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啊，世界上就是有那么多的疯子。’

“‘能还是不能？’

“我把信递给她，她念了一下。‘能还是不能？’我又问了一遍。

“‘不能。’她说。

“我把信往桌子上一放。‘至少你别把它给毁掉。’我说。

“她没有回答。‘我会再来的，如果你不让这封信送到我妻子手里，我会把你杀死的。’我说。

“‘没有别的事了吗？’那个女人问，从她那张焦躁不安的脸上，瞪出一双没精打采的、绿幽幽的眼睛瞅着我。

“我摇了摇头，走到了门口。‘她不在这儿吗？’我又回过头来问。

“那个女人直愣愣瞪视着，没有说一句话。‘我在营里还要待十分钟，’我说，‘我会回来，到时候再问你。’

“我在拘留营的路上走着。我不相信她的话。我决定稍微等一会儿，再回到商店里去察看一遍。可是蓦然间，我觉得我那件无形的保护外衣没有了——我一下子变得又庞大又非常显眼。我必须躲藏起来。

“我漫无目的地走进一扇门里。‘你来干什么？’一个女人问。

“‘我是派来检查电线的，’我旁边有个人说，其实这个人就是我自己，‘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吗？’

“‘这里到处都有毛病。但从来就没有被修好过。’

“那个女人穿着一件雪白的罩衫。‘这里是不是医院？’我问。

“‘是的。你要来的地方就是这里？’

“‘我的老板从城里派我到这儿来。检查线路。’

“‘那你就去检查吧。’那个女人说。

“一个穿制服的人走了进来。‘怎么了？’

“那个穿白罩衫的女人解释着。我望着那个人。我仿佛觉得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电力？’他说。‘药物和维生素着实要有用的多咧。’

“他把便帽往桌子上一撂，走出房间去了。

“‘这里一切都很正常，’我对那个穿白罩衫的女人说，‘那一位是谁？’

“‘当然是医生啊。其余的人，对什么事情都是毫不在乎的。’

“‘你们这里病人很多吗？’

“‘很多。’

“‘那么，死人呢？’

“她朝着我看。‘你问这个干什么？’

“‘只是随便问问罢了，’我答道，‘为什么这里的人，个个都那么多疑？’

“‘只是随便问问罢了，’那个女人重复着说了一句，‘纯真的任性啊。你这个有家庭和护照的天使！不，四个星期里，没死过一个人。可是在那以前，是有不少人死了。’

“四个星期之前，我接到过海伦一封信。可见她一定仍然在这儿。‘谢谢你。’我说。

“‘谢我干吗？’那个女人说。‘感谢上帝，因为你的父母给了你一个可以热爱的国家，尽管它正逢上艰难时世——尽管它迫害着不幸的人，而且把他们交给狼群——就是那些应当为你的一切苦难承担责任的狼群。现在你就继续干活吧。继续安装电灯。只要你能够在某些人的头脑里装上一盏小灯就好了！’

“‘有个德国委员会来过这儿？’我性急慌忙地问。

“‘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些事？’

“‘我听说是有个什么委员会要来。’

“‘你觉得这样的消息特别能吸引人吗？’

“‘不，可是我得去警告一个人。’

“‘哪一个人？’那个女人问，分明在警惕着了。

“‘海伦·鲍曼。’我说。

“那个女人瞧着我。‘你想警告她什么啊？’她问。

“‘你认识她吗？’

“‘为什么这么问？’

“又是那道不信任的墙——这是后来解释给我听的。‘我是她的丈夫。’我说。

“‘你能证明吗？’

“‘不能。我的护照上，用的是另外一个姓名。可是，当我告诉你说，我不是一个法国人的时候，你或许会相信。’我拿出施瓦茨的护照来。‘一张纳粹的护照，’那个女人说，‘我正是这样想的。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

“我按捺不住了。‘为了要跟我的妻子再次相见。她住在这儿。她自己写信来这样告诉我的。’

“‘那封信你有没有带来呢？’

“‘没有。我从韦内逃出来的时候，就把它毁了。为什么人人都那么神秘？’

“‘我也想知道，’那个女人说，“你可以告诉我。”

“那医生回来了。‘需要你在这儿帮忙？’他问那个女人。

“‘不。’

“‘那么，你就跟我走。完工了没有？’他问我。

“‘还没有。我明天再来。’

“我回到了商店。那个火红头发的女人站在柜台后面，正在卖内衣，有两个顾客。我等着。我又感觉到自己要倒霉了，我还是溜走为妙，要不，在大门口说不定会遇到麻烦。警卫也许会换班，那我就得把所有的经过统统再解释一遍。我看不到海伦的一点踪影。那个女人避开我的凝视。很清楚，她正在拖延时间。随后又来了几个顾客，我还看见一个军官从窗子外面走过。我离开了商店。

“警卫没有换班。他们还记得我，便把我放行了。我当时的感觉，跟在韦内时完全相同：他们说不定会在我后面偷偷地追上来，把我逮住。我出了一身大汗。

“一辆破旧的运货卡车正在向我驶来。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躲藏了。我继续往前走着，眼睛望着地面。那卡车驶过我身边，随即停住了。我抵制了逃跑的诱惑。那卡车完全有掉头的余地，而我却绝无脱逃的可能。我听到背后有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在叫唤：‘嗨，技工！’

“我转过身去。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人走到我面前。‘你会修理发动机吗？’

“‘不。我是一个电工。’

“‘也许那是点火装置的问题。看一下吧。’

“‘是啊，请你看一下吧。’司机说道。我抬头一望，是海伦。她站在那个兵士后面，盯着我看，还把一根手指伸到她的嘴唇边。她穿着一条宽松的裤子，一件毛衣，人很瘦。

“‘是啊，请你看一下吧，’她又说了一遍，让我走过去，‘千万要小心，’她悄悄地说。‘装作你很懂你在干着的事。本来就没有什么毛病。’

“那兵士在我们背后轻松地踱着。‘你是从哪儿来的？’她嘟囔着说道。我咣当一响打开了车盖。‘逃出来的。咱们怎么能见面？’

“她在我旁边往发动机里张望着。‘我到店里买东西。后天。在村子里。你进去的时候，靠左边的第一家咖啡馆。早上九点。’

“‘那之前呢？’

“‘需要很长的时间吗？’那个兵士问。

“海伦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包烟卷，递给他。‘只要两三分钟。没什么严重的。’

“那兵士点燃了烟卷，在路边坐下了。我胡乱修理着发动机，海伦在一旁看着。‘哪儿？’我问她。‘在林子里？在栅栏边？我昨天去过那儿。你今夜能来吗？’

“她迟疑了一会儿。‘好吧。今夜。不过，我十点以前不能来。’

“‘为什么不能来？’

“‘因为其余的人，统统都要到那个时候才离开。如果到十点我还没来，那就改到明天。千万得小心。’

“‘这儿的宪兵怎么样？’

“那个兵士走过来了。‘还不太坏，’海伦用法语说，‘马上就可以修好了。’

“‘这是一辆破旧的汽车。’我说。

“那兵士笑了起来。‘德国佬有新汽车。还有那些部长们。好了吗？’

“‘好了。’海伦说。

“‘我们碰到你真是幸运，’那个兵士说，‘关于汽车，我只知道它们需要汽油。’

“他爬进汽车。海伦跟着也上去了。她调好了档。大概她刚才不过是把开关关掉了。马达发动了。‘谢谢你。’她说，向我探出身子。她动了动嘴唇，发出无声的话语。‘你是个第一流的技工。’她说，然后便把汽车开走了。

“我在那儿蓝莹莹的汽油烟气里站立了几秒钟。我仿佛觉得自己从极端的灼热降到了极端的冰冷。也就是说，我什么感觉也没有了。我只是机械地向前走着。随后，我逐渐开始思索起来，跟思维一起来的，还有焦躁不安，对我听到的那些话的追忆，以及疑虑的揪心剧痛。

“我躺在树林里等着。海伦管那一排盲目凝视着暮霭的女人叫作‘哭墙’[57]，这会儿正在逐渐散去了。没隔多久，她们绝大多数都踱回了营房里。天色越来越暗了。我直瞪瞪望着栅栏的柱子。它们都变成了黑影，随后在这些黑影中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黑乎乎的人形。‘你在哪儿啊？’海伦轻轻悄悄地低语着。

“‘在这儿！’

“我一路摸索到她那里。‘你能出来吗？’我问。

“‘过一会儿，等她们都走了之后。等等。’

“我爬回在树林里躲的那个地方，如果有人用手电筒往树林里照射，那个距离正好是看不见的。我躺在地上，吸进一股使人陶醉的落叶的气味。吹起一阵微风，我周围发出一种窸窸窣窣的声响，仿佛千百个密探正在朝我这里偷偷爬过来。我的眼睛对四周的黑暗渐渐习惯了，我看见海伦的身影，在这身影上端，模模糊糊的还有她那张苍白的脸。我辨别不清她的五官。她靠在有刺的铁丝网旁边，如同一朵开在乌黑植物上的白色花朵。随后，她又好像是一个从黑暗的过去显现出来的无名的黑色人形。她的脸——因为我辨别不清她的五官——变成了天下所有受苦人的脸。稍微离远一点，我隐隐约约看到了第二个女人，就像海伦那样站着，随后是第三个，第四个——她们站在那儿，像是一排支撑着一顶忧愁与希望的华盖的女像柱。

“这个景象几乎是叫人难以忍受的，于是我不去看了。等我重新观望的时候，那另外三个人已经悄悄地不见了，我只看见海伦俯下身子，正在使劲地拉着那有刺的铁丝网。‘把它扳开。’她说。我踩着最底下的一股铁丝，把上面的一股扳起来。

“‘等一下。’海伦低声说。

“‘另外那些人到哪儿去啦？’我问。

“‘她们都回去了。其中一个是纳粹党。我之所以不能早一点走过来，就为了这个缘故。她会出卖我的。她就是那个哭的人。’

“海伦把短外套和裙子脱掉了，从铁丝网眼里递给我。‘我绝对不能撕破这些衣服，’她说，‘我只有这么一套衣服了。’

“我想起一个穷苦的人家：只要孩子们不把袜子撕破，那么擦破他们的膝盖也无所谓，因为创伤可以治疗，而袜子却非得花钱去买不可。

“我手里触摸到她的衣服。海伦俯下身去，小心翼翼地从两股有刺的铁丝中爬了出来。她的肩膀给擦破了。鲜血在她皮肤上流着，如同一条细细黑黑的蛇。她站起身来。‘你以为咱们能逃跑吗？’我问。

“‘到哪儿去？’

“我没回答。去哪儿呢？‘到西班牙，’我说，‘到葡萄牙，到非洲。’

“‘来，’海伦说，‘来，咱们来谈谈这件事吧。从这儿出去，没有证件是不行的。所以他们才戒备得不那么严密。’

“她抢在我前面，走进了树林。她几乎全身赤裸——神秘，又十分美丽，在巴黎时候曾经是我妻子的海伦，此刻只留下一点淡淡的痕迹，仅仅勾起一种甜蜜而又痛苦的回忆，使我的皮肤由于期望而感到颤抖。从女像柱的雕带走出来的这个女人，几乎没有名姓，仍然沉浸在九个月的奇异生活中间，这一段时日胜过那平凡生活的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