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境线就是两根木桩。它们面对面地竖立着,默默地互相敌视,象征着两个世界。一根木桩刨得光溜溜,涂着黑白相间的油漆,如同警察岗亭。顶端牢牢地钉着一只独头鹰。这只爱吃野兽尸体的独头鹰,双翼展开,仿佛在用脚爪攫住漆着条纹的木桩,同时,钩嘴前伸,作势要啄,凶恶的目光逼视着对面的铁牌。对面六步开外处,竖立着另一根木桩,这是一根削去了皮的、粗大的圆形橡木,一头深埋在地里。木桩顶上有一块绘着锤子和镰刀图案的铁牌。虽然两根柱子都是竖立在平地上,但两个世界之间却像隔着一道深渊。谁也休想不冒生命危险就越过这六步宽的空间。
这里是国境线。
从黑海到极北地区,到北冰洋,绵延数千公里的国境线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些无声的哨兵,顶着带有伟大的劳动标志的铁牌,排列成一条岿然不动的散兵线。苏维埃乌克兰与地主的波兰的分界线,就是从这根钉着猛禽的木桩开始的。不起眼的小镇别列兹多夫就坐落在这块偏远荒凉的地区。小镇到国境线有十公里,对面便是波兰的小镇科列茨。从斯拉武塔镇到阿纳波利镇,是边防军某营的防区。
一根根界桩在雪原上向前延展,穿越林中通道,伸下峡谷,又攀上山丘,直达河边,从高高的堤岸上凝视异邦那积雪的旷野。
天寒地冻。毡靴踩下去,积雪嘎吱嘎吱响。一个高大的战士,头戴英武的盔形帽,从带有锤子和镰刀的木桩那儿,迈开有力的步伐,巡视着自己负责的地段。这名高个子的红军战士,身穿缀有绿领章的灰色军大衣,脚蹬毡靴。大衣外面,还披着厚实的宽领羊皮外套,脑袋被呢子的盔形帽焐得暖暖的。双手戴着羊皮手套。羊皮外套很长,一直拖到脚跟,纵然风狂雪猛,有它遮护,还是暖暖和和的。身披羊皮外套的红军战士,肩头挎着步枪,沿着小路巡逻,外套的下摆划着地上的积雪。他津津有味地抽着自己卷的马合烟。这是一片开阔的原野,苏维埃边境线上哨兵之间的距离均为一公里,彼此可以望见。在波兰那一侧,哨兵之间相隔一至两公里。
一个波兰哨兵,沿着自己的巡逻路线,向红军战士迎面走来。他脚蹬粗劣的长筒皮靴,身穿灰绿色的军衣军裤,外罩一件黑色大衣,大衣上缀有两排亮闪闪的纽扣。他头上戴着一顶四角军帽,帽上缀有一只白色的鹰,呢子肩章上有鹰,领章上也有鹰,可惜这些鹰并不能使哨兵感到暖和一些。严寒刺骨。他搓着麻木的耳朵,两只脚后跟互相磕打着往前走;戴着薄手套的双手已经冻僵了。波兰兵一分钟也不能停下,生怕一停,全身的关节就会僵住。因此,他不停地走着,时而还跑上几步。两边的哨兵隔着分界线,迎面相遇。波兰兵转过身来,和红军战士并排走着。
边界上是禁止交谈的。然而,周围荒野一片,前面一公里开外才有人影,这种时候,谁知道这两个人是默不作声地走着,还是违背了国际法呢?
波兰兵想抽烟,可火柴忘在兵营里了,微风又仿佛故意把马合烟的诱人香味从苏维埃国家那边吹送过来。波兰兵不再搓揉冻坏的耳朵。他回头张望一下,因为班长或中尉老爷常常会和骑兵巡逻队一起来到边境线上,冷不防地从山丘后面冒出来查岗。不过这会儿四下里空无一人。阳光下,积雪耀眼地闪闪发亮。天上没有一片雪花。
“同志,借我火柴用用【9】,”波兰兵首先破坏了公法的神圣性。他把上了刺刀的法式连射步枪往背后一甩,冻僵的手指费劲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廉价烟。
红军战士听见了波兰兵的请求,但是边防军条令禁止战士和境外的任何人交谈,而且他没有完全听懂波兰兵说的话,因此依旧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自己的路。他脚上那双既暖和又柔软的毡靴踩着积雪,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布尔什维克同志,让我点支烟,扔盒火柴过来吧,”波兰兵这次改用俄语说。
红军战士仔细看看和自己并排走着的波兰兵。“看样子,这位‘老爷’冻得五脏六腑也要结冰了。虽然成了资产阶级的走卒,他还是活得怪可怜的。穿着一件破大衣,就被赶到冰天雪地里。瞧他跟兔子似的跳着的样子,不抽口烟简直受不了啦。”于是,红军战士并不转身,就把一小盒火柴扔过去。波兰兵接住飞来的火柴,划断了好几根,总算把烟点着。小火柴盒又以同样的方式越过边界,这时候红军战士无意中也破坏了公法:
“留着吧,我还有。”
但是边界那边的人说:
“不,谢谢。留下这一小盒火柴,我得坐两年牢。”
红军战士瞧瞧小火柴盒。上面印着一架飞机。飞机头上,替代螺旋桨的是一只强有力的拳头,上边写着:“最后通牒”。
“是的,没错儿,他收下会出事的。”
波兰兵依旧和红军战士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在这片空旷无人的野地里,他感到孤单寂寞。
马鞍吱吱作响,节奏分明;马匹的脚步平稳而轻快。在黑公马的脸上,在鼻孔周围的毛上,凝结着白霜;马喷出的白雾,在空中消融。营长胯下的花骒马优美地迈着步子,细长的脖子弯成弧形,玩着辔头。两个骑马的人都穿着灰色军大衣,扎着武装带,袖子上都有三个方形的红色军衔标志。不过营长加夫里洛夫的领章是绿色的,他的同伴的领章却是红色的。加夫里洛夫是边防军人。他指挥的这个营的哨位就分布在七十公里的边境线上,他是这里的“主人”。他的同伴是来自别列兹多夫的客人——普及军训营政委保尔·柯察金。
昨夜下过雪。此刻,这片松软的雪地上,既没有马蹄印,也不见人的足迹。两个骑马的人从小树林出来,在原野上策马小跑。旁边,四十步开外,又出现一对界桩。
“吁——”
加夫里洛夫勒紧缰绳。柯察金拨转马头,看看营长为什么停下。加夫里洛夫从马鞍上俯下身子,仔细查看雪地上一串奇怪的痕迹——好像有谁用带齿的小轮子碾过似的。这是一只狡猾的小兽经过这儿,后脚踩在前脚的印痕上,还特意打转绕圈子,把自己的脚印搅乱。很难分辨清楚,这只小兽是从哪个方向走来的。然而,并不是小兽的脚印使营长勒住坐骑。在离这串小兽足迹两步远的地方,另外有一些脚印,已经盖上了一层薄薄的雪。这儿有人走过。此人并没有搅乱自己的脚印,他径直走向树林。脚印清楚地表明,他是从波兰那边过来的。营长策马前行,循着脚印来到了哨兵巡逻线。在波兰那边十步远的地方,也看得见这样的脚印。
“昨夜有人越境,”营长低声说。“又是在三排的防区出现疏忽,可他们早晨汇报的时候说没有任何可疑情况。莫名其妙!”加夫里洛夫呼出的热气冷却成白霜,花白的胡子仿佛被镀了银似的,冷峻地挂在嘴唇上方。
有两个人影正朝着他们走过来。一个很矮小,浑身一团黑,那把法国刺刀在阳光下闪烁;另一个是大高个儿,披着黄色的羊皮外套。花骒马感到主人两腿用力夹它,就跑起来,一会儿便到了大个子跟前。这个红军战士整了整肩上的枪皮带,把烟头吐到雪地上。
“同志,您好!您这一段有什么情况?”营长问,同时把手伸给他。由于这个红军战士身材高大,营长在马背上几乎用不着弯腰。大个子赶紧脱下一只手套。营长和哨兵互相握手问好。
波兰兵在那边注视着。两个红军军官(在布尔什维克的军队里,三个小方块是少校军衔)正和一个士兵握手问好,如同亲密的朋友。霎时间,他仿佛觉得,这是他在跟自己的扎克热夫斯基少校握手。这种念头太荒唐了,他不禁朝四下看看。
“营长同志,我刚刚接班,”红军战士报告。
“那边有脚印,您看见了吗?”
“没有,还没看见。”
“昨夜两点到六点是谁值班?”
“苏罗坚科,营长同志。”
“那好吧,要多注意观察。”
他准备离开了,又认真地提醒战士:
“尽量少跟他们并排走。”
边界和别列兹多夫之间有一条大路。当两匹马顺着这条大路小跑的时候,营长说:
“在边境线上,眼睛要擦得雪亮。稍有疏忽,就后悔莫及了。我们干的是睡不好觉的工作。大白天,越境不怎么容易,可黑更半夜,我们就得竖起耳朵。柯察金同志,您想象一下,我的防区里有四个村庄是跨国界的。这些地方的工作难上加难。哨兵排成一行也不管用。每逢办喜事、过佳节,所有的亲戚就越界相聚。这是轻而易举的——两边的房屋相隔才二十步远,那条小溪呢,连母鸡也能蹚水过去。走私也难免。当然,那都是些小买卖。老太婆带过来两瓶四十度的波兰茅香露酒什么的。不过,大走私犯也不少,他们下大本钱,搞大动作。你知道波兰人在干什么?他们在所有靠近边界的村庄里开设百货商店,你想买什么都能买到。自然,这些店不是为他们本国的贫苦农民开的。”
保尔·柯察金饶有兴味地听营长讲述。守卫边界的生活,就像永不停顿的侦察工作。
“加夫里洛夫同志,您说说,边防工作仅仅是抓走私犯吗?”
营长紧绷着脸说:
“问题就复杂在这里啊!……”
别列兹多夫是个小镇。这个偏僻的角落曾经是犹太人指定居住地。两三百间简房陋屋杂乱无章地分布在这里。镇上有个挺大的集贸市场,市场中间开着二十来家小铺子。场地上肮脏不堪,到处是粪便。小镇周围,散布着一些农舍。在犹太人居住地中央,有一条大路通往屠宰场,路旁有座古老的犹太教堂。这幢破旧的建筑物呈现出一种凄凉的光景。是的,每逢礼拜六,教堂还不至于绝对无人光顾,但早已今不如昔,教堂的拉比【10】也根本过不上他向往的那种生活了。看来,一九一七年发生的事情非常糟糕,因为甚至在此地,在这穷乡僻壤,青年人对拉比也缺乏应有的尊敬了。是的,老人还没有“破戒”,然而那么多的小孩在吃亵渎神明的猪肉香肠!呸,连想想也恶心!一头猪正在起劲地拱着粪堆找吃的,拉比博鲁赫见了,心头火起,踢了它一脚。对了,别列兹多夫成了区中心,这也让他心里有点不痛快。鬼知道这些共产党员是从哪儿跑来的,他们闹个没完,一天一个新花样。昨天,他看见神父家的大门上挂出一块新牌子:
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别列兹多夫区委员会
挂出这块牌子,决不会是什么好兆头。拉比心事重重,走到他的教堂门口,意外地发现门上贴着一张不大的布告:
今天在俱乐部召开劳动青年群众大会。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利西岑和区团委代理书记柯察金同志做报告。会后九年制学校学生演出歌舞。
拉比发疯似的从门上撕下布告。
“这不,干起来了!”
神父家的大花园,从两边围着镇上的正教小教堂。花园里有一幢古色古香的大房子。一间间屋子空荡荡的,毫无生气,散发着霉味。从前,神父和妻子就住在这儿,他们如同这房子一样,老朽而空虚,早已互相厌烦。新主人们进入这幢房子后,便把沉闷的气氛一扫而光。那个大客厅,早先虔诚的主人只有遇到宗教的节日才在那里接待宾客,如今总是挤满了人。神父的宅院成了别列兹多夫党委会的所在地。从正门进去,靠右边有间小屋子,门上用粉笔写着:“共青团区委会”。柯察金每天在这里度过一部分时间。他身兼二职,既是第二军训营政委,又担任着刚成立的共青团区委会的代理书记。
自从他们一伙朋友在安娜那儿举行了晚会以来,八个月过去了。好像这只是不久以前的事情。保尔把一大堆文件推到旁边,往椅背上一靠,陷入了沉思。
屋子里静悄悄的。深夜,党委会的人全走了。留在最后的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刚刚也走了。现在这幢房子里只有柯察金一个人。窗户上结满了奇形怪状的霜花。桌上有一盏煤油灯,屋子里的炉子烧得很旺。柯察金回忆起不久前发生的事情。那是八月里,铁路工厂团委让他作为团组织的负责人,乘上抢修列车,前往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他们这一百五十人组成的抢修队,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医治战争造成的创伤,清除残破不堪的车厢,一直忙到深秋。他们还曾经过西涅利尼科沃到波洛吉的那段路线。从前沙皇时代这是马赫诺匪帮盘踞的地方,所到之处满目疮痍。在古利亚伊波列地区,他们花了一个星期修复了石头水塔,用铁皮修补好炸坏的水箱。他这个电工不懂钳工技术,也没干过这种重体力活,但他手拿扳手,拧紧了不止一千个螺帽。
秋末,列车把他们送回原厂。各车间接回了这一百五十名工人……
在安娜那儿,经常可以看到电工保尔。他额头上的那条皱纹舒展开了,他还常常发出富有感染力的大笑声。
满身油污的弟兄们又在小组会上听他讲往日的战斗故事,讲衣衫褴褛、沦为奴隶而敢于造反的俄罗斯农民怎样试图推翻戴着皇冠的恶魔,讲斯捷潘·拉辛【11】和普加乔夫【12】的起义。
一天晚上,当许多年轻人聚集在安娜那儿的时候,电工保尔出人意料地戒掉了一种多年的不良嗜好。他几乎从小就抽烟,那天却毅然决然地宣布:
“我再也不抽烟了。”
这件事是突然发生的。有人提出看法,说习惯比人厉害,并举出抽烟这个例子。大家争论不休。电工保尔原本没有参加争论,但是塔莉娅点名要他谈谈。他怎么想就怎么说了:
“应该是人支配习惯,而不是习惯支配人。要不然,咱们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茨韦塔耶夫在角落里喊了起来: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柯察金就喜欢来这一套。只要当场拆穿他的把戏,结果会怎样?他自己抽烟吗?抽的。他不知道抽烟没有好处吗?知道。那就戒了吧——可惜没那么大能耐。不久前他还在小组会上‘宣传文明’呢。”茨韦塔耶夫说到这里改用冷厉的讥笑口气紧逼:“让他回答我们,他那骂人的习惯改掉了没有?熟悉保夫卡的人都会证明:他不常骂人,可骂起来就很凶。说教容易做圣人难。”
一阵沉默。茨韦塔耶夫的尖刻语调,大家听了都觉得不舒服。保尔没有立即回答。他慢慢地从嘴上拿下烟卷,揉成一团,然后声音不高地说:
“我再也不抽烟了。”
稍停,又补充说:
“我这样决定,是为了自己,捎带着也是对茨韦塔耶夫的答复。一个人如果不能改掉坏习惯,他就一钱不值。我还有个骂人的恶习。同志们,我还没有彻底战胜这个可耻的习惯。不过茨韦塔耶夫也承认,不常听到我骂人了。话是容易脱口而出的,比不得抽烟,所以我这会儿没说立刻和这种恶习一刀两断。但是我终究会把骂人的坏习惯彻底根除的。”
入冬以前,流放下来的木排堵住了河道。秋水泛滥,这些木排被冲散,顺着水流往下游漂去,眼看大批燃料要损失了。索洛缅卡又派出本区的共青团员,去抢救珍贵的木头。
保尔·柯察金不愿意落在大家后面,虽然正患着重感冒,也瞒过同志们,照样去劳动。一个星期以后,码头两岸木头堆积如山,他却发高烧了——冰冷的河水和秋季的潮湿唤醒了沉睡在他血液中的仇敌。急性的风湿病接连两个月折磨着他的身体;出院以后,他也只能“趴”在工作台上干活。工长见了直摇头。过了几天,一个毫无偏见的委员会确认他丧失了劳动能力,于是让他退休,并且给了他领取退休金的权利,但是他愤怒地拒绝了。
保尔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心爱的工厂。他拄着拐棍,忍着剧痛,慢慢地挪动脚步。母亲曾不止一次来信,要他回家看看,此刻他想到了亲爱的老人家,想到了她在送别时说的话:“只有在你们病病歪歪的时候,我才看得到你们。”
在省委会里,他领到两份卷在一起的党团组织关系证明。为了不引起更大的痛苦,他几乎没有去同任何人告别,就乘车回去见母亲了。接连两个星期,老人家用草药熏,用手按摩,医治他那两条肿胀的腿。才过了一个月,他已经能扔开拐棍走路。胸中激荡着喜悦,黄昏又变成了黎明。列车把他送进省城。三天后,组织部开了一份介绍信,要他到省兵役委员会,让他到军训部门做政治工作。
又过了一个星期,他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小镇,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在共青团区委会里,他又接受了一项任务——把分散的团员召集起来,在新区建立团组织。瞧,生活就是这样变化着的。
外面烈日炎炎。一根樱桃树枝在敞开的窗户外,窥探着执委会主席的办公室。在执委会的对面,隔着街道有一座哥特式的波兰天主教教堂,它那钟楼上的镀金十字架被太阳照得熠熠生辉。窗前的小花园里,执委会看门人养的一群像周围嫩草一样绿莹莹、毛茸茸的小鹅正在活泼伶俐地觅食。
执委会主席读完刚收到的紧急电报。他的脸上掠过一道阴影。骨节粗大的手指插进松软而蓬乱的鬈发,停住不动了。
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利西岑其实才二十四岁,但是党内党外的同事都不知道这一点。他高大强健,不苟言笑,有时候甚至相当严厉,看上去倒有三十五岁。他肩阔腰圆,粗脖子,大脑袋,一对深褐色的眼睛凛若冰霜,明察秋毫,下巴颏儿轮廓分明。他穿着蓝色马裤和“饱经风霜”的灰色军装,左胸口袋上别着一枚红旗勋章。
十月革命以前,利西岑在图拉兵工厂里“指挥”旋床。他的祖父、父亲和他自己,差不多都是从童年时代起,就在同一家工厂切削钢铁。
但是在一个秋天的夜晚,原本只知道制造武器的利西岑,头一回拿起武器参加战斗了。从此,他卷入了大风暴。为了革命,为了党,他出生入死,赴汤蹈火。这个图拉兵工厂的工人,走过了光荣的征途,从红军战士成长为团长、团政委。
炮声和硝烟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尼古拉·利西岑在这个边境地区生活过得很安宁。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研究一份份农作物收成报告。此刻,利西岑看完这份特急电报,仿佛突然回到不久前的战争环境。急电以简略的语言通知:
绝 密
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利西岑:
国境线上发现大批波兰匪徒活动频繁,可能骚扰边地。希采取防范措施。财务处现金及贵重物品可转移至区里,勿留税款。
利西岑通过办公室的窗户能看到每一个走进区执委会的人。保尔·柯察金走上了台阶。不一会儿,响起了敲门声。
“坐下吧,咱们谈一谈,”利西岑握握保尔的手说。
整整一个小时,执委会主席没有让别的人进屋。
等保尔走出执委会主席办公室,天已正午了。利西岑的小妹妹纽拉从花园里跑出来。保尔一直叫她安纽特卡。小姑娘很怕羞,庄重得与年龄不相称。每次见到保尔总是很有礼貌地微微一笑。现在她将额上的一绺短发往边上一甩,以孩子那种怯生生的口气与保尔打招呼。
“科利亚那里没有旁人吧?玛丽娅·米哈伊洛夫娜早就等他回家吃饭了,”纽拉说。
“去吧,安纽特卡,屋里只有他一个人。”
第二天,离天亮还早,三辆大车套着膘肥体壮的马匹,驶到执委会门前。车上的人在低声交谈。几只封了口的麻袋,从财务处搬出来,装上大车。几分钟后,公路上便响起辚辚车声。由保尔带领的一个小队,在马车前后护送。从小镇到区中心有四十公里路程(其中二十五公里在森林中穿行)。他们顺利抵达了目的地,把钱款和贵重物品转移到了区财务处的保险柜里。
数天后,有个骑兵从边界那边朝别列兹多夫疾驰而来。爱看热闹的当地人都用困惑不解的目光盯着骑兵和浑身淌汗的战马。
到了执委会大门口,骑兵扑通一声跳下马,手持军刀走上台阶,沉重的马靴踩得咚咚直响。利西岑皱着眉头接过一包公文,拆开,随即在封袋上签了名。这个边防军人不等马喘口气,又跃上马鞍,毫不耽搁地沿着原路飞驰而去。
除了刚读过这包公文的执委会主席,谁也不知道公文的内容。不过,镇上的小市民的嗅觉像狗一样灵敏。这儿的小商贩,三个里面准有两个是小小的走私贩,这种行当使他们练就出一种预测危险的本能。
通军训营营部的人行道上,有两个人脚步匆忙地走着。其中一个是保尔,当地的老百姓认识他:他总是带着武器。另一个是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这会儿他也扎着武装带,别着转轮手枪,可见情况不妙。
过了几分钟,十五个人冲出营部,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向十字路口的磨坊。在党委会里,其余的党团员也都武装起来了。执委会主席头戴平顶羊皮帽,腰间挂着常不离身的手枪,骑马赶去。很明显,出什么大事了!广场上,大街小巷里,顿时空无一人。一会儿工夫,小店铺都关门了,锁上了中世纪的大锁,护窗板也都关上了。只有勇敢的母鸡和热得懒洋洋的猪仍在垃圾堆里起劲地扒拉。
在小镇边的一些园子里设下了埋伏。从这儿再往外便是田野,看得见一条笔直的大路,向远方延伸。
利西岑签收的情报言简意赅:
昨夜,近百名骑匪,携轻机枪两挺,交战后在波杜别茨地区越过国境,侵犯苏维埃领土,并在斯拉武塔林区失踪。希采取措施。本日将有百名红军骑兵经别列兹多夫追击匪徒,特告。勿误会。
边防军独立营营长
加夫里洛夫
一小时后,一个骑马的人出现在通往别列兹多夫镇的大路上。后面一公里处,是一队骑兵。保尔聚精会神地凝视前方。骑马的人小心翼翼地来到了近处,却没有察觉那些园子里的伏兵。这是红军第七骑兵团的一个青年战士。他头一回执行侦察任务。园子里的人们出其不意冲上大路,把他团团包围。他看见大家的军便服上都戴着青年共产国际的徽章,不由得尴尬地笑了。在简短的交谈后,他勒转马头,迎着行进中的百名骑兵跑去。本地区的伏兵让红军骑兵通过以后,又回到园子里埋伏下来。
紧张不安的几天过去了。利西岑接到报告:匪徒企图进行破坏活动,但未能得逞。红军骑兵跟踪追击,迫使他们仓皇逃出了国境。
这儿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人数非常少,才十九个人。他们在全区紧张地开展苏维埃的建设工作。最近才组建成的新区,一切都得从头做起。由于靠近边界线,大家的警惕性不能有丝毫松懈。
改选苏维埃、剿匪、开展文化活动、缉私和加强部队中的党团工作——凡此种种,使得利西岑、特罗菲莫夫、柯察金及其周围的少数积极分子常常从清晨忙碌到深夜。
保尔每天一下马,就走向办公桌,一离开办公桌,就赶往训练新兵的操场,还要去俱乐部,去学校,还要参加两三个会议。到了夜晚,他骑马挎枪,厉声喝问:“站住!什么人?”还得细听,有没有车轮声,是不是越境走私者的大车。这个军训营政委的白天和大多数黑夜,就是这样度过的。
别列兹多夫共青团区委会,由三个人组成:柯察金、莉达·波列维赫和任卡·拉兹瓦利欣。波列维赫是妇女部长,小眼睛,出生在伏尔加河流域。拉兹瓦利欣不久前还是个中学生,漂亮脸蛋高身材,“少年老成”,酷爱惊心动魄的冒险小说,熟读歇洛克·福尔摩斯【13】侦探故事和路易·布塞纳【14】的作品。拉兹瓦利欣原先是区党委的行政干事。入团才四个月,却爱在其他团员面前摆出一副“老布尔什维克”的架势。由于派不出人,地区党委再三考虑,才让他到别列兹多夫来,负责政治教育工作。
太阳接近天顶了。最隐蔽的角角落落也热烘烘的。各种动物都躲到阴凉的处所,狗也爬到粮仓的墙根底下趴着,热得迷迷糊糊,懒得动弹。在井边的水坑里,只有一头猪满身泥浆,怡然自得地哼哼着。
保尔解开缰绳,咬紧嘴唇,忍住膝盖的疼痛,跨上了马鞍。女教师拉基京娜站在校门口的台阶上,伸手挡住刺眼的阳光。
“政委同志,再见,”她微笑着说。
马烦躁地跺了一下蹄子,伸伸脖子,绷紧了缰绳。
“再见,拉基京娜同志。就这样决定啦,明天您来上头一课。”
马感觉到缰绳放松,立刻小跑起来。蓦地,一阵凄厉的呼喊传进保尔的耳朵,只有村里失火,妇女们才会这样呼喊。保尔猛拉缰绳,让马急转身。于是,他在马背上看到,一个年轻的农妇气急败坏地从村外跑来。拉基京娜走到路当中,把她拦住。旁边农舍里也有人跑到门口张望,大多是老头子老太婆。年轻力壮的全下地去了。
“哎哟!乡亲们,那边出大事儿啦!哎哟,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保尔策马跑到她跟前,这时候已经有一群人围住农妇。大家拉扯着她那白衬衫的袖子,惊慌地提出一大堆问题。可她前言不搭后语,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她一个劲儿喊叫:“打死人啦!他们往死里砍哪!”一个胡子乱蓬蓬的老头儿,一手提着粗布裤子,很不雅观地跳着过来,冲着年轻女人喊道:
“别嚷嚷了,像个疯婆子!在哪儿打?为啥打?不要乱叫!哼,活见鬼!”
“咱们村跟波杜别茨村的人打起来了……是为了地界!他们把咱们的人往死里打呀!”
大家这才弄明白遇上了什么样的灾祸。街上,妇女们尖声嚷嚷,老头们也火冒八丈地吼叫起来。消息像警报似的传遍全村,传进家家户户:“波杜别茨村的人为了地界,用镰刀砍咱们的人!”只要是能走动的村民,全都冲出家门,抓起耙子、斧头,或者干脆从栅栏上拔一根木桩,冲向村外,冲向正在血战的田野。两个村子为了地界纠纷,每年都在那儿发生械斗。
保尔猛踢坐骑,黑公马立刻疾驰起来。保尔吆喝着催马飞跑,赶过狂奔的人群,利箭一般向前猛冲。黑公马两耳紧贴头部,四蹄腾空而起,不断加快速度。土丘上,一架风车向四面张开风翼,似乎要挡住去路。风车右边的小河旁有一片低洼的草场。左边则是黑麦田,顺着山坡起伏绵延,一望无际。风宛若用手抚摩似的,在成熟的黑麦上掠过。路旁的罂粟花开了,鲜红耀眼。这里静静的,热得让人受不了。远处的小河如同一条银蛇,在阳光下闪烁。正是从那边的低洼处传来喊叫声。
黑公马朝着草场发疯似的冲下去。保尔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万一马蹄绊一下,连人带马全得完蛋。”不过马已经勒不住了,他只能紧贴着马脖子,听凭风在耳边呼啸。
黑公马狂奔到了草场上。这儿的人们暴怒得失去理智,野兽般地扭打成一团。有几个人倒在地上,满身都是血。
有个大胡子举着刀柄断了一截的大镰刀,猛追一个满脸是血的小伙子。保尔的坐骑胸脯一挺,把这大胡子撞倒了。另一个脸色黑苍苍、身板结实的农民,恶狠狠地用厚实的靴子猛踩倒在地上的对手,要送他“归天”。
保尔冲进人群,借助于马的力量,一鼓作气把斗殴的村民驱散。保尔不等他们回过神来,又疯狂地催动坐骑,朝着野蛮的人们横冲直撞。他意识到,只有以同样蛮不讲理的方式,才能把迷了心窍的人们分开。他狂怒地吆喝:
“畜生,散开!我枪毙你们这帮强盗!”
接着,他从皮套里拔出手枪,在一个杀气腾腾的人的头顶上方挥动。那马一跃,枪响了。那人抛下镰刀,转身逃走了。就这样,保尔单人独骑,在草场上一面狂奔,一面开枪,终于达到目的。人们四下逃散,离开了草场。他们害怕承担责任,同时也为了躲开这个从天而降的凶神和那支不断射击的“瘟枪”。
不久,区法院的人赶到了波杜别茨村。人民法官花了很长时间传讯目击者,但怎么也找不出罪魁祸首。这次械斗没有人丧命,受伤的也都复原了。法官苦口婆心,向阴沉着脸站在面前的农民说明,这种斗殴是多么野蛮,是违法的。
“全怪地界,法官同志,我们的地界给搞乱了!所以每年都打起来。”
个别人还是受到了惩罚。
过了一个星期,丈量队来草场丈量,在引起争执的地方钉下木桩。一个年老的丈量员由于走了很多路,加上天气炎热,累得汗流浃背。他一边卷着软尺,一边对保尔说:
“丈量土地这行当,我干了三十年,到处都是地界引发的纠纷。您瞧瞧这些草地的分界线,乱成了什么样子!就是醉鬼走路,也没这么扭过来拐过去的。那些耕地又怎么样呢?一块不过三步宽,全是花插着,要想分清楚,会把你累疯了。这样的草场这样的耕地,还得一年年分下去。老子跟儿子分开过了,一块地又分成两小块。我敢跟您说,再过二十年,土地上准保全是密密麻麻的地界,没处下种。即使现在,也已经有十分之一的耕地成了地界。”
保尔·柯察金笑了。
“丈量员同志,二十年后,咱们一条地界也没有了。”
老头宽厚地瞅瞅对方。
“您这是在说共产主义社会吧?唉,您知道,这还是遥遥无期的事儿。”
“您听说过布达诺夫卡集体农庄吗?”
“哦,您指的是这个呀!”
“对。”
“布达诺夫卡我去过……不过,柯察金同志,那是个别情况。”
丈量队在工作。两个小伙子在钉木桩。草地上,旧地界还隐约可见,不过仅仅是一些朽烂的木头了。农民站在草场两边,睁大眼睛盯着,希望木桩钉在原先的地界上。
赶车老汉爱闲聊,他用鞭子抽了一下瘦弱的辕马,转身对坐车的两个人说:
“谁知道怎么搞的,咱们这儿也闹起共青团来了。早先可不兴这个。看样子,这些事情全是那个女老师搞出来的。她姓拉基京娜,你们八成儿也认识。年纪还挺轻,可兴风作浪的本事不小。她把村里的娘儿们全给鼓动起来,把她们召集到一块儿,出了一大堆点子。结果呢,日子过不安生啦。先前,一发火,抽老婆一个耳光,那是家常便饭,老婆不揍哪儿行!她们呢,那会儿只是揉揉脸,不敢吭一声。如今,你还没碰着她,她已经大喊大叫,竟然说要上人民法院告你。年轻些的还会提出离婚,把法律条文全背给你听。我的老婆甘卡,原本是个不声不响的女人,如今连她也当上什么代表了。大概就是娘儿们当中的头儿吧。全村的人都来找她。起先,我恨不得拿马缰绳抽她,可后来一想,不管她啦。随她们瞎闹腾去吧!再怎么说,我老婆还是挺能干的,家务安排得不错。”
赶车人的麻布衬衫敞开着,露出毛茸茸的胸脯。他伸手搔了几下,习惯地往辕马的肚子上抽一鞭。车上坐的是拉兹瓦利欣和莉达。他们一同到波杜别茨村去,各有各的任务:莉达要召开妇女代表会,拉兹瓦利欣是布置团支部的工作。
“您难道讨厌共青团员?”莉达开玩笑地问赶车人。
那老汉摸摸胡子,不慌不忙地回答:
“不,我不在乎……趁着年轻,可以玩玩,演演戏呀什么的。我自己就爱看喜剧,不过要演得精彩。刚开头,我们以为小青年只晓得瞎胡闹,其实事情完全不是这样。听人说,他们倒是不准喝酒,不准耍流氓,还管得挺严呢。他们多半是在学习。可就是一点,他们跟上帝过不去,老想把教堂改成俱乐部。这就不应该了。为这事儿,老辈人都斜着眼睛瞅那帮团员,对他们有一肚子意见。还有什么来着?有一桩事儿他们办得不怎么样:他们光收那些穷得叮当响的,光收那些当长工的、租田来种的。有地有房人家的孩子不收。”
马车下了山坡,驶近了学校。
女校工见来了两个客人,就把他们安顿在她的屋子里,自己到干草棚里去睡觉。会拖得很长,莉达和拉兹瓦利欣很晚才回来,屋子里黑咕隆咚的。莉达脱掉皮鞋上了床,一会儿就睡着了。不料,拉兹瓦利欣的手粗鲁地碰到她身上,显然没安着好心。莉达惊醒了。
“你干什么?”
“小声点,莉德卡,你嚷嚷什么?我一个人这么躺着,太寂寞了,真见鬼!你难道想不出比睡大觉更有趣的事吗?”
“把手拿开,快给我滚下床去!”莉达一把推开他。莉达原本就厌恶他那淫邪的笑脸,此刻真想痛骂他、挖苦他,但是一阵睡意袭来,她又闭上了眼睛。
“你干吗扭扭捏捏的?别以为这样才像知识分子的模样。你总不是贵族女子学校毕业的吧?你以为这样我就会相信你吗?别装傻了。如果你是个聪明人,那么先满足我的要求,随后你要睡多久都由你。”
他觉得没有必要多费口舌,再次从长凳上站起来,坐到床沿上,肆无忌惮地伸手去扳莉达的肩膀。
“滚开!”她立刻惊醒了。“我说到做到,明天一定告诉柯察金。”
拉兹瓦利欣抓住她的胳膊,恼怒地低声说:
“我才不把你那个柯察金放在眼里呢。你别固执了,反正我要定你了。”
两个人进行了一场短促的搏斗。静静的屋子里响起清脆的耳光声,一下,又一下……拉兹瓦利欣往旁边一闪,莉达摸黑冲到门边,推开门,跑到院子里。她站在月光下,快气疯了。
“进屋,你这傻瓜!”拉兹瓦利欣凶狠地喊道。
他不得不把自己的铺盖搬到屋檐底下,在外面过夜。莉达插上门,上了床,蜷缩成一团。
第二天早晨,上车往回赶路。拉兹瓦利欣坐在赶车的老汉旁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这个碰不得的小妞,恐怕真会到柯察金跟前告我一状的。真是个傻乎乎的木头娃娃!外表挺漂亮,可一点也不解人意。得让她消消气,要不然,我可倒霉了,柯察金本来就瞧我不顺眼。”
拉兹瓦利欣挪到莉达身边坐下。他装得很难为情,眼神甚至有点悲愁。他编出一些不能自圆其说的理由为自己辩护,表示已经后悔了。
拉兹瓦利欣达到目的了:快到镇口的时候,莉达答应不对任何人提起昨夜的事情。
在边境地区的各个村子里,共青团的支部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团区委的干部为了培育这第一批共产主义运动的幼芽,付出大量心血。保尔和莉达整日整夜地在这些村子里开展工作。
拉兹瓦利欣不喜欢到村子里去。他无法接近农村小伙子,难以得到他们的信任,而只会帮倒忙。莉达和保尔做起来却很容易、很自然。莉达把姑娘们团结在身旁,交了一些知心朋友,同她们保持着联系。她因势利导,使姑娘们对共青团的生活和工作产生兴趣。全区的年轻人都认识保尔。有一千六百名青年即将达到应征入伍的年龄,第二军训营负责对他们进行军训。在各村的晚会上,在街头巷尾,手风琴起到了空前未有的宣传作用。手风琴使保尔成了大伙儿的“自家人”。不少农村小伙子正是在美妙琴声的引导下,走上了入团的道路。保尔的手风琴时而奏出快速的进行曲,热烈而扣人心弦,时而奏出优美的乌克兰民歌,柔和而情深意切。大家听着琴声,也听着手风琴手的讲话——他过去是工人,如今成了军训营政委和共青团书记。年轻政委的话音与琴声,和谐地回荡在人们的心头。各个村子里,听得见新的歌曲了。各家的农舍里,除了祷告用的赞美诗集和圆梦的小册子,也出现了别的书籍。
走私贩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他们必须留意的已经不仅仅是边防军人,因为苏维埃政权周围涌现出大批年轻朋友和热心助手。在边境的各个村子里,团支部的同志们热血沸腾,急于亲手捕获敌人,有时候采取过激的行动,保尔只好出面解围。波杜别茨村的团支部书记是格里舒特卡·霍罗沃季科。这个蓝眼睛的小伙子办事风风火火,喜欢辩论,不信教。有一回,他通过自己的特殊途径得到消息:当夜将有一批走私货物运来交给本村的磨坊老板。于是他让整个支部一齐上阵。当夜,他率领全体同志,带着一支教练步枪和两把刺刀,小心翼翼地包围了磨坊,等候野兽落网。国家政治保安局的边防哨所也获悉这次走私的情况,因此布置好了埋伏。夜里双方发生了误会。在冲突中,幸亏边防战士沉着冷静,共青团员才没有伤亡。小伙子们只是被解除了武装,押送到四公里外的邻村,关了起来。
当时,保尔正在加夫里洛夫营长那里。第二天早晨,营长一接到报告,就把情况告诉他。于是他这个团委书记立即骑上马,赶去救那群小伙子。
政治保安局的特派员萨哈罗夫笑着谈了昨夜的一场误会。
“柯察金同志,咱们这么办吧。这些小伙子都挺棒,咱们不会去告他们。不过,为了使他们今后不再越权代替我们采取行动,你去给他们泼泼冷水。”
卫兵把板棚的门打开,十一个小伙子从地上站起来。他们很不好意思,两只脚倒换着站在那儿。
“你瞧瞧他们,”萨哈罗夫摊开两手,一副痛心的样子。“大祸已经闯下了,我只好把他们送到地区去。”
这一下,格里舒特卡激动不安地说:
“萨哈罗夫同志,我们干了什么啦?我们是要为苏维埃政权尽量多出力呀。我们早就盯住这个富农了。你们反倒把我们当作强盗关起来!”说着,他恼火地转过身去。
保尔和萨哈罗夫好不容易才板起脸,互相进行严肃的交涉,这才停止“泼冷水”。
“除非你担保他们再也不到边界上活动,而以其他方式协助我们工作,我才可以客客气气地放他们走,”萨哈罗夫对保尔说。
“行,我替他们担保。相信他们不会再让我为难。”
这个支部的团员们,唱着歌返回波杜别茨。这件事没有张扬出去。不久,那磨坊老板终于落网了。这次是依法逮捕的。
一些庄园坐落在迈丹韦拉一带的森林里。每座富农的庄园相距约摸半公里。房屋结实坚固,加上各种附属设施,一座庄园俨如一座小小的堡垒。德国移民住在这些庄园里,过着优裕的生活。安东纽克匪帮就躲藏在这片树林里。安东纽克过去在沙皇军队里当司务长,后来呼朋引类,拼凑成一个“七人帮”,在周围的各条大路上持枪抢劫。他们心狠手辣,既不轻饶投机商人,也不放过苏维埃政府干部。安东纽克出没无常。他今天在这里干掉两个农村合作社的干部,第二天已经在二十公里外的地方解除邮政人员的武装,把钱款抢得精光。安东纽克和另一个土匪头子戈尔季竞赛似的干坏事,一个比一个残忍。地区警察局和国家政治保安局花费了不少时间来对付他们。安东纽克在别列兹多夫附近活动,进城的路上就很不安全。要捕获这个匪首很不容易:他发觉情况不妙,就窜出国境线,销声匿迹,风头一过又重新露面。利西岑每次得知这头恶兽行凶伤人,都急躁不安地咬紧嘴唇。
“这条毒蛇咬人还要咬到什么时候?等着吧,我会亲手收拾他,”利西岑咬牙切齿地说。这个执委会主席曾两次得悉土匪头子的最新行踪,带上保尔和另外三名共产党员去追捕,可安东纽克却溜掉了。
地区派出一支剿匪小分队,前往别列兹多夫。队长菲拉托夫是个爱打扮的小伙子,骄傲自大,像只小公鸡。按照边防条例规定,他应该先向区执委会主席报到,可他觉得没有必要。他把队伍带到邻近的谢马基村。他们夜间进村,就在村口的一所屋子里住下。这些全副武装、行动诡秘的陌生人引起了隔壁一位共青团员的注意,他立即跑去向村苏维埃主席报告。村苏维埃主席一点也不知道有支剿匪小分队要来,便将他们当作土匪,让这个团员骑上快马,赶往区里报信。菲拉托夫干的蠢事险些让许多人丢了命。利西岑当夜得到“匪情”报告,立刻召集民警,带着十多个人驰往谢马基村。他们来到村口跳下马,翻过栅栏,朝那所屋子直扑过去。门口的哨兵头上挨了一枪托,像口袋似的倒下了。利西岑猛跑几步,用肩膀使劲儿撞开屋门,大家便也一拥而入。屋子里的天花板下面挂着一盏灯,室内光线暗淡。利西岑一只手举起手榴弹,作势要扔,另一只手握着枪。他大喝一声,震得玻璃发响:
“投降吧!要不,我把你们炸个稀巴烂!”
若是稍稍慢一点,冲进屋子的人们就要朝着睡眼惺忪的人开枪了。幸亏这些从地板上爬起来的人,看到利西岑要扔手榴弹的可怕模样,全都把手举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一小队光穿着内衣的俘虏被赶到院子里。这时候,菲拉托夫看见利西岑戴着的勋章,他的舌头才恢复了功能。
利西岑气坏了,极其轻蔑地骂了一句:
“脓包!”
德国革命的消息传到区里。汉堡巷战的枪声传过来了。边境上的人激奋不已。人们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阅读报纸。十月革命的狂飙也在西方刮起来了。自愿参加红军的申请书像雪片似的飞向团区委会。保尔苦口婆心地劝说来自各个支部的代表。他一再解释,苏维埃国家的政策是和平政策,现在苏维埃国家不想和任何邻国打仗。但是,这种劝说收效不大。每个星期天,各支部的团员都来到镇上,在神父家的大花园里举行全区团员大会。
有一天中午,波杜别茨村团支部的全体团员排着队,步伐整齐地开进了区委大院。保尔从窗口看见他们,就跑到台阶上。以格里沙为首的十一个小伙子,脚登高筒靴,肩背大口袋,在门口停住了脚步。
“格里沙,怎么回事?”保尔吃惊地问。
格里沙对他使了个眼色,同他一起进了屋。这时候,莉达、拉兹瓦利欣和另外两个共青团员也闻声过来了。格里沙把门关上,皱起淡淡的双眉,郑重其事地说:
“同志们,我这是在试试我们的战斗力。今天早上,我向本支部的团员们宣布:区里来了电报,当然是绝密的。咱们跟德国资本家打起来了,跟波兰地主马上也要打。所以莫斯科来了命令,所有的团员都得上前线。不过,谁害怕的话,只要写份申请书,就可以留在家里。我吩咐,打仗的事儿不准对别人提一个字,每人带一个面包和一块腌猪油,没有腌猪油的带些大蒜或葱头也行,过一个小时到村后秘密集合——先到区里,再到地区,在那儿领取武器。我这番话,使得小伙子们来了劲儿,他们七嘴八舌,问个没完。我说,不用多问,执行吧!谁不愿意,写张纸条来。出发上阵是要自愿的。这些小伙子刚走,我心里就七上八下的:万一谁也不来可怎么办?真那样的话,我只好解散支部,自己远走他乡。我坐在村后瞧着。他们一个个来了。有的明明哭过,却装着没事儿。十个人到齐了,没一个逃兵。怎么样,这就是咱们波杜别茨的团支部!”格里舒特卡眉飞色舞地说完话,神气地拍了一下胸脯。
波列维赫听了很生气,责备他添乱。他以茫然不解的目光瞧瞧对方。
“你怎么怪我?这是最好的考验嘛!这样能够看清每一个人,一点儿错不了。原本我想把队伍拉到地区去,使他们更感到像真的一样。可小伙子们全累了,让他们回家吧。但是,柯察金,你一定要给他们讲讲话,要不,这算怎么回事儿呢?非讲讲话不可……你就说,动员令已经撤销,不过他们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应该受到表扬!”
保尔不大到地区中心去。往返一次,要花费几天时间,而区里的工作他一天都脱不开身。拉兹瓦利欣却一有机会就往城里跑。他总是从头到脚武装起来,暗暗地把自己想象成是库珀【15】小说中的主人公,得意洋洋地去地区中心。在林子里,他常常开枪打乌鸦或机灵的松鼠;他还装作侦查员,煞有介事地拦住单身行人盘问: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离城不远了,他便收起武器,步枪塞进干草堆,手枪藏到衣袋里,恢复自己平时的装束,走进地区团委会。
“哎,你们别列兹多夫最近情况怎么样?”地区团委书记费多托夫问。
费多托夫的办公室里总是挤满了人。大家争先恐后地说话。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必须能同时听四个人说话,回答第五个人的问题,手里还写着东西。费多托夫非常年轻,可早在一九一九年就持有党证了。只有在动荡不安时期,才有可能十五岁就入党。
拉兹瓦利欣大大咧咧地回答费多托夫的问题:
“新情况一下子也说不完。从清早到深夜,我忙得晕头转向。任何地方出了娄子都得我去解决。那是个空白地区嘛,事事都得亲自动手。又建成了两个新支部。叫我来有什么事儿吗?”他一本正经地往圈椅上一坐。
经济处处长克雷姆斯基暂时从一大堆公文上收回目光,回头望了一眼。
“我们是叫柯察金来,并没有叫你。”
拉兹瓦利欣嘴里喷出一团浓烟。
“柯察金不愿意到这儿来,只好由我代劳了……有些当书记的什么事儿也不干,轻松得很,净拿我这样的人当驴使唤。柯察金一去边境就是两三个星期见不到他的人影,我只得把整个担子挑起来。”
显而易见,拉兹瓦利欣要让人明白,正是他才适合当团区委书记。
拉兹瓦利欣离开以后,费多托夫对地区团委会的其他成员直率地说:
“我总不大喜欢这个耍嘴皮子的。”
拉兹瓦利欣的鬼把戏后来无意中被拆穿了。有一天,利西岑顺便到费多托夫那儿去取邮件。无论谁到区里去,都要替大家把信件带回来。费多托夫和利西岑作了一次长谈,拉兹瓦利欣便原形毕露了。
临别的时候,费多托夫说:
“不过,你还是让柯察金来一趟。我们这儿的人跟他还很不熟悉呢。”
“好吧,可我有言在先,你们别想把他调走。我们绝对不会同意的。”
这一年,边境地区的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搞得空前热烈。保尔当选为边境各村的十月革命节纪念活动委员会主席。三个村子的五千多男女农民,在波杜别茨村开完庆祝大会就开始游行。长达半公里的队伍以军训营和铜管乐队为前导,高举鲜艳的红旗,出了村子,向边境行进。他们秩序井然,纪律严明,沿着界桩在苏维埃的国土上游行,前往几个横跨国境线的村庄。波兰边民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边防军营长加夫里洛夫和军训营政委柯察金,骑着马走在最前面。铜管乐声、红旗迎风飘动的猎猎声,还有一阵阵的歌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青年农民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少女们银铃般的笑声传得很远。成年人表情端庄,老年人神态凝重。举目望去,人流浩浩荡荡奔向远方,这条长河的河岸便是国界。人们寸步不离苏维埃的疆土,没有一只脚跨出不可逾越的国境线。柯察金让人流从身旁拥过。耳边响着共青团员的歌声:
从西伯利亚森林到不列颠海滨,
红军强大无比,战胜一切敌人!
接着是女声齐唱:
哦,那边山上妇女收割忙……
苏维埃哨兵笑容满面地迎接游行队伍,波兰哨兵面对这支队伍,则是一副尴尬得不知所措的表情。要在边界一侧游行,是事先通知了波军指挥部的,但此刻仍然引起了那一侧的惊慌。他们的哨兵增加了四倍,还出动了战地宪兵,骑着马匆匆地四处巡逻。山谷中,潜伏着应付突发事件的后备队。实际上,游行队伍一直走在本国的土地上,队伍中笑语喧哗,歌声荡漾。
一个波兰哨兵站在小土丘上。游行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过来了,进行曲的头一段旋律响起。波兰哨兵从肩上卸下步枪,紧贴脚边,行注目礼。保尔听见一句波兰话:
“公社万岁!”
哨兵的眼神表明,这话是他说的。保尔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是朋友!军大衣里面的那颗心和游行群众的心,跳动的节奏是相同的。因此,保尔用波兰话低声回答:
“同志,你好!”
游行队伍经过的时候,波兰哨兵始终保持着持枪立正的姿势。队伍过去了。保尔一再回头去看那个瘦小的黑色身影。
前面又是一个波兰兵。花白的小胡子,四角帽镶着镍边,帽檐下的眼睛呆滞而暗淡。保尔由于刚才听到一个波兰哨兵的话,这会儿仍很激动,所以先开口,自语般地用波兰话说:
“同志,你好!”
可是没有反应。
加夫里洛夫微微一笑。原来,他全听到了。
“你期望过高了,”他说,“这儿除了普通步兵,还有宪兵。你没看见他衣袖上的标志吗?这是个宪兵。”
游行队伍的排头已经从山坡上下来,朝村里走去。这是一个横跨国界的村子。属于苏维埃的这个半边,做好了隆重欢迎客人的准备。人们站在界河上小桥的一侧。姑娘和小伙子们在路的两旁排成长队。在属于波兰的那个半边,农舍和板棚顶上站满了人,全神贯注地观看界河对岸的盛况。农舍门前,栅栏旁边,也有一群群农民。游行队伍走到夹道欢迎的人群面前的时候,乐队奏起了《国际歌》。年轻小伙子和白发老人纷纷走上装饰着青枝绿叶的临时讲台,激动地发表演说。保尔也操着亲切的乌克兰语讲了话。他的声音飞越界河,传到对岸人们的耳朵里。那边为了不让这种声音激起人们心里的热情,决定采取措施。于是,宪兵队在村子里策马奔跑,挥舞鞭子,把老百姓赶回家去。他们还朝屋顶上打枪。
街上空荡荡了。站在屋顶上的年轻人也被枪弹驱走了。苏维埃这边的人们站在河岸上看得清清楚楚,不由得皱起眉头。一个牧羊老汉由小伙子们搀扶着登上讲台。他怒不可遏,激愤地说:
“孩子们,好好瞧瞧吧!早先,我们也是这样挨打的。如今咱们这儿,用皮鞭抽农民的事儿谁也见不着啦。地主老爷垮台了,咱们背上再也不挨鞭子了。孩子们,要把政权牢牢地掌握在手里。我老了,不会讲话,可真想多说说。当初,在沙皇统治底下,我们受穷受苦,活像拉车的牛,……看看对岸的老百姓,我好难受啊!……”老汉那干瘦的手朝河对面挥了一下,失声痛哭了。只有小孩和老人才会这样哭。
在老汉之后,是格里沙发言。营长加夫里洛夫听着他慷慨激昂的话语,勒转马头,仔细观察,对岸是否有人在记录。可是,那河岸上空落落的,连桥头的哨兵也撤走了。
“看样子,不会向我们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发照会抗议了,”他诙谐地说。
十一月底,一个阴雨绵绵的秋夜,安东纽克连同他的“七人帮”,终于恶贯满盈了。这群豺狼出现在迈丹韦拉一个富裕移民的婚礼上,被赫罗林的党团员当场抓住。
妇女们在闲聊中泄漏了这伙人将要参加婚礼的消息。赫罗林的十二名党团员迅速集合起来,带上现有的武器,坐马车直奔迈丹韦拉的那座庄园,同时派人骑着马驰往别列兹多夫报信。半道上,报信人在谢马基村碰到了菲拉托夫的剿匪小分队。菲拉托夫立即率领全队火速骑马赶去。那边,党团员已经围住了庄园,在同安东纽克一伙对射。安东纽克一伙躲在小厢房里,见谁一露头,就瞄准射击。他们硬往外冲,但是没得逞,反而被党团员们撂倒了“七人帮”中的一个,被迫退回厢房。安东纽克陷入类似的困境已不止一次,每次都仗着扔手榴弹,靠黑夜掩护,逃之夭夭。这一次差点儿又让他溜掉。赫罗林支部在交火中已经牺牲了两个人,幸而菲拉托夫赶到。安东纽克心里清楚,自己成了瓮中之鳖,这次没有活路了。他整夜从厢房的各个窗口向外打枪,但到天亮时,终于被生擒活捉。“七人帮”里,没有一个投降。为了消灭这群豺狼,四个人献出了生命,其中有三个是成立不久的赫罗林支部的共青团员。
保尔·柯察金所在的军训营接到命令,要参加民兵部队的秋季演习。民兵师的驻地在四十公里以外。全营清晨出发,冒着瓢泼大雨,一直走到深夜才抵达。这次行军,营长古谢夫和政委保尔是骑马的。八百名即将应征入伍的青年刚进营房就倒头睡觉。师部给这个营的调集令下达得晚了些。他们刚到,第二天早晨就得接受检阅,并立即开始演习。
全营在场地上排好了队,才一会儿,师部就来了几个骑马的人。这个军训营已经领到服装和步枪,面貌焕然一新。营长和政委为这支队伍倾注了大量心血,花费了许多时间,因此心中有底,不慌不忙。全营在队列操练中表现出良好的素质。等到检阅完毕,一个脸蛋漂亮但皮肉松弛的军官声色俱厉地问保尔:
“您为什么骑马?我们普及军训部队的营长和政委不应该骑马。我命令您,把马送进马棚,徒步参加演习。”
保尔知道,自己离了马背,就无法参加演习。这两条腿连一公里也走不了。可是能对眼前这个身上有十来条各种肩带、绶带的、吆五喝六的漂亮军官说吗?
“我不骑马就不能参加演习。”
“为什么?”
保尔明白,如果不说出实情,便无法解释清楚,所以低声回答:
“我两腿肿胀,无法接连一星期又走又跑。同志,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是谁。”
“我是你们团的参谋长,这是一。第二,我再次命令您下马。如果您是个残废,那么我并没有叫您在部队里工作,不能怪我。”
保尔就像被猛抽了一鞭。他使劲儿一抖缰绳,但是古谢夫伸出粗壮的手,阻止了他。发作和忍耐这两种想法在保尔心中搏斗了好一阵。如今的保尔·柯察金毕竟不是从前那个擅自从一个部队跳到另一个部队的战士了。他是营政委,全营战士就站在他身后。在遵守军纪方面,他的举动会给全营树立什么样的榜样呢?况且,他训练全营战士又不是为了这个花花公子。这么一想,他双脚脱出马镫跳下马,忍着关节的剧痛,朝队伍的右翼走去。
接连数日天气特别晴朗。演习接近了尾声。第五天,他们在舍佩托夫卡城进行演习。这座小城,也就是演习活动的终点。保尔这个营接受了从克里缅托维奇村方向攻占车站的任务。
保尔对这一带的地形了如指掌。他把所有的路径都告诉了营长古谢夫。全营分为两队,避开“敌军”的耳目,深入迂回到后方,高喊着“乌拉”冲进车站。演习仲裁们认定: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车站让他们拿下了,防守车站的那个营被判定“丧失”一半兵员,退进了树林。
保尔负责指挥半个营。他正站在街心,和三连的连长、指导员一起布置散兵线。
一名战士气喘吁吁地跑到他跟前说:“政委同志,营长问,各个道口是不是都已经架设了机枪。仲裁小组马上就到。”
保尔和几位连长朝一个道口走去。
团部的军官都聚集在那儿了。他们祝贺古谢夫打了胜仗。战败的那个营也有代表在场。他们不安地倒着脚,窘得甚至不想辩解。
“这不是我的功劳。柯察金正巧是本地人,是他为我们指明了路线。”
参谋长骑马来到保尔跟前,冷嘲热讽地说:
“同志,原来您是能够健步如飞的。您要骑马,显然是为了出风头吧?”
他还想说什么,但是被保尔的目光镇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等团部的人走后,保尔轻轻地问古谢夫:
“你可知道他姓什么?”
古谢夫在他肩头拍了一下:
“算了,别去睬这个滑头。他叫丘扎宁,革命前好像是个准尉。”
这一天,保尔几次竭力回想,在哪儿听到过这个人,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
演习结束。这个军训营成绩优良,获得好评,返回了别列兹多夫,但是,保尔的身体几乎彻底累垮了。他回到母亲身边住了两天。马拴在哥哥阿尔乔姆那里。这两天,保尔每天睡二十个小时。第三天,他到机车库去探望哥哥。在这儿熏黑了的厂房里,保尔有一种亲切感。他使劲地吸了一下带煤烟味儿的空气。这儿的氛围对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为他从小就熟悉,在其中长大,实在太亲切了。好几个月没听到火车头的吼叫声,他仿佛丢了什么宝贵的东西似的。好比一个水手,每次久别以后重新看到蔚蓝色的无边无际的大海,总会激动不已。保尔此刻正是这样:亲切的氛围吸引着这个昔日的火夫和电工。他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他和哥哥没说多少话。他发现哥哥额头上又添了一道皱纹。阿尔乔姆在移动式锻工炉前干活。他有了第二个孩子。看来,日子过得很艰难。阿尔乔姆没说,可这是想象得出的。
保尔和哥哥一块儿干了近两个小时的活儿。他们分手了。保尔在道口上勒住了马,对车站凝望许久,这才抽了一鞭。黑公马沿着林间小路疾驰而去。
如今,穿越林间小路是安全的。布尔什维克肃清了大大小小的匪帮,烧毁了他们的巢穴。所以本区各个村庄里的生活比较安宁了。
将近正午,保尔回到了别列兹多夫。莉达高兴地在区委会门前的台阶上迎接他。
“你总算回来了!你不在,我们太寂寞了。”莉达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一块儿走进屋里。
“拉兹瓦利欣在哪儿?”保尔一面脱大衣,一面问她。
莉达吞吞吐吐地回答:
“不知道他在哪儿。哦,想起来了!他早晨说过,要到学校里去,代替你上社会政治课。他说‘这是我的职责,不是柯察金的。’”
这个意外的情况使保尔感到不大高兴。拉兹瓦利欣给他的印象一直不好。“这家伙到学校里去搞什么名堂呢?”保尔不满地想。
“嗯,好吧。说说看,这儿有什么好消息。你去过格鲁舍夫卡了吗?那儿的小青年干得怎么样?”
莉达将所有情况对他说了一遍。他坐在沙发上休息,一边揉着疲乏的双腿。
“前天接受拉基京娜为预备党员。这样我们波杜别茨党支部的力量就更强了。拉基京娜是个好姑娘,我挺喜欢她。瞧,教师中间出现了大变化,有些人完全站到咱们一边了。”
利西岑、保尔和新任区党委书记雷奇科夫三个人,常常在利西岑家的大桌子旁边从傍晚坐到深夜。
卧室的门关着。安纽特卡和利西岑的妻子已经睡下了。他们三个人却围坐在桌前,埋头读着波克罗夫斯基【16】著的那本不厚的《俄国历史》。利西岑只有夜间才能挤出时间读书。有时候保尔从村里回来,傍晚到利西岑家参加学习,发现他们两个学到前面去了,总是很着急。
有一天,从波杜别茨传来消息:团支部书记格里舒特卡·霍罗沃季科昨夜被人杀害了。保尔一听到噩耗,顾不得腿疼,几分钟就跑到执委会的马棚,以疯狂的速度备好马,飞身跃上,扬起皮鞭,左右抽打,朝着边界方向疾驰。
在村苏维埃宽敞的屋子里,格里沙的尸体停放在桌子上,周围饰有青枝绿叶,身上覆盖着红旗。屋门口,一名边防战士和一名共青团员在站岗,上级领导到来之前,不放任何人入内。保尔进屋,走到桌子跟前,掀开了红旗。
格里沙脸色煞白,双目圆睁,保持着临死前的痛苦表情。他躺在那儿,头歪向一边,被锐器击碎的后脑勺已用云杉枝叶遮掩着。
是谁下毒手杀害了这个青年呢?他是独生子,他的母亲是寡妇,父亲是磨坊老板的雇工,后来成了村贫民委员会的委员,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老母亲听到儿子的死讯,立刻昏倒了。邻居们正在救护这位神志模糊的老人,她的儿子默默地躺在那里,再也不能告诉人们自己死亡的秘密。
格里沙的死,震动了全村。他是年轻的团支部书记,贫苦农民的捍卫者。在村子里,他的朋友比敌人多得多。
拉基京娜为格里沙的牺牲感到无比悲痛。她在自己的房间里泣不成声。保尔进来,她连头也没抬一下。
“拉基京娜,你看他是被谁杀害的?”保尔沉重地跌坐在椅子上,嗓音沙哑地问。
“还会是谁,准是磨坊老板那一伙人。因为格里沙卡住了这些走私贩的脖子呀!”
格里沙的葬礼,两个村子的群众都参加了。保尔带来了军训营。全体团员都来向这位同志作最后的告别。在村苏维埃前面的广场上,加夫里洛夫安排两百五十名边防军战士列队肃立。悲壮的哀乐声响起,人们抬出覆盖着红旗的灵柩,停放在挖好墓穴的广场上。旁边的一些坟墓里,长眠着国内战争中牺牲的布尔什维克游击队员。
格里沙流洒的鲜血使他生前始终为之奋斗的人们更加团结。现在年轻的雇工和贫苦的村民全都表示要坚决支持团支部的工作。致悼词的人无不义愤填膺,要求处死凶手,要求抓住他们,就在这里,在广场上,在烈士墓前公审,让大家都看清敌人的真面目。
排枪三次响起,新坟上盖上了针叶树枝。当天晚上,团支部选出新的书记——拉基京娜。国家政治保安局的边境哨卡通知保尔,说他们那儿发现了凶手的线索。
一星期以后,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当地的剧院里开幕了。利西岑庄严地向大会作报告:
“同志们,我非常高兴地向大会报告,一年来我们共同努力,取得很大成绩。我们大大地巩固了本区的苏维埃政权,彻底肃清了土匪,并且狠狠地打击了走私活动。各村都建立了稳固的贫农组织,共青团壮大了十倍,党的组织也在发展。前不久,在波杜别茨村,富农暗杀了我们的霍罗沃季科同志。现已查明,凶手就是磨坊主和他的女婿。他们已被逮捕,不久,省法院巡回法庭将进行审判。大会主席团接到各村代表团提交的建议,他们都要求大会作出决议,请求法院判处杀人凶犯极刑……”
大厅里喊声四起:
“赞成!处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莉达出现在大厅侧门门口。她招手叫保尔出来。
在走廊上,莉达交给他一封公函,外面写着“急件”。他拆开了看。
共青团别列兹多夫区委会。抄送区党委会。
省委决定,从你区调回柯察金同志,另行委派重要的共青团工作。
保尔向工作了一年的区委告别了。在最后一次党委会上,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批准柯察金同志转为正式党员;第二,解除他的团区委书记职务,并通过他的鉴定。
利西岑和莉达紧紧握住保尔的手,并亲切拥抱。
保尔骑着马从大院出来,上了大道。这时候,十多名战士为他鸣枪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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