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能把人人都收容嘛。”我说。

“不能？”施瓦茨反问道。我没有回答。有什么可回答的呢？是和不是都一样。

“那为什么不去收容那些被剥夺得最惨的人？”施瓦茨问道。“那些没有名姓和没有名望的人。”

我还是一声不吭。施瓦茨有两张美国签证——他还想要些什么呢？他难道不知道美国人发给任何人一张签证，必须凭这样一个条件，那就是要有人在那边写下宣誓书，保证这个人将来不会成为公众的负担吗？

过了一会儿，他又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了。“我在那边一个熟人也没有。可是有人给了我一个纽约的地址，我便写了一封信去。我也给另外几个人写了信。我把我们的处境描述了一番。后来有个朋友告诉我，这事我全做错了。病人根本不容许到美国去。患着不治之症的病人更是连考虑也不会加以考虑的。我应当说，海伦的身体很健康。这一席话，海伦在无意中听到了一部分。那是不可避免的。在马赛，谁也不会谈论别的什么事儿。好像一大群蜜蜂发了疯似的。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卡奴比埃尔大街的一家饭店里。风在街头疾卷而过。我并不泄气。我希望找到一位仁慈的医生，肯给海伦出一张健康证明书。我们仍然在玩着那套把戏，装作彼此都很相信，装作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还写过一封信给她营里的长官，请他出一张说明我们处境危险的证书。我们找到了一间小屋子。我还搞到了为期一周的居留许可，夜里在一家饭店里充当洗碗碟的非法临时工。我们有了一点钱，一位药剂师按照杜布瓦的药方配给我十安瓿的吗啡——因此，就当时来说，凡是需要的东西，我们全都有了。

“我们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边，眺望着窗外——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少有的舒适享受，因为整整一个星期用不着东躲西藏。蓦然间，海伦吃惊地跳起来，抓住我的一只手。她正在凝神注视着起风的沉沉黑夜。‘格奥尔格！’她悄悄地说道。

“‘在哪儿？’

“‘在那辆敞篷汽车里。他刚才开过去了。’

“‘你能肯定吗？’

“她点点头。

“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几次试图从开过的汽车里辨认人的面貌，结果发现都不可能。但是我的疑虑还是消除不了。

“‘为什么他偏偏要到马赛来？’我问。可是停一会儿，我就意识到对他来说，马赛正是世界上最最自然的去处——所有在法国的难民最后一个避难所。

“‘我们非得离开马赛不可。’我说。

“‘我们能往哪儿去呢？’

“‘西班牙。’

“‘那里不是更危险吗？’

“谣传盖世太保已经在西班牙自由自在地安顿下来，又说难民被西班牙警察逮捕以后，就引渡给德国当局。不过在那些日子里，各种各样的谣言都在沸沸扬扬地流传。你不能够什么都相信。

“我另外还得试试那场早已竞争激烈的比赛：西班牙过境签证。只有在你有了葡萄牙签证之后才能发给，而葡萄牙签证，又须以拥有另一个国家的签证为申请的条件。更别提那最最糟糕的官僚主义诡计：法国出境签证。

“有一天夜里，我们突然撞到了好运：有个年轻的美国人跟我们搭讪了。他稍微有几分醉意，正在找个人跟他用英语聊聊。几分钟之后，他坐到我们的桌子上来，给我们买了饮料。他大约二十五岁，正在等候一条船把他送回美国。‘你们干吗不来啊？’他问。

“我一时间没吱声。这句天真的问话仿佛在我们之间的桌子上形成了一条裂缝。他生活在另一个行星上。在他看来，如同喝水一样自然，于我却如同上昴宿星团一样难以办到。‘没有签证啊。’我最后这样说。

“‘那不是什么障碍。在马赛这里，我们有一个领事馆。都是些真正的好人。’

“我知道那些真正的好人。他们都是神一般的人物。你在街上等候几小时，还只能见到他们的秘书。后来，我们被准许在地下室等候，因为难民往往在街头会被盖世太保的特务们抓走。

“‘我明天带你们到那边去。’那个美国人说。

“‘好。’我说，有一会儿我并不相信他的话。

“‘让我们为这个干一杯。’

“我们干了杯。他那张青春无邪的脸简直叫我受不了。他跟我们讲到百老汇的灯光海洋。这在一个灯火管制的城市里听来委实是童话故事。当他偶然提到一些演员、戏剧和夜总会的名字，以及当他追忆起一个从来不知道战争的城市那无害的喧嚣的时候，我注视着海伦的脸。我很沮丧，同时又很高兴，看到她正在听着，因为在这以前，每一次提到美国，她总是古怪而沉默地漠然置之。这会儿，她倒是容光焕发，在纸烟的雾霭中她微微笑着，还答应让那个人带她去看他喜爱的戏剧。我们喝着酒，知道这整个事情一到明天就会被忘记得一干二净的。

“我们估计错了。那个年轻的美国人，十点整来找我们。我宿醉未醒，而海伦却不愿意去。天正在下雨。难民的队伍，照例已经排好在了领事馆外面。那真像是一场梦。人群在我们前面分开，如同红海在逃离法老的犹太人前面分开一样。美国人的绿色护照是打开一切门户的金钥匙。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当我们把情况向那个年轻人解释清楚以后，他便十分漫不经心地宣称，他愿意为我们担保。这话听上去有点荒唐，他还那么年轻。在我看来，替我担保，他总得比我年纪大些吧。我们在领事馆大约花了一小时左右。几个星期之前，我曾经提出过一个申请，说明我们为什么处境很危险。通过瑞士的中间人——这可让我招来了无穷的麻烦——我已经接到信件，证明我确曾在德国集中营里关过。我还提出证明，说是格奥尔格正在寻找我们两个人，要把我们带回德国去。他们叫我过一个星期再来。一到外面，那个美国人便同我握手。‘遇到你很好。这儿——’他掏出一张名片。‘你到了那边，请打个电话给我。’

“他挥了挥手，准备离开了。‘可是，万一变卦了怎么办？如果我需要你呢？’我问。

“‘怎么会变卦呢？一切都解决了。’他笑了起来。‘我父亲是个相当知名的人士。我听说明天有条船要到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去。我想在我回国之前到那边去迅速转一转。谁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再到这儿来呢？眼下，我还是尽可能地多看看。’

“他一溜烟走了。六七个难民把我团团围住，向我打听他的姓名和住址。他们猜到了刚才发生的事，也想插手进来捞一点好处。当我告诉他们，我不知道他住在马赛什么地方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些十分难听的字眼来骂我。我是真的不知道。我拿给他们看一张有着他在美国住址的名片。他们便把它抄了下来。我告诉他们，这个没有用，那个人就要到奥兰去了。他们说，他们会在他的轮船开出以前，到码头上去等他。我动身回家，心里很乱。说不定我把名片拿给他们看了，就把一切事情都毁了，可是张皇失措已经使我丧失了理智。不过无论如何，等我越来越确信做得不对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整个事情毫无希望了。

“我把这一切经过都跟海伦讲了。她微微一笑。那天晚上，她非常温柔。我们从一个转租人那里租了一间小屋子——你知道这些地址都是口口相传听来的。我们答应代为照管的那只绿色金丝雀，在铁丝鸟笼里叫得好像发了疯，一直没有个休歇。偶尔有一只猫，从附近的屋顶上跳进来，蹲在窗台上，用一双黄橙橙的眼睛贪婪地瞅着这只鸟。天气很凉，可是海伦要让窗子打开着。每逢她感到疼痛的时候，总是这样做的。

“这房子一直到夜半更深才算清静下来。‘你还记得那座小别墅吗？’海伦问。

“‘我记得，却仿佛是人家告诉我似的，’我说，‘好像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别人在那儿住过一般。’

“她瞧着我。‘情况也许就是这样，’她说，‘每一个人，他心里总有好几个人。个个都不一样。有时候，其中的一个独行其是，主宰了一会儿工夫。随后你又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你从来不认识的人。可是我们已经回来了。’她朝我转过脸，露出一种催促的神色。‘不是吗？’

“‘我心里从来没有什么不同的几个人，’我说，‘我总是一成不变的这副老样子。’

“她使劲地直摇头。‘你错了！总有一天你会发现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忘了它吧。瞧窗台上的那只猫。还有那只傻头傻脑的鸟。一点危险都没发觉。那个自得其乐的受骗者！’

“‘那猫永远抓不到它。它在笼子里可挺安全呢。’

“海伦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在笼子里可挺安全呢，’她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谁愿意被安全地关在笼子里啊？’

“将近早晨，我们醒来了。看门人又是叫，又是骂。我把衣服统统穿好，准备逃跑，开出门去，却不见什么警察的踪影。‘血！’那个女人尖叫着。‘她难道不能用别的办法来解决吗？乱七八糟！现在，我们只好去找警察了。这原来就是好心的下场。人家就利用你的好心嘛。还有她欠我的那五个星期的房租！’

“别的房客聚集在门廊那灰蒙蒙的光里，朝我们隔壁那间屋子里张望。有个六十岁的女人，割断腕关节上的静脉自杀了。血顺着她的床边流下来。‘找个医生去。’拉赫曼说。他是从法兰克福逃来的难民，在马赛靠贩卖念珠和圣像过活。

“‘医生！’看门人气呼呼地说。‘她死了都快几个小时了。你难道看不出来？让你们大家住进来，竟然会落到这样一个结果。现在，我们就要找警察去。他们会把你们一大批人抓走，反正不干我的事。还有那张床——我怎么把它弄干净啊？’

“‘我们会把它弄干净的，’拉赫曼说，‘可是，不要去把警察找来。’

“‘还有她的房租呢？她的房租怎么办？’

“‘我们来筹集，’一个穿着红色和服晨衣的老妇人说，‘我们还能去别的什么地方呢？你可怜可怜我们吧。’

“‘我可怜了她，她反而利用我的好心。至少，她要是有一点值钱的东西就好啦！’

“那看门人仔细翻检了一遍。一只灯泡，发出一缕淡黄色的光。床底下有一个便宜的纤维板手提箱。看门人在铁床那没有血的一头跪下，把它拉了出来。在她的条纹便服下面，那个撅起的屁股叫她看来好像是一条肮脏的大虫子正在朝猎物猛扑过去。她把手提箱打开。‘什么也没有！净是些破烂。破鞋。’

“‘瞧这儿！’那个穿红色晨衣的老妇人，指着一只小盒子说。她名叫卢齐厄·勒韦，她在黑市上出售人家丢掉的袜子，还修补破碎的瓷器。

“看门人把小盒子打开。在一块作为衬垫的桃红色棉花上，放着一根很细的链条和一只镶着一块小宝石的戒指。

“‘金的吗？’看门人问。‘一定是镀金的！’

“‘金的。’拉赫曼说。

“‘如果是金的，’看门人说，‘她早在寻短见以前就把它卖掉了。’

“‘人不是因为饥饿就会卖掉所有东西，’拉赫曼平心静气地说，‘那是金的，一点不假。而且那块小小的宝石还是块红宝石。至少要值七八百法郎呢。’

“‘别引我发笑了。’

“‘要是你愿意，我可以替你去卖掉。’

“‘还来哄骗我吗，呃？啊，不会是金的，我的朋友，你找错门道了。’

“她只能去招呼警察。那是回避不了的。这时候，难民房客都不见了。他们大多数开始每天的活动——到领事馆去等候，或者试着去卖掉一点东西，或者去寻找一个工作。我们其余的人就到最近的教堂里去。我们在拐角上布置了一个人进行望风，要他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道路畅通[78]。教堂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