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护照翻了一通。我必须镇定一下自己的心神。随后，现实沉落了。我手里的这张纸是一份护照。海伦离开德国，再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了。‘简单极了，是不是？’她说道，一面瞅着我。

“我傻里傻气地点了点头。‘你搭上火车就能走了。’我又看了一眼那护照。‘可你没有法国签证。’

“‘到了苏黎世，他们就会给我的。到瑞士去不需要签证。’

“‘那倒没错。可是你家里的人会怎样？他们会让你走吗？’

“‘我不愿意问他们。而且，我什么也不愿意告诉他们。我只说我非得到苏黎世去看医生不可。以前我也都是这样说的。’

“‘你生病了？’

“‘当然没有，’海伦说，‘我说有病是为了要弄到一张护照，可以离开这儿。我快要憋死了。’

“我记得格奥尔格曾经问过她，有没有去看过医生。‘你可以肯定，你没有病吗？’我又问了她一遍。

“‘别傻了。可是，我家里的人总以为我有病。我就让他们这样相信了，是我可以得到安宁的唯一办法。而且也可以离开这个国家。马顿斯帮了我的忙。要使一个百分之百的德国人相信瑞士的有些专家说不定会比柏林的权威懂得更多，着实要花点工夫咧。’海伦笑了起来。‘不要那么惊吓过度。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我不会在深更半夜躲避那些边防巡逻兵。我可以说我非要到苏黎世去找我的医生不可，我干脆搭乘火车，跟我前两回一样。如果你也在那儿，那么我们干吗不能见面呢？这样听起来不是更好吗？’

“‘是的，’我说，‘不过我们还是把汽车往前开过去。情况开始变得如此美妙，都使我禁不住料想会有整整一队的党卫队员从林子里突然出现。我从来不敢想象，事情会有那么简单。’

“‘亲爱的，’海伦十分温柔地说，‘事情看上去简单，因为我们处在绝境中。这是一种奇特的补偿方式。我在寻思，事情是不是一直都这样。’

“‘我希望我们用不着非把这个答案给找出来不可。’

“我们离开那满是尘土的小道，回到了公路上。‘我很顺利，’海伦说，她一点也没有什么绝望的表情，‘我完全准备照现在这个样子生活下去。’

“她跟我一起到了旅馆里。我很惊奇，她这么快就适应了我的生存环境。‘我同你一起到门廊里去，’她说，‘一个单身男人往往更容易引起人家的怀疑。’

“‘你学得很快。’

“她摇了摇头。‘这我好久以前就已经学会了。就在“全民调查”之后，人们告发他们的左邻右舍的时候。好比有人把一块大石头搬了起来——所有的毒虫都急急忙忙跑出来了。到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许多大话，把他们的卑鄙和庸俗说得好像是另外一回事儿似的。’

“旅馆管理员把我的房门钥匙交给了我，我走进自己的房间里。海伦在门厅里等着。

“我的手提箱放在门口旁边的架子上。我朝这个没有什么特点的房间四下打量了一眼，试着回想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可是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我意识到自己再也不是躲藏在什么岸边，为了只怕不能越过河去而感到绝望了。我已经登上一条木筏——而且还不是孤单单只有我一个人。

“我把随身带来的那个手提箱放好，赶快回到了下面的门厅里找到海伦。

“‘你还有多少时间？’我问海伦。

“‘今夜我还得去归还那辆汽车。’

“我瞅着她。我那么需要她，弄得自己一时间说不出话来。我直瞪瞪望着门厅里那些棕里带绿的椅子和后面搁着钥匙架和信箱的灯光晃亮的接待处，心里想到我不可能把海伦带进我的房间里去。‘我们不妨在一块儿吃顿饭，’我说，‘让我们装得好像明天要彼此见面似的。’

“‘不是明天，’海伦答道，‘是后天。’

“后天！在她看来，也许这是具有某种意义的。可在我看来，它跟‘永远不会’或者一张毫无中奖希望的彩票差不多是一样。我早已经历过太多的后天了，而结果证明，它们全跟我事先希望的不一样。

“‘后天，’我说，‘或者大后天。要看天气。现在，咱们且不要去想它吧。’

“‘我没有别的事好想啊。’海伦说。

“我们到了教堂地窖，一家按照德国哥特风格装潢的饭店，找到一张桌子，在那里我们谈话是不会被人家听到的。我要了一瓶酒，具体细节我们都安排停当了。海伦准备第二天就到苏黎世去。她在那儿等我。我跟来的时候一样，取道奥地利和莱茵河回瑞士，一到苏黎世我就打电话给她。

“‘万一你到不了那儿，该怎么办呢？’她问。

“‘在瑞士的监狱里，他们是准许写信的。等一个星期。到那时候你还接不到我的信，你就回来。’

“海伦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她知道我这句话的意思。在德国牢房里，你是不能够写信的。‘边境守卫得很严吗？’她问。

“‘不，’我说，‘这你用不着担心。我既然进来了——为什么我不能够出去呢？’

“我们尽力不去理会这种离别的事，可就是不大能办到。它仿佛一根又大又黑的柱子，矗立在我们中间。我们充其量也只能时不时绕过它相互望望各人受惊的脸。‘这倒有点像五年以前，’我说，‘不同的是，这一回咱们两个人都要走了。’

“海伦摇了摇头。‘小心点儿！’她说。‘看在上帝的面上，要小心点儿。我会等着的。不只等一个星期。你要我等多久我就等多久。千万别冒险。’

“‘我会小心的。咱们不要再谈这事了。如果你谈得太多，小心也会不起作用。’

“她把一只手搁在我的手上。‘我这才开始意识到你回来了。尽管这是你应该离去的时候。太晚了。’

“‘我也是一样，’我说，‘不过，现在我们都知道了。’

“‘太晚啦，’她嘟嘟囔囔地说道，‘可现在，你又要离去了。’

“‘并不太晚，’我说，‘而且咱们一直是知道的。要不，我会回来吗，你会等着我吗？’

“‘我没有一直等着你。’她说。

“我没有回答。我也没有一直等着，可是我知道，这一点我是怎么也不能承认的。现在，更不用说了。我们两个人都绝不遮掩，也毫无防备。要是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我们便可以随时回到这种时刻，到明斯特那闹嚷嚷的饭店里去汲取力量和信心。那将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往里头照一下，它将会给我们照出两个形象：一个是命运要我们显示的样子，另一个是命运已经把我们变成的样子。

“‘你现在该走啦，’我说，‘小心点儿。汽车不要开得太快。’

“我们站在两排古老的房子中间当风的街上。‘你得小心点儿，’她悄声说道，‘你更需要小心。’

“我在房间里待了一会儿，随后我再也受不了啦。我就走到火车站去，买了一张前往慕尼黑的车票，还记下了行车的时刻。那天夜里有一班车，我决定就搭那一班车走。

“城里静悄悄的。我经过大教堂，在那里立定下来。在黑暗中，我只能辨认出广场上几幢古老的建筑物。我想起海伦，想到将要发生的事，可是我对未来的幻想，却跟大教堂那黑魆魆的正门高处的巨大窗户一样，既庞大，又模糊。我带她出去，是不是做对了，我暗自寻思，还是我们将会遭到不幸？我是轻举妄动地犯下了一个罪行，还是我仅仅接受了一份崭新的礼物？或者说不定两者兼而有之？

“旅馆附近，我听到轻轻的说话声和脚步声。两个党卫队员从一所房子的门里出来，推着一个人，走到了街上。就着街灯的光芒，我看见那个人的脸。它又窄又黄，从一边嘴角上有一条黑乎乎的血水顺着他的下巴往下流。他头顶光秃，可是两边却长着一片黑发。他眼睛睁得很大，充满着几年来我不曾见到过的那种惶恐。什么声音他都没有发出。那两个党卫队员不耐烦地又是推他，又是拉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们都是悄没声的。这整个场面有着一种压抑怪诞的气氛。走过去的时候，那两个党卫队员都朝我恶狠狠地、挑战似的瞥了一眼，而那个被捕的人却用惊呆的眼神瞪了我一下，做了一个恳求救助的手势，他的嘴唇动了一动，可是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来。这是一个跟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情景：权势的奴才，受害者，永远在场的第三者，不肯伸起一根手指去保护受害者的旁观者，他不肯试一试去解救他，因为他怕影响到自己的安全，而恰恰为了这个缘故，他的安全往往会受到威胁。

“我知道我没有办法为这个被捕的人做什么。那两个有武器的党卫队员，将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我制服。我记得有人跟我讲起过一个类似的情景。他看见一个党卫队员正在逮捕并殴打一个犹太人，他就上前去救助。他把那个党卫队员打得人事不省，并且关照那个受害者赶快逃跑。可是，被捕的犹太人却咒骂他的救命恩人。他说，这一下，他才真正完蛋了，因为这笔账也要算在他的头上。他一边抽泣，一边去拿水来把党卫队员浇醒了，为的是这个党卫队员可以送他一命归天。这个故事这会儿又回到了我心头，可是即使如此，我还是对自己的惊慌恐惧和无能为力感到十二分的羞惭。我觉得当别人正在被杀害的时候，却想到我自己的利益，那是有罪的，也是渺小的。我走到旅馆里，把我的东西收拾好，坐了一辆出租车赶到火车站，虽然时间尚早。坐在候车室里，比起躲在我的旅馆房间里要危险得多，但是我就是要那么干。十足的孩子气，可是担这个风险也叫我稍稍恢复了一点自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