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姆，”我问，“坐在那边的是尤厄尔家人吗？”

“嘘，”杰姆说，“泰特先生在作证。”

泰特先生特意为这场合打扮了一下。他穿的是普通西装。去掉了高筒皮靴、短夹克和嵌子弹的皮带之后，他看起来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从那一刻起，他就不再让我害怕了。他前倾着身子坐在证人席上，双手紧扣夹在膝盖中间，注意地听着巡回司法官的问话。

担任控方律师的巡回司法官是吉尔默先生，我们对他不太熟悉。他来自艾伯茨维尔；我们只在开庭时才会看到他，而且机会很少，因为杰姆和我对法庭事务都不太感兴趣。他是个秃顶、脸蛋光光的男人，年龄介于四十到六十之间。尽管他背着身，我们也知道他一只眼睛有点斜视，他可以利用它占很大优势：他没看人时也像在盯着谁，因此陪审员和证人都害怕他。陪审员们觉得自己正处在严密监视中，会注意听讲；证人们也一样，因为也有同样的错觉。

“……泰特先生，请用你自己的话说一遍。”吉尔默先生在说。

“好的。”泰特先生扶了扶眼镜，对着膝盖说了起来，“我被叫去……”

“泰特先生，你能对着陪审团说吗？谢谢。谁把你叫去的？” 泰特先生说：“我被鲍伯——被那边的鲍伯•尤厄尔先生叫去的，那天晚上……”

“哪天晚上？”

泰特先生说：“是十一月二十一日那天晚上。我正要下班回家，这时鲍……尤厄尔先生进来了，神情很激动，说要赶紧去他家，有黑鬼强奸了他女儿。”

“你去了吗？”

“当然。我开上车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

“你在那里发现了什么？”

“发现她躺在正房中间的地上，就是进去后右手的那间。她被打得很厉害，不过我把她扶起来后，她在墙角的桶里洗了把脸，说自己没事。我问她是谁打的，她说是汤姆•鲁宾逊……”

泰勒法官原本一直在盯着自己的指甲，这时抬起头来，好像期待有个当庭反对，可是阿蒂克斯什么也没说。

“……问她是不是汤姆把她打成这样，她说是他打的。问她是否被他占了便宜，她说他占了。于是我去鲁宾逊家把他带了回来。她指证说就是他，我便把他抓起来了。这就是事情的全过程。”

“谢谢你。”吉尔默先生说。

泰勒法官问：“阿蒂克斯，你有什么问题吗？”

“有。”我父亲说。他坐在桌子后面，将椅子斜向一边，跷着二郎腿，一只胳膊搭在椅背上。

“警长，你找医生了吗？有人找过医生吗？”阿蒂克斯问。

“没有。”泰特先生说。

“为什么没有？”阿蒂克斯有些咄咄逼人。

“噢，芬奇先生，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没必要。她表皮伤得厉害。显然是发生了什么事。”

“可你没有找医生，啊？你在那里的时候，有人去叫过，找过，或送她去看过医生吗？”

“没有……”

泰勒法官插话了：“阿蒂克斯，他已经回答了三遍这个问题。他没有找医生。”

阿蒂克斯说：“法官，我只想确定一下。”法官笑了笑。

杰姆的手原本是搭在看台栏杆上的，这时却把它握紧了。忽然间，他深吸了一口气。我扫了一眼楼下，没有发现和他一致的反应，便怀疑杰姆可能是想引入注意。迪儿一直在安静地听着，坐在他旁边的赛克斯牧师也一样。“怎么回事？”我小声问。结果只得了一个简洁的回答：“嘘——！”

“警长，”阿蒂克斯在说，“你说她表皮伤得厉害。是指哪方面？”

“这个……”

“只描述一下她的伤势，赫克。”

“噢，她被打在头部周围。胳膊上也出现了一些青肿，事情发生在三十分钟以前……”

“你怎么知道的？”

泰特先生笑了笑。“对不起，那是他们说的。不管怎样，反正我去的时候她已经肿起来了，而且她有只眼眶也开始发青。”

“哪只眼睛？”

泰特先生眨了眨眼，用手指拢着头发。“让我想想。”他轻声说，然后抬起头来望着阿蒂克斯，好像觉得这个问题很幼稚。“你想不起来了？”阿蒂克斯问。

泰特先生指着他面前五英寸处一个虚拟人形说：“她的左眼。”

“等一等，警长。”阿蒂克斯说，“是她面对你的左边，还是她和你同一方向时的左边？”

泰特先生说：“噢，那就变成她的右边了。是她的右眼，阿蒂克斯。我现在想起来了，她就是那半边脸伤得厉害……” 泰特先生又眨了眨眼，好像忽然间明白了什么。跟着他转过头来望着汤姆•鲁宾逊。就像有直觉似的，汤姆•鲁宾逊也抬起了头。

阿蒂克斯也同样明白了什么，站起身来。“警长，请再重复一遍你刚才的话。”

“我说是她的右眼。”

“停……”阿蒂克斯走到法庭记录员桌前，对着那只疯狂书写着的手弯下腰。那只手停住了，向回翻着速记本，随后法庭记录员念道：“阿蒂克斯。我现在想起来了，她就是那半边脸伤得厉害。”

阿蒂克斯抬头看着泰特先生。“赫克，是哪边来着？”

“是右边，阿蒂克斯，不过她还有别的伤痕——你想听吗？”

阿蒂克斯好像正准备问下一个问题，不过他想了想说：“好的，她还有别的什么伤？”当泰特先生回答时，阿蒂克斯扭头看着汤姆•鲁宾逊，好像在说这是他们都没敢期望的。

“……她胳膊上有很多淤伤，她还给我看了她的脖子。在她的咽喉上有很明显的指印……”

“围绕她整个脖子？还是只在脖子后面？”

“围绕整个脖子。”

“是吗？”

“是的，先生，她脖子很细，任何人都可以一把……”

“警长，请你只回答‘是’或‘不是’。”阿蒂克斯冷冷地说，泰特先生沉默了。

阿蒂克斯坐下来向控方律师点点头，控方律师对法官摇摇头，法官对泰特先生点点头，于是他便僵硬地站起身，走下了证人席。

在我们下面，听众的脑袋转来转去，鞋子磨擦着地板，婴儿们被从这肩换到那肩，有几个小孩匆匆跑出了法庭。我们身后的黑人们在窃窃私语；迪儿在问赛克斯牧师是怎么回事，赛克斯牧师说他也不知道。到目前为止，事情还是十足地沉闷无趣：没有人破口大骂，双方律师之间没有争吵，没有出现戏剧性场面；这似乎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失望之极。阿蒂克斯的诉讼做得很温和，好像他经手的是一宗财物纠纷案似的。凭着他那能把翻腾的大海平息下去的无限能力，他可以把一宗强奸案变得像布道会一样枯燥乏味。我心中那些恐怖的记忆——熏人的酒气和猪圈的气味，两眼惺忪的阴沉男人们，还有夜空中传来的沙哑声音：“阿蒂克斯，他们走了？”——它们全都消失了。我的噩梦随着日光消失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所有的观众都像泰勒法官一样放松，只有杰姆例外。他把嘴巴抿成半个意味深长的微笑，眼睛高兴地闪烁着，还说了些关于“确切证据”之类的话，由此我更相信他是在炫耀了。

“……罗伯特．E．李•尤厄尔！”

听到传讯员低沉的喊声，一个小斗鸡模样的男人应声而起，昂首阔步走向证人席。他的后脖子在刚听到喊声时就红了。当他转过身来宣誓时，我们看见他的脸也像脖子一样红。我们同时也发现，他和他的同名人毫无相似之处。他额头上挖挲着一束刚洗的蓬发，鼻子尖细发亮，而且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下巴——它好像成了他那皱皮脖子的一部分。

“……上帝，帮帮我吧。”他张嘴叫道。

每一个梅科姆上规模的镇上都有类似尤厄尔家这样的家族。任何经济上的变化都不会改变他们的处境——不管是处在经济腾飞期，还是大萧条的低谷，像尤厄尔家这样的人永远在吃县里的救济。没有任何一个考勤员，能够把他们那众多的孩子留在学校里念书；没有任何一个公共卫生员，能够去掉他们的先天缺陷、各种寄生虫，以及在污秽环境中固有的种种疾病。

梅科姆的尤厄尔家人住在镇垃圾场的后面，那里曾经是个黑人木屋。屋子的木板墙上加了一层波纹铁皮，屋顶上的瓦用的是锤平了的罐头盒，因此只能从大致形状上看出它原来的设计：是四方形，小小的四个房间开向一个堂屋，整个木屋局促地坐落在四大块不规则的石灰岩上。它的窗子只能算是开在墙上的一些小洞，到了夏天就用油腻的纱布遮起来，以阻挡那些在垃圾上饱餐的苍蝇。

苍蝇们的日子也很艰难，因为尤厄尔家人每天都要对垃圾场来一次彻底拾荒，他们辛勤劳动的果实（那些是不能吃的）散布在木屋周围，让它看起来像个疯孩子的游戏房：用来做篱笆的是一些树枝、扫把和工具的杆把子，上面全都顶着生锈的锤子头、缺齿少牙的耙子头、铁锹、斧头和刨土的镐头，用一些零散的铁丝绑在那里。围栏之内是个肮脏的院子，里面有一辆丢被弃的福特T型车的残骸，一张被人扔掉的牙医手术椅，一台老掉牙的冰柜，再加上一些七零八碎的小东西：破鞋子、用坏了的收音机、相框和罐头瓶。在那底下，有几只骨瘦如柴的黄毛鸡，正满怀希望地啄着。

不过，院子里有个角落很让梅科姆人迷惑不解。沿着篱笆，有六只斑驳的搪瓷泔水桶排成一排，里面种着鲜红的天竺葵，被精心侍弄得像是属于莫迪小姐的花一般，不过当然了，前提得是莫迪小姐能恩准种上天竺葵才行。人们说那是马耶拉•尤厄尔的。

没人清楚这里到底有多少孩子，有人说六个，有人说九个；每当有人经过时，总会有几张小脏脸出现在窗口上。人们除了圣诞节很少经过这里，那时教堂要来送慈善篮，梅科姆镇长为减轻清洁工负担，也号召我们节后自己来扔圣诞树和垃圾。

上个圣诞节，阿蒂克斯响应镇长号召时也带上了我们。从高速路下来是一条土路，经过垃圾场，向里通到一个黑人村落，离尤厄尔家大约有五百米远。路很窄，回来时需要倒回高速路上，或者一直开到底再掉头；大部分人都会去黑人们的前院掉头。在十二月的寒冷黄昏中，一个个小木屋的烟囱里冒着淡蓝的炊烟，门洞被里面的炉火映得黄澄澄的，看起来又整洁，又舒适。空气中飘荡着诱人的气息：有烤鸡，有干煎熏肉片，薄脆得像这黄昏的空气。杰姆和我侦察到有人家在炖松鼠，不过只有像阿蒂克斯这样的老乡村人才能分辨出负鼠和兔子的味道。等我们开过尤厄尔家时，那些香味就消失了。

证人席上的那个小男人唯一比他的近邻们占优势的地方，就是如果拿肥皂和热水使劲搓洗，他的皮肤显现出是白的。

“是罗伯特•尤厄尔先生吗？”吉尔默先生问。

“是我，长官。”证人说。

吉尔默先生的后背挺了一下，我也替他感到为难。也许我最好在这里解释一下。我听说有些律师的孩子，看见他们的父亲在法庭上激烈争吵，就得出错误的结论：他们会认为对方律师是他们父亲的仇人，心里会承受一些痛苦，而且看见他们刚休庭就和自己的质问者手挽手出去，更是惊讶不解。我和杰姆却不是这样，不管我们父亲打官司是输是赢，我们都没有在观看的过程中受过任何心灵创伤。很抱歉，我在这方面不能提供一些更戏剧化的东西；即使我那样做了，也是不真实的。不过，我们确实能察觉出，辩论在何时激烈到超出了职业范围，但却是从观察律师的角度，而不是在观察我们的父亲。除了在对耳背的证人提问时，我从未见阿蒂克斯提高过嗓门。吉尔默先生是在履行他的职责，就像阿蒂克斯一样。另外，尤厄尔先生是吉尔默先生的证人，他更没理由单单对他粗暴无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