在干活，也恰恰是为了让我这儿有灯光，让我可以坐在这张沙发上舒舒服服地看书。以前，您母亲替我们洗衣服，您挑水。如今我们重新见面，彼此的地位依然不变。”

她说这番话的口气既是得意又恶毒。保尔用小刀削着电线头，以不加掩饰的嘲讽目光看看波兰女人。

“女公民，如果是为了您，我连一颗锈钉也不会动手钉的。不过，既然资产阶级发明了外交官，我们也就以礼相待。我们不会砍他们的脑袋，甚至连粗鲁失礼的话也不说，不会像您这样。”

涅莉涨红了脸。

“如果你们成功地夺取了华沙，您会怎么处置我呢？是把我剁成肉饼呢，还是把我抓去当情妇？”

她站在门口，搔首弄姿，忸怩作态；吸惯了可卡因的鼻子挑逗地颤动着。沙发上方的灯亮了，保尔挺直了身子。

“谁要你们呢？用不着我们的军刀，可卡因就会使你们丢了命。你白给我当小老婆，我也不会要的——什么货色！”

他拿起工具箱，朝门口走了两步。涅莉赶紧闪让。保尔走到走廊尽头，才听见她恶狠狠地骂一声：

“该死的布尔什维克！”

第二天傍晚，保尔到图书馆去，在街上遇见卡秋莎·泽列诺娃。她紧紧拉住保尔工作服的袖口，开玩笑地拦住去路。

“政治家，教育家，你急急忙忙到哪儿去？”

“老大娘，我去图书馆，让让路吧，”保尔也用打趣的口吻说，轻轻地抓住她的肩膀，小心地往旁边推。

卡秋莎掰开保尔的手，跟他并排走着。

“保夫卢沙，听我说，别只顾学习了。咱们今天去参加晚会好吗？今天年轻人在济娜·格拉德什家里聚会。姑娘们早就央求我带你去了。你一个劲儿搞政治，难道不愿意玩一玩、乐一乐？算了，今天别看书了，让脑袋轻松轻松吧，”卡秋莎一个劲儿地劝说。

“是什么样的晚会？都干些什么呀？”

卡秋莎讥讽地模仿他的口气说：

“都干些什么呀？反正不是向上帝祷告，无非快快活活玩一阵嘛。你不是会拉手风琴吗？我从来没听你拉过。嗨，你就让我饱饱耳福吧。济娜的叔叔有一架手风琴，可是他拉得很差。姑娘们愿意接近你，你却只顾啃书本，啃得人都瘦成皮包骨了。哪个文件写着，共青团员不准娱乐？走吧，趁我还没有劝得腻烦，要不然，我一个月不睬你。”

大眼睛的油漆工卡秋莎是个好同志，挺不错的共青团员。保尔不想惹她生气，所以虽然兴趣不大，有些别扭，还是答应了。

火车司机格拉德什家来了不少人，热热闹闹的。大人为了不妨碍这些小青年，都到另一个房间去了。十五六个姑娘和小伙子聚集在大房间里和朝小花园的凉台上。卡秋莎带着保尔穿过花园来到凉台上，那儿已经在玩一种叫做“喂鸽子”的游戏。凉台正中间，两把椅子背对背地放着。主持的女孩喊出名字，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就坐到椅子上。主持人再喊一声：“喂鸽子！”背靠背坐着的两个年轻人便向后转过头去，嘴唇碰在一起，当众接吻。后来又玩“抛戒指”和“邮差送信”，哪种游戏都少不了接吻。特别是“邮差送信”，要躲到熄了灯的房间里去接吻，以避开大家的目光。如果谁感到不过瘾，那么角落里的小圆桌上还为他们准备了一副“花传情”纸牌。保尔旁边有个女孩名叫穆拉，十六岁模样，蓝蓝的眼睛含情脉脉，递给他一张纸牌，轻轻地说：

“紫罗兰。”

保尔几年前见到过这类晚会。虽然他自己不参加，但也没有觉得是不正当的娱乐。但如今，他和小城的小市民生活已经一刀两断，在他眼里，这种晚会就显得荒唐可笑了。

不管怎么说，一张“花传情”牌已经在他的手里。

他看见“紫罗兰”的背面写着：“我很喜欢您。”

保尔瞧瞧姑娘。她迎着保尔的目光，并没有不好意思。

“为什么？”

问得有点儿让人难以回答，然而穆拉胸有成竹。

“蔷薇。”她递来第二张纸牌。

“蔷薇”的背面写着：“您是我的意中人。”

保尔朝姑娘转过身来，语气尽量温和地问：

“你为什么要玩这种无聊的游戏呢？”

穆拉窘住，不知所措了。

“难道您不喜欢我的坦率吗？”她娇憨地噘起了嘴唇。

她的问题，保尔避而不答。但他想知道交谈者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他问了一些姑娘乐意回答的问题。几分钟后，他已经了解到穆拉在七年制学校读书，爸爸是车辆检查员；她早就认识保尔，并且有意和他结交。

“你姓什么？”保尔问。

“姓沃伦采娃，名字叫穆拉。”

“你哥哥是机车库的团支部书记吧？”

“对。”

这下保尔弄清楚了在跟谁打交道。沃伦采夫是区里最积极的共青团员之一，显然他太不关心自己的妹妹，以致这女孩变成了庸俗的小市民。最近一年来，她常常在女友家里参加这类接吻晚会，都入迷了。她在哥哥那儿多次见到过保尔。

此刻，穆拉感觉到，身旁的这个人不赞成她的行为，所以，当别人招呼她去“喂鸽子”的时候，她捕捉到保尔嘲笑的神情，便一口拒绝了。

又坐了几分钟，穆拉讲着自己的事情。卡秋莎走到他俩面前，说：

“手风琴拿来了，你拉吗？”她俏皮地眯起眼睛，瞧瞧穆拉。“怎么，你们已经熟悉了？”

保尔让卡秋莎在身旁坐下，在周围的一片笑闹声中对她说：

“我不拉了。我和穆拉马上要走。”

“哎哟，是玩腻了吧？”卡秋莎意味深长地拉长声调说。

“对，腻了。你说说，除了你和我，这里还有别的团员吗？还是只有咱们两个竟然来‘喂鸽子’？”

卡秋莎自知不妥，说：

“无聊的游戏不玩了，这就开始跳舞。”

保尔站起身来。

“好，老大娘，你跳吧。我和穆拉还是马上要走的。”

有一天傍晚，安娜·博哈特来找奥库涅夫。保尔·柯察金正好一个人坐在屋子里。

“保尔，你挺忙吧？愿意跟我一块儿去参加市苏维埃全体会议吗？咱们两个结伴走会愉快些，要很晚才能回来呢。”

保尔一会儿就收拾停当了。床头上挂着他的毛瑟枪，可这支枪太重。他从桌子里取出奥库涅夫的勃朗宁手枪，放进口袋。他给奥库涅夫留了张字条，把钥匙藏在约定的地方。

在会场里，他们碰到了潘克拉托夫和奥莉加。大家坐在一起，会间休息的时候又一起到广场上散步。正如安娜所预料的，会开到深夜才散。

奥莉加向安娜提出：“到我那儿去睡，好吗？天晚了，路又远。”

“不，我跟保尔约好了一起走的，”安娜谢绝了。

于是，潘克拉托夫和奥莉加沿着大街往下走，保尔和安娜则走的是上坡道。

闷热的夜晚黑沉沉的。城市入睡了。散会后人们沿着各条寂静的街道分头走了。他们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渐渐消失。保尔和安娜快步走过了市中心的街道。在空落落的集市上，巡逻队拦住他们，查看了证件才放行。他们穿过林荫道，走上一条通过一块空地的大街，街上没有灯火，也没有行人。往左一拐，就到了和铁路中心仓库平行的公路。中心仓库是一长排水泥建筑物，阴森森的，让人害怕。安娜不由得心里发毛。她用探询的目光盯着暗处，断断续续地跟保尔说话，而且答非所问。直到看清楚可疑的阴影不过是一根电线杆，安娜才大笑起来，把自己的惊恐心情告诉保尔。安娜挽住保尔的胳膊，肩膀紧靠着他的肩膀，这才感到踏实。

“我还没满二十三岁，可神经衰弱得像个老太婆。你会把我当成胆小鬼吧？其实不是这样。只是我今天特别紧张。现在好了，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你在身边，就不害怕了。刚才那么心惊胆战的，想想真不好意思。”

夜色浓重，空地荒凉，加上会场里听到昨天波多拉区发生凶杀案——凡此种种，都令安娜恐惧；而保尔的镇定自若，他那卷烟头上的亮光，被这亮光映照出的面容和眉宇间的阳刚之气，却将她的恐惧驱散了。

中心仓库留在后面了。过了河上的小桥，他们沿着车站前的公路，朝铁路线底下的隧道走去。这隧道连接着市区和铁路工厂区。

车站已经远远地落在右后方。隧道伸向机车库后方的封闭岔道线。这里已经可算是铁路工厂区了。

上面，在铁路线上，各种颜色的指示灯和信号灯在闪烁。机车库旁边，一辆调度机车疲乏地喘着气，驶回车库。

隧道入口处的上方，一盏路灯挂在生锈的铁钩上。微风吹来，路灯微微晃动，昏暗的灯光便在隧道两边的墙上来回滑动。

离隧道入口约十步远的地方，紧靠公路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小屋。两年前，一颗重炮弹击中了它，把它的内部全给炸毁，也震塌了正面的墙。如今，它露出一个很大的窟窿，像个路边乞讨的叫花子，展示着自己的穷困残缺。可以看见，在隧道的上面，一列火车顺着路基奔驰而过。

“哦，咱们差不多到家了，”安娜松了口气说。

保尔想悄悄地把手抽回。快进隧道了，他不由自主地想抽回被女伴紧挽着的那只手。

然而，安娜没松手。

他们从被炸毁的小屋旁走过。

后面传来奔跑的脚步声。

保尔猛地将手往回抽，但是安娜吓坏了，紧紧抓着不放。等到保尔使劲抽回手，但为时已晚。他的脖子被铁钳似的手掐住了，紧接着，又被猛地一拧，他的脸就转过来，对着袭击他的人。此人用巴拉贝伦手枪对着保尔的牙齿敲了一下，一只手揪住他的衣领，勒住他的咽喉，然后把枪口对着他的脸，慢慢地画了个弧形。

保尔这个电工的两只眼珠仿佛中了魔法，十分惊骇地随着枪口转了一圈。死神从枪口里逼视着他。他没有力量，也缺乏勇气，让眼睛从枪口移开哪怕百分之一秒。他等着挨枪子儿，但是枪没有响，于是他那圆睁的两眼看到了匪徒的脸：大脑袋，方下巴，很久没刮的络腮胡子一团乌黑。匪徒的眼睛藏在大帽檐底下，让人看不真切。

保尔用眼角的余光，瞧见了安娜那张惨白的脸。这当儿，三个匪徒中的一个正在把她拉向破屋子。这个匪徒扭住她的双手，把她摔倒在地上。另一个匪徒也朝那边冲去，保尔是通过映在隧道墙壁上的影子看见的。身后，那破屋子里面，一场搏斗正在进行。安娜拼命反抗着，她的嘴被帽子堵住，喊声中断了。监视着保尔的大脑袋匪徒不愿意做兽行的旁观者，他也急于扑向猎物。他多半是个头儿，不喜欢这样当配角。这会儿他掌心中的年轻人，实在太嫩了，看来是机车库的徒工而已。这么个毛孩子决不会对他构成任何危险。“用枪戳两下他的额头，叫他滚到空地那边去，他准会没命地跑，一直跑向市区，头也不敢回。”大脑袋这么一想，就松开了手。

“滚你的蛋……哪儿来的，就滚到哪儿去。要敢喊一声，就叫你脑袋开花。”

大脑袋用枪柄敲了一下保尔的前额。

“滚吧！”他嘶哑地低吼了一声，把枪口朝下，免得保尔担心背后吃枪子儿。

保尔赶紧往后退，先侧着身子挪两步，眼睛盯着大脑袋。

匪徒以为他还在怕挨枪子儿，就转身朝破屋子走去。

保尔的手迅速地伸进口袋。“要快！要快！”他一个急转身，左臂向前平举，枪口立即瞄准大脑袋——砰的一声枪响。

匪徒懊悔已经晚了。他没来得及抬手举枪，一颗子弹就打进了他的腰部。

他中了这一枪，身子靠向隧道的墙壁，闷声闷气地哼了一声。他伸手去抓水泥墙壁，慢慢地倒在地上。破屋子豁口里闪出一个黑影，溜下了深沟。保尔朝这个黑影开了第二枪。又是一个黑影，猫着腰，连蹦带跳，朝黑咕隆咚的隧道逃去。保尔再发一枪，子弹击中水泥墙面，细碎的灰土撒了匪徒一身。这个黑影往旁边蹿去，在黑暗中消失不见了。保尔又朝那边连打三枪，枪声惊醒了沉沉的黑夜。那个大脑袋匪徒躺在墙根底下，像一条蛆虫似的扭动着，在作垂死挣扎。

安娜被突发事件吓得茫然失措。保尔将她从地上搀扶起来，她望着那不断抽搐的匪徒，不大相信自己已经脱险。

保尔用力搀着她避开灯光往暗处走。他们转身往市区方向跑，直奔车站。隧道旁边的路基上已有灯光闪烁，铁路线上传来一声沉闷的报警枪声。

他们终于回到了安娜的住所，这时候，巴特耶夫山上已有雄鸡报晓。安娜斜靠在床上。保尔坐在桌旁。他抽着烟，凝视着灰色的烟圈袅袅上升……在自己的一生中，刚才他杀死了第四个人。

永远以完美无缺的形态呈现出来的勇敢，究竟是不是存在呢？回忆着自己刚才的全部感受和体会，他暗自承认，最初的几秒钟，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他的心也凉了。后来让两个匪徒逃跑了，连一根毫毛也没伤着，这难道仅仅是由于一目失明和不得不用左手射击？不。几步远的距离，原本可以瞄得准些的，但由于紧张和匆忙才打偏了。而紧张和匆忙，无疑正是惊慌失措的表现。

台灯的光照亮他的头部。安娜观察着他，不放过他脸上肌肉的每一次活动。不过，他的眼神是镇定的，只有额头那条皱纹表明他正在紧张地思考。

“保尔，你在想什么？”

这一问，打断了他的思绪，他的思绪如同一缕烟，从半圆的灯影里飘散开了。他把刚出现在脑子里的一个念头说了出来：

“我必须去一趟警备司令部。得向他们详细报告这件事情。”

于是，他不顾疲劳，勉强站起身来。

安娜真不愿意独自待着，她拉住保尔的手，好一会儿才放开。她把保尔送到门口，目送这个如今在她眼里变得如此亲近的人融入了夜色，才把门关上。

保尔·柯察金来到警备司令部，使得铁路警卫队无法解释的命案真相大白。死者的身份立即查清了：这是刑事侦查处里无人不晓的大脑壳菲姆卡——一名强盗和杀人惯犯。

第二天，大家都知道了发生在隧道附近的事件。这件事在保尔同茨韦塔耶夫之间引发了一次意外的冲突。

车间里工作正紧张的时候，茨韦塔耶夫进来找保尔，把他带到走廊上，在僻静的一角站定。茨韦塔耶夫很激动，不知道怎样启口，憋了一会儿才说：

“你说说昨天发生的事吧。”

“你已经知道了。”

茨韦塔耶夫焦灼不安地耸耸肩膀。保尔不知道，隧道附近发生的事件在茨韦塔耶夫心中引起的震动比别人强烈得多。他不知道，茨韦塔耶夫这个锻工虽然表面冷漠，其实已经钟情于安娜·博哈特。爱慕安娜的不止一个人，但茨韦塔耶夫的感情要复杂得多。他刚从拉古京娜嘴里听到隧道附近发生的事情，脑子里便浮起一个恼人的、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不便开门见山地问保尔，可又很想知道答案。他隐约地意识到，自己焦躁不安源自一种卑劣的自私想法，但是在内心的矛盾斗争中，这次仍是原始的、兽性的感情占了上风。

“柯察金，你听我说，”他压低嗓门说。“咱们两个人之间的谈话内容绝不外传。我明白，为了不使安娜痛苦，你不会说出真相的，不过你可以相信我。告诉我吧，当你被匪徒掐住的时候，另外两个匪徒强奸了安娜，对不对？”说到最后，茨韦塔耶夫不自在了，目光避开了。

保尔开始模模糊糊地明白他的意思。“如果在茨韦塔耶夫的心目中，安娜只是一般的朋友，那他不会这样激动。可如果他真心爱着安娜，那么……”保尔替安娜感到委屈。

“你为什么这样问？”

茨韦塔耶夫支支吾吾地说了些什么。他觉得自己的心思已经被对方看透，便恼羞成怒了。

“你躲闪什么？我让你回答，你反而盘问起我来了。”

“你爱安娜吗？”

一阵沉默。然后茨韦塔耶夫勉强说：

“是的。”

保尔好不容易才压住怒火，一转身，顺着走廊走了，连头也不回。

一天晚上，奥库涅夫腼腆地在保尔的床边踱来踱去，后来坐到床沿上，伸手捂住保尔正在读的书。

“保夫卢沙，是这样，有件事得跟你说说。从一方面看，好像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换个角度看呢，又决非如此。我和塔莉娅·拉古京娜闹了点误会。一开头，不知你看出来没有，我喜欢上她了。”奥库涅夫歉疚似的搔了搔头，但是看到朋友并没有笑话他，就鼓起勇气说：“后来塔莉娅也……也有那个意思。总而言之，我不跟你说这事儿的来龙去脉了，反正一切都明摆着。昨天，我们决定两个人一块儿生活，试着共创幸福。我二十二岁，我们俩都有权独立自主了。我想在平等的基础上跟塔莉娅开创新生活。这事儿你看怎么样？”

保尔沉思了一会儿。

“科利亚，我能说什么呢？你们俩全是我的朋友，你们一样的出身，其他情况也相似。塔莉娅这姑娘特别好……这事儿可算是水到渠成。”

第二天，保尔把自己的东西搬到机车库的集体宿舍去了。几天后，同志们在安娜那儿举行了一个并无吃喝的晚会，一个共产主义式的晚会，祝贺塔莉娅和尼古拉的结合。晚会上，大家回忆往事，朗诵感人作品的片断。一块儿唱歌，唱得又多又好。战斗的歌声传得很远。后来，卡秋莎·泽列诺娃和穆拉·沃伦采娃拿来了手风琴。于是，屋子里响起清亮悦耳的旋律和雄浑低沉的和声。这天晚上，保尔演奏得格外精彩。等到大高个的潘克拉托夫出人意料地跳起舞来，保尔更是忘却一切，手风琴也舍弃时髦的风格，如同烈火冲天一般，昂扬奔放地奏起来：

哎嘿，父老乡亲，

坏蛋邓尼金好不伤心，

因为西伯利亚的契卡，

让高尔察克送了命……

手风琴声描绘着往事，描绘着战火纷飞的岁月，又赞美今天的友谊、斗争和欢乐。但手风琴一转到沃伦采夫手里，这个钳工立刻奏起热烈的《小苹果》舞曲，于是有一个人随着乐曲，旋风般地跳起狂热的切乔特卡舞。这个人并非别人，正是保尔·柯察金。他跺着脚，跳得如痴如醉。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狂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