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到什么程度？’

“‘战争就要爆发了。要不，我也不会赶到这里来了。’

“‘你反正怎么都会到这里来的，’海伦说，‘跟你两年前来到瑞士一样，那时我也不愿意回去。对一个忠诚的党员来说，有个姐姐居然不愿意住在德国，那是挺叫人心烦的事。你劝我回去。可是这一回，我就在这儿住定了，你再劝也没有用。’

“格奥尔格瞪着眼睛瞅着她。‘就因为这个卑鄙的流氓吗？我估计是他劝说你这样干的。’

“海伦笑了起来。‘流氓——这个词儿我倒是很久没有听到了。听起来好像是中世纪似的！不，这个流氓，我的丈夫，并没有劝说我干什么事情。他倒是确实尽了一切心力，打发我回去。提出的理由比你的还要高明得多。’

“‘我要跟你单独谈几句话。’格奥尔格说。

“‘这对你没有一点好处。’

“‘你是我的姐姐。’

“‘我是一个已经结了婚的女人。’

“‘那不是一种有血缘的亲属关系。’格奥尔格说道。随后，他突然改用一种像生气的孩子那样的口吻。‘你甚至连一把椅子也没有给我坐。我老远地从奥斯纳布吕克赶到这里来，你甚至不请我坐下。’

“海伦笑了。‘这不是我的屋子。是我丈夫租下来的。’

“‘请坐，冲锋队大队长和希特勒的宠儿，’我说，‘不过不要待得太久。’

“格奥尔格怒悻悻地瞅了我一眼，啪的一响坐在一张破旧的长沙发椅上。‘我很想跟我的姐姐单独谈几句话。你脑袋瓜里就不明白吗？’

“‘把我逮捕的时候，你们可曾让我跟她单独谈过话？’我问他。

“‘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码事。’

“‘对格奥尔格和他党内的同志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往往总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码事，’海伦说道，‘当他们屠杀或者逮捕那些不赞成他们的人，还有当他们把你关进集中营去的时候，他们都是在维护祖国那被糟蹋的荣誉——我说的对吗，格奥尔格？’

“‘一点不错。’

“‘他总是正确的，’海伦继续说道，‘从来没有一点疑虑，从来没有一点良心上的不安。他始终站在正确的一边，权力所在的一边。他正像他的元首——世界上最最爱好和平的人，但要人人都按着他说的去做。别人往往全是些捣蛋鬼。我说得对吗，格奥尔格？’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海伦说，‘可样样都有关系。你有没有看到，在这个宽容的城市里，你的自命正直显得何等可笑？尽管你是平民打扮，可你总是穿着高筒靴，为了把人们踩在你的脚下。可是，在这儿，你没有一点权力。现在还没有。在这儿，你没有办法叫我加入你们那个榨人汗水、专横霸道的民社党妇女联合会。在这儿，你没有办法把我当作一个囚犯来对待。在这儿我能够呼吸，而且我决意待在这儿，继续呼吸下去。’

“‘你拿的是德国护照！战争就要爆发，你就要被关进牢房了。’

“‘眼下还不会。不管怎么样，我宁愿关在这儿的牢房里，也不愿住在德国。因为在那儿，你们也非得把我关起来不可。情况不一样了，现在我已经呼吸到自由的清新空气，现在我知道离开你们，离开你们的营房，你们的人类配种站，你们那可怕的号叫，离开这些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了。我再也不能保持缄默了！’

“我站起身来。眼看她把自己暴露在这个怎么也不会了解她的民社党暴发户面前，我受不了。‘这都是他的过错！’格奥尔格咆哮着说。‘该死的世界主义者。他把你腐蚀了。你且等着，我们会来收拾你的。’

“他也站起身来。他很容易把我毒打一顿。他身形比我大一倍，而当年在集中营里，他们给我上的民族复兴课程又把我的臂肘给搞僵了。‘不准你碰他一根毫毛！’海伦十分轻声地说。

“‘懦夫！’格奥尔格说。‘你干吗非得要袒护他？他难道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吗？’”

施瓦茨朝我转过脸来。“这是一件关于纯粹体力的怪事。我们知道，它跟勇气或者性格力量毫无关系。抓在跛子手里的一支枪，能使体力和膂力最强大的一副皮囊萎瘪下去。这些道理你全知道，但是尽管如此，你还是觉得羞辱，因为你顶不住那么一个愚蠢的彪形大汉。你知道那不是什么勇气的竞赛，你知道这个恶霸说不定是一个十足的懦夫——但是那也一点好处都没有。你找寻借口，你要为自己辩护，你觉得像一条蛆虫，因为你不愿意被人家打得稀巴烂。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我点了点头。“我们知道这是何等的荒谬。可是那样一来，我们就更加觉得糟糕了。”

“如果他真的来袭击我，我一定会起来自卫，”施瓦茨说，“我发誓我一定会起来的。”

我举起一只手。“你干吗要说这一番话，施瓦茨先生？这些事，你用不着向我解释。”

他有气没力地笑了一笑。“我想也是用不着的。我仍然试着要为自己辩护。那就说明它钻得有多深，好像戳进肉里的一根倒刺。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克服这种男人的虚荣心？”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你们有没有打起来？”

“没有。海伦开始笑了。‘你要不要看看那个傻瓜，’她对我说，‘他以为如果他把你痛打一顿，那么我会看到你是多么没有男子汉气概。他以为我会后悔，会回到拳头统治一切的那个地方去。’她又转向格奥尔格。‘你竟有脸皮管我丈夫叫懦夫。他却已经显示出甚至比你能够想象的更多的勇气。他来接我。他回到德国把我接出来了。’

“‘什么？’格奥尔格的眼睛差一点从他头上暴了出来。‘到德国来？’

“海伦使自己镇定下来。‘别再说了。我已经来到这儿，我是不会回去的。’

“‘是他来接你的吗？’格奥尔格问。‘谁帮助他的？’

“‘谁都没有，’海伦说，‘你想抓几个人，是不是？’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像眼下的这副样子——出于反感、憎恨以及逃出他的控制而产生的强烈的胜利的喜悦，她直打哆嗦。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可是另一个念头却以使人眼花缭乱的力量在我心里出现——复仇的念头。格奥尔格在这儿是没有权力的。他不能吹响警笛去召唤他的盖世太保。他只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我完全怔住了。我必须有所行动，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行动。我不能打架，而且我也不愿意打架。我要的是把这个人干掉。将他从地面上消灭。用不着审讯。你不会去审讯一个罪恶的化身，而我觉得格奥尔格正是那样一个东西。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复仇——消灭了他，就可以救出几十个无名的受害者。我走到房门那儿。我也不知道自己准备做些什么。我的头在发晕，我感到惊奇，自己居然没有摔倒。我得单独一个人待着。我必须进行思考。海伦密切地注视着我，可是一句话也没说。格奥尔格轻蔑地瞅了我一眼，又坐了下去。‘终于走了！’当我随手把门关上的时候，他咆哮着说。

“我走下楼梯。气味从厨房里冲上来：午餐时吃的鱼。下一层楼梯平台上有一只意大利式的箱子。我打这儿不知道走过多少次，可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它。这会儿，我端详着那上面的雕刻，好像我打算把它买下来似的。随后，我继续往前走，如同一个梦游病人。三层楼上，有扇房门开着。屋子里漆的是浅绿色，窗户洞开着，有个女侍在翻弄褥垫。很奇怪，当你非常激动，自以为一样东西也看不见的时候，你却样样都注意到了。

“到了二层楼，我去敲一个熟人的房门。他名叫菲舍尔，有一回他曾经给我看过他的手枪。他把它留在身边，因为它使生活容易忍受一些。他爱在什么时候就可以在什么时候结束他那倒霉的流亡者生活，这给了他一种幻觉，仿佛他是凭着自己的自由意志继续生存下去的。

“菲舍尔出去了，可是他的屋子没有上锁。他也没有什么需要隐藏起来的东西。我走进去等他回来。我没有确定的计划，但是我知道我一定要向他借那支手枪。要在旅馆里把格奥尔格杀死是荒唐的，这一点我很清楚。那样会使海伦、我自己以及住在这里的其他流亡者遭遇危险。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了，尽量想让自己镇定下来。我没有成功。我只是坐在那儿，茫然地向空中瞪视着。

“一只金丝雀开始啾啾地鸣起来。它给关在一个铁丝鸟笼里，挂在几扇窗子中间。我原先没有注意到，听到叫声便惊跳起来，好像什么人跟我撞了个满怀似的。接着，海伦走进来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她问。

“‘没有干什么。格奥尔格在哪儿？’

“‘他走了。’

“我不知道自己在菲舍尔的屋子里已经待了多久。不会太久的，我似乎觉得。‘他会回来吗？’我问。

“‘我不知道。他这个人很顽固。你干吗要走开？光留下我们两个人？’

“‘没有什么，海伦，’我说，‘我只是实在再也受不了看他那副嘴脸。’

“她站在房门口，瞅着我。‘你恨我吗？’

“‘恨你？’我十分惊讶地问道。‘为什么？’

“‘我这个念头，是在格奥尔格走了之后在我心里出现的。要是你不跟我结婚，所有这一切你都不会碰上了。’

“‘这些事情还是会碰上的。或许会更糟。说不定按他那一套专横的做法来说，因为你的缘故，格奥尔格对我还是比较宽容的。他们没有把我赶进通电的有刺铁丝网，他们没有把我吊在肉钩上……我，恨你？这样一个念头，亏你想得出来！’

“蓦然间，我从菲舍尔的窗子里看到了绿色的夏季。房间在房子的后部，庭院里有一株栗树，阳光从树叶的罅隙里滤下来。我的歇斯底里，仿佛宿醉到了快近薄暮的时候一样，逐渐消失。我又清醒过来。我知道那一天是星期几，我知道外面是夏天，知道我是在巴黎，知道你不会像打死兔子那样把人们打死。‘我倒是更容易想象你是在恨我，’我说，‘或者瞧不起我。’

“‘瞧不起你？’

“‘是啊。因为我没有办法叫你弟弟不来找你。因为我……’

“我没有再说下去。刚才逝去的那会儿工夫，已经离得很远了。‘咱们在这儿干什么？’我问。‘在这间屋子里？’

“我们走到了楼上。‘格奥尔格说的话，句句确实，’我说，‘这一点你应当明白。要是战争爆发，我们都将成为敌国的侨民，你比我甚至更危险。’

“海伦打开了门窗。‘闻到一股军队皮靴和恐怖的臭味，’她说，‘让夏天进来吧。咱们把窗子开着出去。午饭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到了？’

“‘是的，离开巴黎的时候也已经到了。’

“‘为什么？’

“‘格奥尔格会想法带着警察来找我的麻烦。’

“‘他不知道你的护照是假的。’

“‘这一点他估计得出。而且他一定会回来。’

“‘也许是这样。可是我会摆脱他的。咱们现在出去吧。’

“我们到了司法宫后面的一家小饭店里，在人行道上找了一张桌子吃东西。家常肉馅饼，红酒炖牛肉，沙拉，还有卡芒贝尔干酪。我们还喝了一瓶武夫赖白葡萄酒，最后还喝了咖啡。所有这一切，我都记得非常清楚，连那金黄色的面包皮和有点碎裂的咖啡杯我都没有忘记。我觉得筋疲力尽，可同时又满怀感激之情，倒不是一个具体什么人，而是所有人。我仿佛觉得自己已经从一个又黑又脏的水沟里逃了出来，可是连回过头去望一眼都不敢，因为我自己已经不自觉地也成了这种脏东西的一部分。然而，我现在毕竟已经逃了出来，眼下正坐在一张铺着红白格子台布的桌子旁边，觉得又干净又安全。阳光透过酒浆，显得黄橙橙的，麻雀在一堆马粪上唧唧啾啾地聒噪，店老板养的一只猫吃得饱饱的，正在没精打采地望着它们，一阵微风吹过静谧的广场，这样美好的生活，只有在我们的梦境中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