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委员会“公社战士”疗养院旁边有一座属于中心医院的大花园。疗养员从海滨回来，总是经过这座花园。在花园的一堵高高的米色石墙附近，长着一些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保尔喜欢在梧桐树荫下休息。这个地方不大有人来。从这儿可以看见在花园林荫道和小径上来回走动的人群；晚间可以听听音乐，远离大疗养区恼人的喧闹。

这不，今天保尔又躲到这里来了。经过海水浴和日光浴之后，他感到疲乏，现在舒舒服服地躺在藤摇椅上打起了盹儿。旁边的摇椅上，搁着一条厚毛巾和一本没看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叛乱》【20】。来疗养院的头几天，他依然神经紧张，头痛不止。教授们一直在研究他这种罕见的复杂病症。没完没了的叩诊、听诊使保尔感到厌倦。住院医生是个和蔼可亲的女党员，有一个很怪异的姓：耶路撒冷奇克。她总是费很大的劲儿才找到这个病人，耐心地劝说，让他跟她去见这位或那位专家。

“说实话，这一切让我烦透了，”保尔说。“总是那么几个问题，每天得回答五次。您的祖母是不是疯子？您的曾祖父有没有得过风湿病？鬼才知道他得过什么病，我连见也没见过他！不仅如此，他们每个人都试图劝说我承认得过淋病，或者别的某种更糟糕的病。坦率地说，为了这个我恨不得敲他们的秃脑袋。让我安安静静歇会儿吧！要是一个半月尽是这样翻来覆去地研究我，那我简直会成为危害社会的人。”

耶路撒冷奇克笑眯眯的，净说些打趣的话来回答保尔。过不了几分钟，她已经挽起保尔的胳膊，一边走，一边说着有趣的事情，把他带到外科医生那儿去。

今天看样子不用检查了。离吃午饭还有一个小时。保尔睡意蒙眬，好像听见了脚步声。他没有睁眼。“来人以为我睡着了，就会走开的。”可是希望落空了，摇椅嘎吱一响，那人坐下了。一股淡淡的香水味说明是个女的坐在旁边。保尔睁开眼睛，首先看到耀眼的白色连衣裙、晒黑的小腿和羊皮便鞋，然后是头发剪得像男孩似的脑袋、两只大大的眼睛、一排细密的牙齿。她不好意思地笑着。

“对不起，也许我打搅您了吧？”

保尔一声不吭。这不太礼貌。不过，他还在盼着坐在旁边的人会走开。

“这是您的书吗？”她翻翻小说，问。

“呣，我的……”

又沉默了一会儿。

“同志，请问您是‘公社战士’疗养院的吧？”

保尔不耐烦地动了动身子，暗想：“她是打哪儿冒出来的？我休息不好了，八成儿马上要问我得什么病。我走开吧。”这么一想，保尔口气生硬地回答：

“不是。”

“可我好像在哪儿看到过您。”

保尔已经站起身来要走，忽然后面响起另一个女人低沉洪亮的声音：

“多拉，你怎么躲到这儿来了？”

这是个浅黄色头发的女人，长得丰满，晒得黝黑，穿着疗养院的浴衣，坐在摇椅边沿上。她瞥了保尔一眼。

“同志，我在哪儿见过您。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的，在哈尔科夫。”

“做什么工作？”

保尔决定刹住这冗长的攀谈。

“开大粪车的。”

两个女人哈哈大笑，倒使保尔哆嗦了一下。

“同志，不能说您很有礼貌吧？”

他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多拉·罗德金娜是哈尔科夫市的党委常委，她后来一再回忆起初次相识的可笑情景。

午后，保尔在“塔拉萨”疗养院的花园里观看歌舞演出，同扎尔基不期而遇。

要说也真奇怪，竟是一场狐步舞使他们相见的。

一个肥胖的歌女，打着轻狂的手势，唱了一首《一夜销魂》。她唱完以后，一男一女跳上了舞台。男的半裸着身子，头戴红色圆筒高帽，大腿周围晃荡着彩色扣环，上身却穿着白得刺眼的胸衣，还戴着领带。一句话，装扮野蛮人，实际上不伦不类。那女的长得并不难看，可全身飘着许多布带。疗养员的圈椅和铁床后面，站着一群新经济政策的暴发户。他们伸长牛脖子，大呼小叫，喝彩捧场。这对男女在他们的喝彩哄笑声中扭摆着屁股，跳起了狐步舞。丑恶的场面简直让人无法想象。戴着傻瓜圆筒帽的胖子和女人紧贴在一起，摇来摆去，做出种种猥亵的姿势。保尔后面一个肥头大耳的人看得呼哧呼哧地喘粗气。保尔转身刚要走开，紧靠舞台的前排，有人站起来气愤地大喝：

“别再卖淫了！滚开吧！”

保尔认出是扎尔基。

弹钢琴的不弹了，小提琴尖叫了一下，也没声音了。台上的一对男女停止了扭动。站在椅子后面的暴发户们发出恨恨的嘘声，冲着扎尔基叫骂：

“混蛋透顶！打断了好戏！”

“全欧洲都在跳！”

“他妈的可恨！”

这时候，来自“公社战士”疗养院的观众、切列波维茨县的团委书记谢廖扎·日巴诺夫像江湖侠客似的将四个手指伸到嘴里，吹出尖厉的口哨，别的疗养员群起响应。于是，台上的两个家伙，仿佛被风刮下了台。报幕的小丑，像个见风转舵的堂倌，向观众宣布，他们这个歌舞班立刻就走。

“像那小香肠，快沿大街滚！对你爷爷说，你去莫斯科！”在众人的哄笑声中，一个穿着疗养服的小伙子用顺口溜把小丑送下台。

保尔在前排找到了扎尔基。他俩到保尔的房间里坐了很长时间。

扎尔基目前领导着一个地区党委会的宣传鼓动处。

“你还不知道，我已经有了爱人，而且很快就要有女儿或儿子了，”扎尔基说。

“嚯！那你爱人是谁呀？”保尔感到突然。

扎尔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相片，给保尔看。

“你认得出吗？”

照片上是他和安娜·博哈特。

“那么杜巴瓦去哪儿了？”保尔更惊奇了。

“他在莫斯科。他被开除出党后，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目前在莫斯科高等技校学习。听说他恢复了党籍。没用的！这个人不可救药……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吗？他如今当上了造船厂的副厂长。其他人的情况，我不大清楚。大家分散在全国各地，能够聚在一起叙叙旧，该有多高兴。”

多拉走进保尔的房间，跟她一起进来的还有几个人。来自坦波夫地区的高个子检察员把门关上。多拉对扎尔基胸前的勋章看了一眼，问保尔：

“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作？”

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把扎尔基的情况简略地介绍了一下。

“那就让他留下吧。刚才从莫斯科来了几位同志。他们要给我们谈谈党内最近的情况。我们决定在你这儿开个会，也算是内部会议吧，”多拉解释。

除了保尔和扎尔基，参加会议的差不多全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监委委员巴尔塔舍夫谈了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的情况。［30］

“在这样紧要的关头，我们必须坚守各自的岗位，”巴尔塔舍夫最后说。“我明天就动身。”

在保尔的房间里开会之后过了三天，疗养员都提前离去，保尔也是疗养期没满就走了。

他在团中央没多耽搁，就被派往一个工业区，担任共青团地区团委书记。才过了一个星期，城里的团员积极分子已经听到他的第一次讲话。

到了深秋，那天保尔带着两名工作人员，乘坐地区党委会的汽车，前往离城很远的一个区。汽车掉进路旁的壕沟，翻车了。

车上的人都伤得不轻。保尔的右膝盖压坏了。几天后，他被送进哈尔科夫外科医院。医生对他进行会诊，检查过他肿胀的膝盖，看了X光片，主张立即动手术。

保尔表示同意。

“那就明天早上做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决定，接着就起身走了。其他医生也随着他离去。

小小的单人病房，光线明亮，纤尘不染，散发着保尔早已淡忘的医院特有的气味。保尔四下环顾。一个铺着洁白桌布的床头柜，一张白色的凳子，便是全部的家具。

护理员送来晚饭。

保尔不想吃。他半躺在床上写信。伤腿疼痛，影响思索，胃口也倒了。

他写完第四封信，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一个白衣白帽的年轻女医生来到床前。

在薄暮中，保尔看出她眉毛描得很细，大眼睛似乎是黑色的。她一手提着皮包，一手拿着纸和铅笔。

“我是您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我值班。现在我提些问题。无论愿意不愿意，您要把全部情况说出来。”

女医生亲切地一笑。这笑容使得“审问”不那么讨厌了。保尔讲了整整一个小时，不仅讲自己，还讲了祖宗三代。

手术室里有几个戴着大口罩的人。

镀镍的手术器械闪闪发亮，狭长的手术台底下摆着一个大盆。保尔躺到手术台上，教授快要洗完手了。手术前的准备工作在保尔的后面迅速地进行着。他回头望一眼。护士在安放手术刀和镊子。病房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下腿上的绷带。

“柯察金同志，您别看，这会刺激神经的，”她低声嘱咐。

“医生，您说的是谁的神经？”保尔不服气地一笑。

几分钟后，厚实的面罩遮住了保尔的脸。教授说：

“别紧张。这就做氯仿麻醉。您用鼻子深呼吸，同时数数吧。”

面罩下面传出低沉而平静的声音：

“好的。我也许会说出难听的话来，所以提前道个歉。”

教授忍不住笑了。

最初几滴氯仿麻醉液散发出一股难闻而令人窒息的气味。

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数，尽量吐字清晰。就这样，他进入了个人悲剧的第一幕。

阿尔乔姆差点儿把信封撕成两半。展开信纸的时候，他不知怎的，心头怦怦乱跳。眼光接触到头几行字，他就飞快地往下念：

阿尔乔姆：

咱俩很少通信。一年才一两次吧。不过，次数多少有什么关系呢？你说你已经搬到卡扎京的机车库，全家都离开了舍佩托夫卡，以便斩断老根。我理解你所说的老根，是指斯乔莎和她一家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像斯乔莎这种类型的人，要改造过来谈何容易，我担心你未必能成功。你说“年龄不饶人，学习很困难”，其实你学习得不错。让你脱产当市苏维埃主席，你一口拒绝，这就不对了。你为夺取政权战斗过吧？那就该掌握政权。明天就接手市苏维埃的工作，干起来！

现在谈谈我自己。我的情况不大妙。我经常住院，开过两次刀，流了不少血，消耗了不少精力，而且谁都回答不出，这要拖到何年何月。

我不上班了，给自己找了份新工作——当病号。我忍受着种种痛苦，结果却是右膝不能动弹了，身上添了几处线缝，医生最近还发现：七年前，我的脊椎骨受过的暗伤，据说可能要我付出极高的代价。只要能够归队，我准备忍受一切。

我觉得生活当中掉队是最可怕的事情。我甚至不敢多想。正因为这样，我才什么都不拒绝，然而没有好转。相反，乌云越积越厚。做过第一次手术，我刚能走路，就恢复工作，不料很快又被送回医院。现在我拿到了迈纳克疗养院入院证，明天就要动身去叶夫帕托里亚。阿尔乔姆，你别担心。要送掉我的命，可没那么容易。我的生命力完全可以一个顶仨。咱们还得干点事儿呢。哥哥！你要保重身体，别一下子干得太猛。要不然，以后党得花大钱给你修理。岁月给我们经验，学习给我们知识，可不是为了让我们到一个个医院去做客。握你的手。

保尔·柯察金　　

正当阿尔乔姆皱着浓眉看弟弟来信的时候，保尔正在医院里和巴扎诺娃道别。女医生一面把手伸给保尔，一面问：

“明天您就动身去克里木吗？那今天待在哪儿？”

保尔回答：

“罗德金娜同志马上会来。今天和今晚我都待在她家里，明天早晨她送我去火车站。”

巴扎诺娃认识多拉，因为她常常来看望保尔。

“柯察金同志，咱们说过，您临走前要跟我父亲见见面，没忘记吧？您的病情，我已经详细告诉他了。我想让他为您检查一下。今晚就可以去。”

保尔立刻同意了。

当晚，巴扎诺娃带着保尔，来到她父亲宽敞的工作室。

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给保尔作了详细检查。巴扎诺娃也在场。她从医院带来了X光片和全部化验单。专家用拉丁语讲了好长一段话，回答女儿的问题。巴扎诺娃听了以后，顿时脸色惨白。这是保尔不可能不察觉的。保尔望着教授谢了顶的大脑袋，竭力想从他敏锐的目光中看出个究竟。然而，巴扎诺夫教授不露声色。

保尔穿好衣服。教授客气地和他告别，说自己要去参加一个会议，让女儿转告检查结果。

巴扎诺娃的房间陈设雅致，品味不俗。保尔靠在长沙发上，等着她开口。但女医生不知该怎样启齿，该说些什么。她感到非常为难。父亲对她说，柯察金体内的致命炎症正在发展，而目前的医学还无法加以遏止。教授反对再做外科手术。“这个年轻人面临着瘫痪的悲剧，我们却没有力量阻止。”

巴扎诺娃作为医生和朋友，觉得不宜如实说出一切。她谨慎地挑选着字眼，向保尔透露一小部分真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叶夫帕托里亚的泥疗会使您的身体出现转机，秋天您就可以恢复工作。”

她这样说着，却忘了对方锐利的眼睛始终注视着她。

“从您的话里，或者确切些说，从您没有说出口的话里，我已经完全明白了病情的严重性。您该记得，我请求过您，千万要对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用不着隐瞒什么，我不会晕倒，也不会抹脖子的。不过我真想知道，自己往后会怎么样，”保尔说。

巴扎诺娃说笑着，把话题引开。

当晚，保尔始终没有了解到实情，不知道明天究竟会怎样。临别，巴扎诺娃轻声说：

“柯察金同志，别忘了我对您的友谊。您的生活中，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如果需要我的帮助或建议，您就来信。我会竭尽全力的。”

她从窗口望着保尔高大的背影，目送身穿皮上衣的保尔费劲地拄着手杖，离开大门口，走向一辆出租轻便马车。

又来到叶夫帕托里亚。南方天气酷热。人们戴着绣金的小圆帽，晒得黑黝黝，说话大嗓门。旅客乘上汽车，十多分钟就到了“迈纳克”疗养院。这是一幢用石灰石砌成的二层楼房。

值班医生把刚来的人带到各个房间。

“同志，您持有哪个单位的疗养证？”他在十一号房间门口站住，问保尔。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那就安排您住这儿，跟埃布纳同志一起。他是德国人，要求给他找个俄罗斯人同住，”医生解释说，并上前敲门。

房间里传出一句不地道的俄语。

“请进。”

保尔走进房间，放下手提箱，转过身来。只见床上躺着一个满头金发的男子，两只漂亮的蓝眼睛炯炯有神，富于表情。他面对保尔，露出和善的笑容。

“古腾莫根，格诺塞【21】。对不起，我是想说：你好，”他纠正说，并且把手伸给保尔。他的手没有血色，指头长长的。

几分钟以后，保尔坐在德国人床边，两个人用那种“国际通用的语言”兴致勃勃地交谈着，此时词语只起次要作用，主要靠似懂非懂的语句加上猜测、手势和面部表情，总之是用上了约定俗成的世界语中的一切手段。

保尔已经知道，埃布纳是个德国工人。在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他大腿中了子弹。这回是旧伤复发，迫使他卧床。尽管很痛苦，他却保持着昂扬的情绪。这一点，马上博得了保尔的尊敬。

同住的病友这么好，保尔喜出望外。这种人不会从早到晚，唉声叹气，诉说病痛。相反，和他在一起，你会连自己的痛苦也忘掉。

“美中不足的是，我一点也不懂德语，”保尔暗想。

花园的一角，放着几把摇椅、一张竹桌和两辆轮椅。有五个人在每天治疗之后，就到这儿来度过一整天。病友们称他们为“共产国际执委会”。

埃布纳半躺半坐在轮椅上；保尔也坐着轮椅，因为他被禁止步行。其余三个人，一个是身体沉重的魏曼，爱沙尼亚人，克里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一个是深棕色眼睛的年轻妇女玛尔塔·劳琳，拉脱维亚人，看上去像十八岁的少女；还有一个是膀大腰圆的列杰民奥夫，西伯利亚人，两鬓斑白了。的确，这里有五个民族：德意志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玛尔塔和魏曼懂德语，埃布纳让他们当翻译。保尔和埃布纳是同室病友；玛尔塔、魏曼和埃布纳由于语言相通而亲近，列杰民奥夫和保尔则是通过下国际象棋而熟悉的。

因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杰民奥夫到来之前，保尔是疗养院里的国际象棋“冠军”。他是经过激烈的冠军争夺战，才从魏曼那儿夺得这个称号。魏曼吃了败仗，这个平时蔫呼呼的爱沙尼亚人心理上失去了平衡。保尔赢了他，他一直耿耿于怀。然而没多久，院里来了个魁梧的老头儿，五十开外，看上去却要年轻得多。他邀请保尔对弈。保尔没有戒备，平静地开了一个后翼弃卒局。列杰民奥夫以挺进中卒相应。保尔身为“冠军”，必须迎战每一个新来的棋手。观棋的人照例很多。走到第九步，保尔已经发觉，对方的小卒在稳步推进，咄咄逼人。保尔心里明白：遇上了强敌，他不该对这场比赛这样漫不经心。

激战了三个小时，保尔虽然竭尽全力，但还是不得不认输。他在所有观棋的人之前看出自己败局已定。保尔瞧瞧对手。列杰民奥夫慈祥和蔼地笑笑。显然，他也看出保尔必败无疑。魏曼难以掩饰地盼望保尔吃败仗，他紧张地观战，不过什么也没有察觉。

“我总是坚持战斗，直到最后一卒的，”保尔说。

只有列杰民奥夫听得懂这句话。他赞许地点点头。

五天当中，保尔同列杰民奥夫下了十盘棋，结果七负二胜一和。

魏曼眉飞色舞地说：

“哦，列杰民奥夫同志，谢谢啦！您到底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了！他这是活该！我们这帮老棋手全成了他的手下败将，可他终究栽在一员老将手里。哈哈哈！……”

“怎么样，吃败仗的滋味不好受吧？”他转而挖苦败在他人手下的保尔。

保尔失去了“冠军”称号。但他在失去这份棋坛荣誉的同时，结识了列杰民奥夫。后来列杰民奥夫成了他的挚友和尊敬的人。保尔棋赛失利也并不是偶然的。他对象棋战术仅仅略知皮毛而已，遇到精通棋艺的行家，自然非败不可。

保尔和列杰民奥夫之间有一个巧合：保尔出生和列杰民奥夫入党是在同一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近卫军老一代和年青一代的典型代表。一个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搞过多年地下工作，蹲过沙皇的监狱，后来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另一个拥有火热的青春，虽然只有八年的战斗历程，却抵得上好几个人的一生。这一老一少两个人，都有一颗火热的心，都是一身伤残。

晚上，埃布纳和保尔的房间便成了俱乐部。所有的政治新闻都是从这里传出来的。每天晚上，十一号病房里热热闹闹。魏曼老想讲个黄色笑话，他对这类东西兴趣很大。不过，现在他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的夹击。玛尔塔善于用巧妙而辛辣的讽刺堵住他的嘴；如果这还不奏效，保尔就出面干涉。

“魏曼，你总该先问问——也许你的‘俏皮话’一点也不合我们的口味……我真不明白，你这样的同志怎么会说出……”保尔用不满意的口吻开始说道。

魏曼撅起厚嘴唇，眯缝着两只小眼睛，嘲弄似的扫视一下大家的脸。

“应该在政治教育委员会下面设立道德督察处，并且推举柯察金当督察长。玛尔塔我倒还能理解，女同志是当然的反对派嘛；但是柯察金想装成天真无邪的小男孩，好像是个共青团里的乖宝宝……何况，我就是不喜欢鸡蛋教训母鸡。”

经过这样一场涉及共产主义伦理的激烈争论之后，黄色笑话问题被提到原则高度来讨论了。玛尔塔把不同的观点翻译给埃布纳听。

“黄色笑话不大好，我和保夫卢沙观点一致，”埃布纳说。

魏曼只得退却。他尽量用开玩笑来掩饰，后来再也不讲那种笑话了。

保尔以为玛尔塔是个共青团员。看看模样，保尔估计她只有十九岁。有一次，保尔和她交谈，结果大感意外。没想到她已经三十一岁，一九一七年就入党，而且是拉脱维亚共产党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一九一八年，她已经被白匪判处枪决，后来苏维埃政府用白匪俘虏将她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交换回来。如今她在《真理报》工作，同时还念完了大学。保尔没留意，他们是怎样开始接近起来的。不过，这个常来看望埃布纳的、娇小的拉脱维亚女子，确已成了“五人小组”不可缺少的一员。

地下工作者埃格利特也是拉脱维亚人。他嬉皮笑脸地逗玛尔塔：

“玛尔托奇卡，你可怜的奥佐尔在莫斯科怎么过日子？这样可不行！”

每天早晨在起床铃响之前一分钟，疗养院里总能听到响亮的鸡啼声。埃布纳学鸡叫的本领真是绝了。院里的工作人员找这只不知道怎么钻进来的公鸡，怎么也找不到。这使埃布纳得意非凡。

到月底，保尔病情恶化。医生让他全天卧床。这使埃布纳心里很难过。埃布纳喜欢这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他乐观开朗，从不愁眉苦脸；他充满朝气，却又这样过早地丧失健康。玛尔塔告诉埃布纳，说医生预料保尔的未来很不幸，埃布纳听了异常焦急。

此后直到离开疗养院，医生也没允许保尔下床走动。

保尔能够对周围的人们隐瞒自己的痛苦。只有玛尔塔，看到他脸色苍白得异乎寻常，有所察觉。出院前的一个星期，保尔接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的信，通知他假期延长两个月，还说根据疗养院的诊断结论，在他目前的健康状况下，不可能让他恢复工作。随信还汇来了一笔钱。

保尔经受住了这第一次打击，就像当年跟朱赫来学拳术，经受住第一拳一样。那时候，他也倒下了，但是立刻站了起来。

他意外地收到母亲的一封信。老人家说，她有一个十五年没见面的老朋友，名叫阿尔宾娜·屈察姆，住在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的一个港口。所以，母亲要儿子一定到那儿去看看。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今后的生活影响很大。

一星期后，疗养院的病友们热情地把保尔送到码头。临别，埃布纳像对亲弟弟一样，热烈地拥抱和亲吻保尔。玛尔塔却没有露面，保尔没跟她告别就离去。

第二天早晨，敞篷马车载着保尔离开码头，来到一座带小花园的小屋跟前。保尔让陪送他的人去问问，这儿是不是住着屈察姆一家。

屈察姆家有五口人。母亲阿尔宾娜·屈察姆已过中年，胖胖的，黑眼睛，目光凝滞而抑郁，衰老的脸上还残留着昔日的风韵。两个女儿名叫廖利娅和塔娅；还有廖利娅年幼的儿子；再就是胖得像猪的糟老头儿屈察姆。

老头子在合作社里工作。小女儿塔娅在外面干些粗活。大女儿廖利娅早先是打字员，前不久和既是醉鬼又是流氓的丈夫离了婚，眼下没有工作，在家里带带孩子，帮母亲做做家务。

除了这两个女儿，还有个儿子叫乔治，不过目前在列宁格勒。

屈察姆一家热情地接待保尔。只有老头子用冷淡戒备的目光打量客人。

保尔对阿尔宾娜耐心地叙述了自己所知道的家里的情况，也顺便问问她家的情况。

廖利娅二十二岁。这个淳厚的女子一头褐色短发，大脸盘，心里想些什么，仿佛都写在脸上。她和保尔一见如故，连家里的秘事也主动地和盘托出。保尔从她那儿了解到，老头儿在家里专横暴虐，不给家人丝毫的自主和自由。他心胸狭窄，目光短浅，吹毛求疵，使家里始终笼罩着惶恐不安的气氛。因此，两个女儿对他厌恶透顶，老婆更是恨得要命，二十五年来一直在反对他的专制。女儿总是站在母亲一边。家里争吵不断，气氛恶劣。成天都为大大小小的事情怄气，没完没了，天天如此。

这家的第二个祸害是乔治。据廖利娅说，他是地道的浪荡公子，自以为了不起，爱吹牛，吃要考究，穿要阔气，还爱喝酒。他是母亲的心肝宝贝，中学毕业后，就开口向母亲要钱，说要到首都去。

“我去上大学。让廖利娅卖掉戒指，你也卖些东西。我需要钱，你们上哪儿弄钱，我才不管呢。”

乔治深知母亲对他有求必应，因此恬不知耻地利用她的弱点。他对两姐妹态度傲慢，居高临下，认定她们比他低一等。母亲变着法儿跟老头子要钱，再加上塔娅挣的工钱，一次次地全寄给儿子。可他呢，入学考试成绩一塌糊涂，榜上无名，便寄居在叔叔家里，日子过得挺舒服。他连连拍来电报，吓唬母亲，逼她寄钱。

小女儿塔娅，保尔直到黄昏才见到。母亲在过道里低声告诉塔娅，来客人了。她腼腆地跟保尔握手问好。面对这个年轻的陌生人，她的脸一直红到耳根。保尔没有立刻放开她那粗大的、起茧的手。

塔娅十八岁了。她算不上漂亮，但是，栗色的大眼睛、像蒙古画上画的细眉毛、端正的鼻子和线条分明的鲜丽嘴唇，使得她挺有魅力。干活穿的条纹上衣紧箍着富有弹性的胸脯。

姐妹俩分住着两个小房间。塔娅的房间里摆着一张小铁床和一个五斗橱，五斗橱上放着各式各样的小摆设，还竖着一面小镜子。墙上挂着三十多张照片和画片。窗台上摆着两盆花，深红的天竺葵和粉红的菊花。薄纱窗帘用浅蓝色带子拢在一旁。

“塔娅从来不让男的进她的房间。可您瞧，她为您破了例。”廖利娅拿妹妹开玩笑。

第二天晚上，大家在老人的房间里喝茶。塔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听他们交谈。老头儿全神贯注地搅着茶杯里的白糖，不时从眼镜上方恶狠狠地瞧瞧坐在对面的客人。［31］

“如今，婚姻方面的新规矩，我实在看不惯。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婚就离婚，太自由了。”

老头子呛了一下，咳嗽了。他缓过劲儿，指着廖利娅说：

“这就是一个。也不问问，就跟那浑蛋结婚；也不商量，又离了。这下苦了我，得养活她，还拖着个野种。简直不像话！”

廖利娅难堪得涨红了脸，扭过头去，不让保尔看见她满眼泪水。

“那么，照您的意思，她应该跟那个寄生虫一块儿过下去？”保尔问，两道迸射火星的目光紧盯着他。

“应该看看清楚再嫁人。”

阿尔宾娜插嘴了。她强压怒气，断断续续地说：

“老头子呀，听我说。你干吗当着外人讲这些呢？可以聊聊别的嘛。”

老头子猛地朝她转过身来：

“我知道该说什么！从啥时候开始，竟敢对我指手画脚了？”［32］

当夜，保尔久久地思索着屈察姆一家的事情。他偶然来到这里，不由自主地卷进了家庭的悲剧。他琢磨着，怎样帮助她们母女挣脱这种束缚。他自己的生活进程突然停顿下来，面前是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现在要采取果断行动，比任何时候都难。

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拆散这个家庭——让母女三人永远离开老头儿。然而，这件事并非轻而易举。他要发动这场家庭革命，也力不从心。过几天他就要离去，而且也许就再也碰不到这些人了。那么一切听其自然，不必在这低矮狭小的屋子里掀起一点细浪微波吗？可老头儿令人憎恶的模样使他无法平静。他设想了几个方案，又觉得都行不通。［33］

第二天是星期日。保尔从外面回来，见塔娅独自在家，其他人都走亲戚去了。保尔踏进她的房间，他挺累，就坐到椅子上。

“你怎么不出去玩玩，散散心？”

“我哪儿也不想去，”她低声回答。

保尔想起夜里设计的几个方案，决定试一试。

为了不受别人干扰，他说得很快，而且开门见山。

“塔娅，听我说。咱们互相称呼‘你’吧，何必再讲虚礼客套呢？我就要走了。咱们见面，不巧是我处境尴尬的时候。要不然，咱们能够扭转局面的。如果在一年前，我可以带你们一同离开这儿。你和廖利娅都有一双勤劳的手，工作肯定找得到！应该跟老头儿一刀两断，他是说不通的。可现在，我不能这么干，我连自己将会怎样都还不知道。所以说，我是无能为力。那么如今怎么办？我要争取恢复工作。关于我的身体状况，天知道那些医生写了些什么，同志们竟要我无限期地治疗下去。这种情况一定能扭转过来的。我写信给母亲，商量一下。咱们瞧瞧，怎样来结束这种复杂混乱的局面。反正我决不会扔下你们不管。不过，塔尤莎，有一点很重要，你们的生活，特别是你的生活，一定要彻底改变。你有这样的愿望和力量吗？”

塔娅抬起低垂着的头，低声回答：

“愿望我有，有没有力量——我自己也不知道。”

她回答得这么不坚决，保尔能够理解。

“没关系，塔尤莎！有了愿望，咱们就能把事情办妥。告诉我，你很留恋这个家吗？”

塔娅没想到他会这样问，愣了一会儿才回答。

“我很可怜我母亲，”她终于说。“她一辈子受父亲的欺负，如今乔治又紧紧缠着她。我非常可怜她……虽然她更喜欢乔治……”

这一天他们说了许多话，家里人快要回来的时候，保尔打趣地说：

“奇怪，老头儿怎么没给你找个人，嫁出去？”

塔娅惊慌地摇手。

“我不出嫁。廖利娅的遭遇，我看够了。我绝对不结婚！”

保尔笑了。

“这么说，发誓一辈子不嫁人了？要是有个小伙子突然向你求婚，盯住不放，而且确实是个挺棒的小伙子，你又怎么办呢？”

“我不结婚！他们在窗外转来转去的时候，全是挺好的。”

保尔伸出一只手，放到塔娅肩上，用和解的口气说：

“行，不结婚也能过得不错。只是你对待小伙子心肠好硬。幸亏没有疑心我在向你求婚，要不然，我可下不来台了。”

保尔见塔娅满脸羞涩，便用冰凉的手亲切地在她的手上抚摩一下。

“像你这样的人，找对象不会找我们的。我们能帮得上什么呢？”塔娅低声说。

几天以后，保尔乘火车去哈尔科夫。到车站送行的有塔娅、廖利娅、阿尔宾娜，还有阿尔宾娜的妹妹萝莎。临别，阿尔宾娜从他的嘴里得到保证，决不会忘记廖利娅姐妹俩，要帮助她们挣脱牢笼。她们送他，完全跟送亲人一样。塔娅眼里泪水盈盈。保尔久久地从窗口望着廖利娅挥动的白手帕和塔娅的条纹上衣。

在哈尔科夫，保尔不愿意打扰多拉，所以在朋友彼佳·诺维科夫那儿落脚。休息了一下，就乘车前往中央委员会。他见着了阿基姆，等到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他就要求马上分配工作。阿基姆摇头拒绝。

“保尔，不行哪！我们这儿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医务委员会的决定，写的是：‘鉴于病情严重，应送神经病理学院治疗，不予恢复工作。’”

“阿基姆，随便他们怎么写！我求你了，给我工作机会吧！跑这家医院，转那家医院，没什么用的。”

阿基姆不同意。

“我们不能违反决定。保夫卢沙，你要理解，这样对你比较好。”

但是，保尔激动万分，反复坚决要求，弄得阿基姆也顶不住，最后只得答应。

第二天，保尔就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他以为，只要一开始工作，精力就能恢复。可是上班第一天，他就发觉自己想错了。他在科里往往一坐就是八个小时，饭也不吃，因为没有力气走下三楼，到隔壁的食堂里去吃饭。经常是忽而这只手，忽而那只脚，感到麻木。有时候，全身动弹不得，还发烧。到了该上班的时间，他会突然浑身无力，起不了床。第一阵发作过后，他无可奈何地看到，已经迟了整整一个小时。由于经常迟到，他终于挨了批评。保尔心里明白，自己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开始了——他要离队了。

阿基姆再次帮忙，为他调动工作。然而过了一个多月，不可避免的事情依旧发生：他病倒在床。这时候，保尔记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的叮嘱，便给她写了封信。她当天就赶来了。保尔从她那儿了解到一个最重要的情况：他不一定非住院不可。

“这就是说，我的情况好得不得了，已经根本用不着治了。”他想说句笑话，但双方都笑不出来。

保尔刚恢复一点体力，又来到中央委员会。这一回阿基姆不肯让步了。他态度坚决，要保尔去住院。保尔闷声闷气地回答：

“我绝对不去。住院没什么用处，这是从权威人士那儿听来的。我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退休，领抚恤金。然而我决不走这条路。你们不能不让我工作。我才二十四岁，不能靠着残废证过完一辈子，明知毫无用处还东跑西颠地求医。你们应该给我一份工作——适合身体条件的工作。我可以在家里干，或者在机关里搭个铺……只是别让我当个只管登记发文编号的文书。给我的工作应该能使我心里充实，感到自己并没有离开大家。”

保尔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响亮。

阿基姆明白，这个不久前还像一团烈火似的年轻人，此刻满腹汹涌着怎样的感情。他理解保尔的痛苦。他懂得，保尔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党，要他脱离斗争，隐退到遥远的后方，那是太可怕了。因此，阿基姆决定尽力为他争取。

“好吧，保尔，不要焦急。明天我们书记处开会，我把你的问题提出来。我一定竭尽全力。”

保尔费劲地站起来，把手伸给他。

“阿基姆，难道你认为生活能把我逼进死角，把我压成一张薄饼吗？只要我的心还在这里跳动，”他使劲儿拉过阿基姆的手，按到自己胸口，于是阿基姆清楚地感觉到他微弱而急速的心跳。“只要心还在跳动，就别想使我离开党。只有死，才能把我拉出战斗的行列。你记住这一点吧，老大哥。”

阿基姆默默无言。他知道，这不是漂亮话，这是一名身负重伤的战士在呐喊。他明白，这样的人不可能有另一种感受，说另一种话。

两天后，阿基姆通知保尔，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里有个重要的职务可以让他去担任，不过必须先考核一下，他是否具备在文学战线工作的能力。在编辑委员会，保尔受到亲切的接待。副总编辑是位女同志，老地下工作者，现在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她向保尔提出几个问题：

“同志，请问您的学历？”

“小学三年级。”

“上过党校或政治学校吗？”

“没有。”

“哦，没关系，通过实践常常也能成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您的情况，阿基姆同志跟我们谈过。我们可以给您一个工作，用不着到这儿来，就在家里做。总之，我们可以为您提供一些方便。不过，做这项工作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尤其是在文学和语言方面。”

这番话使保尔预感到不妙。半小时的交谈显露出他的知识不足；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女同志用红笔划出了三十多处语病及不少拼写错误。

“柯察金同志，您很有才气。只要下一番苦功，您将来可以成为文学工作者，但是目前您的文字还不太通顺。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您还没有掌握俄语。这不奇怪，因为您一直没有时间学习。不过很抱歉，我们不能聘用您。然而我再说一遍：您很有才气。您的这篇文章，只要在文字上稍稍加工，内容不必变动，就是佳作了。可惜，我们需要的是善于为别人的文章加工的人。”

保尔拄着手杖，站了起来。右眼的眉毛抽动着。

“好吧，我同意您的看法。我能成为什么文学家呢？我曾经是个好火夫、不错的电工。我很会骑马，也会鼓动共青团员，可是，在你们这条战线上，我就是个不合格的兵了。”

他告别之后就走出房间。

在走廊的拐角处，他差点儿摔倒。一个夹着公文包的女同志扶住他。

“同志，您怎么了？您的脸色不好！”

过了几秒钟，保尔才回过神来。然后，他轻轻挣脱女同志的手，用力地拄着手杖朝前走去。

从这天起，保尔的情况越来越糟。上班是想也不用想了，卧床的日子越来越多。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工作，并且请社会保险总局给他发抚恤金。他拿到抚恤金，同时领到了残疾证。中央委员会还发给他一笔钱，个人档案也交给他本人，让他可以到想去的任何地方。

这时候，玛尔塔来信，要保尔到她那儿去住一阵，休息一下。保尔原本就打算到莫斯科去。他还暗暗抱着希望，想到联共中央委员会碰碰运气，看看能否找到一份不用走路的工作。然而，到了莫斯科，大家也是劝他治病，并且答应把他安排进一所好医院。他谢绝了。

不知不觉，保尔在玛尔塔和她的女友娜佳·彼得松的寓所里住了十九天。他整天独自待在屋子里。玛尔塔和娜佳是早出晚归的。

玛尔塔有许多藏书，保尔拼命地读书。晚上，玛尔塔常有女伴登门，偶尔也有男同志来访。

港口来了几封信。屈察姆家的母女三个要他前去，她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期望着他的帮助。

一天早晨，保尔·柯察金离开了鹅舍胡同那安静的寓所。列车载着他奔向南方，奔向大海，躲开潮湿多雨的秋天，奔向克里木南部温暖的海滨。他望着车窗外，电线杆在往后疾飞。他紧锁双眉，黑黑的眼睛里蕴藏着顽强的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