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上的革命

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着1987年初夏的一天上午，我在白鹿原的腹地孟村镇寻找一家粮店的情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一个在北京某大学念书的青年接受了马列主义，而且加入了中共，回到白鹿原上便发展了两个党员，在这个小镇的一家粮店里成立了一个中共支部。

我的惊讶里的震撼就发生在这个时间概念上，已往的记忆里，1921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中共代表大会，十二个参会者代表着全国五十多名中共党员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仅仅不过四五年，我家后院背靠着的白鹿原上，已经建立起来一个中共支部。就在这一刻，革命和我生活的白鹿原的时间和空间距离顿时消失了。我对这个古老的原，不单是探秘，又滋生起一种庄严的敬畏。

我对那位在孟村小镇粮店里建立中共支部的青年充满着神秘的敬佩。可惜资料提供的信息太少了，这位青年后来再无音讯，连他是哪个村子谁家的子弟都无记载。我无法进一步调查了解，却有一种基本的判断，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白鹿原上，能进入北京念大学的青年，不单要有很高的智商，关键要有一个起码是殷实的家庭作经济开销的坚实后盾。原上能上得起私塾学堂的孩子都是少数，这个供给孩子到北京念书的家庭，按解放后划成分的条例，肯定属地主家庭无疑。这个富有人家把孩子送到北京求学，可能推想的目的是学习知识增强本领，再进入社会干一番荣耀先祖的大事，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孩子在北京的大学里接受了刚刚开始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学说，要在中国搞共产党的革命了。他不单接受了马克思的理论，回到白鹿原上就附诸最切实的行动，发展党员，建立支部。我便自然想到，他在宣布中共支部成立的那一刻，肯定会想到在原上的革命对象，就包括他父亲那样的财主。

他更要面对的是上世纪二十年代贫穷落后以及文盲充斥着的白鹿原。从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下解脱出来的原上乡村，经历了你上我下的军阀混战，到二十年代中期，国民政府才开始实施从县到乡镇一级政府的建制，而各个大村小寨仍然传承着宗族族长的权威？各个姓氏宗族都有自家的法规，原上社会最底层的基础部分，还是按照封建宗法的机制在按部就班地运行。这个在白鹿原上建立第一个中共支部的年轻书记，肯定比我更直接地了解原上的社会形态，敢于在孟村小镇粮店里发出挑战———既是向国民党政权挑战，也是向宗族祠堂挑战，更是向整个白鹿原社会挑战，这需要怎样坚定的信仰，需要怎样强大的气魄，需要怎样无畏的牺牲精神……我的钦佩以至敬畏，概出于此。

还有一位至今难以淡忘的革命者，名叫张景文，是白鹿原上较早投身革命的一位杰出的知识女性。

我在原上原下追寻往昔业已冷寂的生活演变的足迹时，收获颇丰，常常有意料不及的令人兴奋不已的发现，常常处于一种亢奋和敏感的最佳心态之中。某一天突然意识到，还缺少一个在这道古原上闹革命的真实的女性的事迹，在我查阅的资料中没有发现，在民间传闻中也没有听到一句半句，我感觉到某种巨大的缺失和缺憾。这种心理是我构思这部长篇小说时越来越直接的一种感受，一个正在构思中的类型人物，要有一个真实的生活里的人物为倚托，哪怕这个生活人物的事迹基本不用，或无用，但需要他或她的一句话，一句凝结着精神和心理气氛的话，或独秉的一种行为动作，我写这个人物就有把握了。

正在此时，我收到作家张敏寄来的他主编的刊物《革命英烈》。在这本包装简单的小开本刊物上，我读到了张景文烈士的事迹。她是白鹿原上人，在西安读书加入了中共，因为身份暴露被国民党特务追捕，地下党把她送到刘志丹在南梁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大约一年左右时间，在极左路线执行者发起的清党运动中被怀疑为“特务”活埋了，我的捶拳吁叹的失控心态，就在这一刻发生。文章不足一千字，作者是一位同样被怀疑为“潜伏特务”的女战士写的，她和张景文被关押在一孔窑洞里，此前并不熟悉，关押的三两天时间里，才得知张景文是白鹿原上某村子的人。她眼看着张景文被拉出去活埋了。她在等待同样下场的时间里，等到了长征到达陕北的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发出的“刀下留人”的指令，有幸逃过一命。……我终于找到白鹿原上女性革命者的这一个了。

从最初阅读这份简单的回忆文章的震惊里平静下来，一个鲜活的女革命者就横在我的心里了。我对她的敬畏和钦佩，甚至超过了那个在孟村小镇粮店建立原上第一个中共支部的青年，唯一的因由在于这是一个女性。一个能从白鹿原走进刘志丹革命根据地的女青年，我能充分感知需要怎样的思想和勇气。尤其是那种消弭了距离空间的切近感，乃至亲近感，这个张景文就区别于我记忆里的真实的和艺术创作中的女革命者了，类似于我得知那个在原上建立第一个中共支部的革命者的独特的感觉。这种感觉确实很奇妙，不断地在我的感受里发生。比如刘志丹，这位在陕西人心目中敬仰着也骄傲着的革命先驱“人民英雄”（毛泽东语），当我获知他曾经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国共分裂时发动并领导“渭华起义”的重大事件时，我和刘志丹的地理概念上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原有的印象里，他是在陕北闹革命并建立根据地的先驱，与我生活的关中有某种地理上的距离。尤其是刘志丹被叛徒诱骗，把队伍从根据地照金拉出来陷入早已布置的埋伏圈，造成全军覆没，覆没的地点在离白鹿原东端不远的进入秦岭山区的第一个驿站张家坪。那是一个下着大雨的深夜，当敌军合围的枪声爆响的时候，刘志丹和几个红军士兵趁黑冲出埋伏圈逃走了。他只身逃到灞河源头的灞源小镇，不知怎样打听到这个小镇镇公所的治安员，竟然是他在黄埔军校的同学，这个南方籍的同学如何流落到秦岭山中的小镇混一碗饭吃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记念着昔日同窗的友情和义气，把乔装一番的刘志丹送出秦岭，纵虎归回陕北。刘志丹由此重新开辟革命根据地。张家坪和灞源镇，我曾经在十五六年前去过，那是我领着赤脚医生到秦岭山中采挖中草药的经历。我记得在路过张家坪时吃过一顿午饭，四周的山势地形还记着一个大致轮廓？我也记着灞源镇在七十年代初的风貌，我曾在采药的间隙里逛过集日。刘志丹在这两个地方的惨败遭遇，让我顿时化释了陕北刘志丹的地理距离，那种期待里的切近感和亲近感发生了。

我后来才意识到，这种切近感和亲近感对我写白鹿原发生的革命，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在未来的小说《白鹿原》里要写的革命，必定是只有在白鹿原上才可能发生的革命，既不同于南方那些红色根据地的革命，也不同于陕北的“闹红”？从沉积着两千多年封建文化封建道德的白鹿原上走出的一个又一个男性女性革命者，怎样荡涤威严的氏族祠堂网织的心灵藩篱，反手向这道沉积厚重的原发起挑战，他们除开坚定的信仰这个革命者的共性，属于这道原的个性化禀赋，成为我小说写作的最直接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