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一个需要新的日本论的时代。

本书即将展开的这一以“分身”命名的日本论，说的是关于现代东亚国家前生后世的故事；这个故事关乎“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些随处可见的现象。

近十数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日本热”，这从日本图书的翻译出版可窥见一斑，多种冠以“发现日本”“阅读日本”“日本历史”等名目的书籍陆续得以出版。这种可概括为“重新发现日本”的现象，内容可谓无所不包，涵括了花道、茶道、庭院、建筑、文学、艺能、汉字、政治、历史、心理、宗教等形形色色的主题。

这不禁让人思考：这种“日本热”出现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国家，中国人为何独独对日本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有的读者可能会说，因为对我们来说，日本始终是一个“谜”。这个回答也不能说是错，但它还只是转换，并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对于我们而言，日本是一个“谜”？

我们还是先继续看一下关于日本图书出版的一些事实。

在大众文化领域，像东野圭吾、京极夏彦、村上春树这些热门的日本当代作家，每一部作品在中国的出版，几乎都会受到读者的热捧。在非虚构类作品中，评论家大前研一的作品是代表，影响甚至塑造了许多国人对日本的认知。国内出版社竞相出版日本的书籍，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与商业现象，形成了一种基于“粉丝”的文化产业链。

但是，这里我们要问的是，这样一种“日本热”只是商业行为吗？最近几年，已故的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1875—1962）的著作，也几乎同时出现了不同的译本。与流行文化不同，民俗学是冷门领域，怎么也出现了热潮涌动的迹象？在学术研究领域，日本学者的日本研究、汉学研究著作一直备受关注。与此同时，欧美学术界关于日本研究的中文译本的出版也是方兴未艾。

如何理解我们这种堪称从“热门”领域到“冷门”领域的对日本的全方位兴趣？

我不再举例了，单从上面罗列的现象来看，我们就可以说，时下的中国出现了一股强劲的“日本热”。如果说出版的前提是有市场、有读者，那么中国读者“阅读日本”的兴趣，似乎显露了一个特殊的心理过程。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些读者热衷于推理小说，一方面，读者可以享受阅读的愉悦，这与阅读其他类型的小说并无不同，但另一方面，阅读推理小说又是一个解谜的过程，读者要在作者埋伏的蛛丝马迹中，时刻探索一种真实。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日本可能就是一部复杂的推理小说！在欣赏它光怪陆离的奇异景象之余，我们还负有“侦探”“索隐”的责任。我们要从经验的现象出发，经由基于知识的综合理性分析，有时甚至还要动用我们的直觉，最终上升到高级的认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获致的不仅仅是愉悦，更是关于自我与世界的深度洞察，而后者具有指引生活方向的力量。

二

要真正理解这种“日本热”，你需要一个将自身抽离出当下情境的视角，这就是历史的视角。历史是我们理解自身处境时最为便利的一面镜子。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一次“日本热”。晚清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1848—1905）所撰的《日本国志》大约在1895年底至次年初出版，旋即在士大夫中间广为流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提到1895年，中国人多会想到甲午战争，它是构成近代中国屈辱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人们对《日本国志》的关注，更多是因为受到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战败的刺激。在当时普通中国人的认知中，中国是“天朝上国”，而日本即便不再是“海外三神山”，也无非是“蕞尔小邦”，长期受惠于中华文明的学生。但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以及割地赔款数额之巨，让当时的士大夫无比震惊。不仅如此，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这更是学生打败老师的大事件。这种心理以及认知上的颠覆性，才是对当时“天朝上国”普遍自负的国民心态的致命打击。

在甲午王师败绩的当年，黄遵宪就拿出了这部皇皇巨著。这可绝不是蹭热度。自1877年11月赴日并出任中国驻日本公使馆参赞始，黄遵宪就广泛收集日本文史资料，“网罗旧闻，参考新政”，大约在1882年春完成了《日本国志》初稿的编纂工作。书稿内容涉及日本的天文地理、政治经济、风俗宗教、军事法律等方面，总计四十卷，可谓是一部关于日本的“百科全书”。1887年夏，他最终完成了这部大书。书稿甫一完成，就受到当时著名外交家薛福成以及朝廷重臣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重视，但这部巨著却迟迟未能公开出版。

书稿未能及时出版，自然使得国人在开战前丧失了一次升级日本认知的绝佳机会。有人甚至感叹，如果国人早读到此书，或许会省去两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书稿未能及时出版的缘由，暂略过不谈。这里我先为大家引述一段黄遵宪自己对撰写这部书的意图的说法：

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有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1]

黄遵宪引用中国历史上宋辽战争期间的旧事，显然是想唤醒读者的问题意识。从979年宋太宗攻辽开始，到1005年双方结成“澶渊之盟”，宋辽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最终以宋王朝惨败并割地赔款告终。虽然有很多原因导致了这种结局，但“宋人”对辽国的认知“如隔十重云雾”，未做到“知己知彼”，可以说难逃其咎。1895年的黄遵宪重读这一段写于1887年的文字时，是否有一语成谶的感慨？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士大夫们读到这近千年前的往事会受到怎样的刺激！

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日本国志》的出版犹如及时雨，迅速催生了人们的日本意识，让国人重新打量起这个“陌生的邻人”来。由此，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日本热”出现，并在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之后达到高潮。各路学子互相约集，“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2]

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的“世界”体验，他们的视野、观念和格局顿时开阔起来。而打量对方的目光，自然也会转向自身，于是，自我和世界认知也就得到了改换和升级。

这是“认识日本，认识自己”的第一层意思。

三

南宋诗人陆游有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对于熟知儒家“知行合一”的中国人而言，这句话不难理解。无论是“绝知”还是“躬行”，人们都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才能走出心理舒适区。时代的大趋势往往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契机、能量和舞台。

甲午败绩和黄遵宪《日本国志》的出版，震撼了一部分士大夫的心理和认知结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戊戌变法”，正是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顶层政治改革。1898年9月28日，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变法戛然而止。这虽然是近代中国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诗篇，但认知日本的时代潮流也由此打开了闸门。短短数年间，“科学”“民主”“民族”“政治”“经济”等日本创造的富有时代自我意识的“名词”，如汪洋一般冲决了传统中国士大夫的自我与世界认知的牢笼。中国知识分子已然完成了近代史上第一次重大的认知升级。

但这还只是认识日本、认识自我的开始。在《日本国志》出版三十余年后，1928年出版的戴季陶（1891—1949）的《日本论》，则代表了中国近代史上日本认识的第二座高峰[3]，今日读来仍不失启发意义。我接下来要引述的，同样是戴季陶对于撰写这部书的意图的自述。在他感慨当时除了《日本国志》外“没看见有什么专论日本的书籍”之后，他这样写道：

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日本所作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常驻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工夫。[4]

戴季陶的这段话，我自己时常引用。虽时隔三十余年，戴季陶与黄遵宪的认知和感慨却出奇地一致。他们都在说，我们中国人的日本认识还远远不够，我们要重视起日本来。这当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他们看到和体验到的实际情况。实际上，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戴季陶的这番话就算拿到今天来说，似亦不为过。[5]

我在这里引述这一段话，是要说另一件事。与中国的“日本热”相比，日本则一直有“中国热”。古代日本的“中国热”，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它要从中国学习和吸收先进文明。但到了近代，甚至在今天，它依然对中国保持着高度的关注，这又是为什么？除了各种实用的意图，诸如政治的、商业的利益外，是否还有不为我们所察觉的、隐匿的动机？

回答当然是，有。这是“认识日本，认识自己”这个说法的第二层含义：日本不单单是我们当下观念中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古以来，它就是和“中国”在一起的；自古以来，日本就是东亚世界的成员，在东亚大陆各民族的共同演化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稳定的民族意识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国家形态。当然，日本和东亚大陆上的其他民族还不同，它很特殊。人们通常说它是中国的兄弟、中国的邻居、中国的镜像，但这些说法似乎还不够，还不足以表达中日之间的这种关系。

我们已经看到，所谓的“中国热”或“日本热”意味着双方正在互相打量，正在凝视对方。那么，彼此在对方的身上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自己的“分身”，看到了另外一个自我！

今天，中日两国互相关注的热情愈发高涨，这是一种自我确证的欲望的结果。要寻找各自的前世今生，观察互为“分身”的对方不正是一个终南捷径吗？

四

当然，“分身”是一个比喻，它所要揭示的是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深层关系。所谓“深层关系”，和表面容易观察到的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互动正相反，我们只有通过努力阐释才能将它揭示出来。而这个深层关系，在更广阔、更深远的尺度上形塑着彼此以及彼此的关系。

“分身”，最初源于佛教典籍，意思是佛为化导十方众生，以神通愿力化为各种佛身形态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又称为“分身度化”。比如，406年鸠摩罗什翻译的大乘佛教经典《法华经·见宝塔品第十一》中，就有“彼佛分身诸佛，在于十方世界说法”“分身佛”“又我分身，无量诸佛，如恒沙等，来欲听法”等说法，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在现代汉语中，这两个字的用法变得通俗了，多见于“分身乏术”“无法分身”等说法中，意指繁忙或无法兼顾。人们广泛使用的《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就只收录了这个词的现代语义解释，这让我们不太容易理解它的本来含义。[6]

与此相对，在现代日语中，情形略微不同。日本最为常见的辞典《广辞苑》就单列了“分身”这一词条。除了保留佛教中的古典用法之外，这个词条还收录了由此衍生出来的意思：“一个身体或组织分化为两种以上的个体或组织”，或者“一身化作二身或数身”。

这个词除了本土的古老根源外，还是一个“新语”。它还有一个外来的现代来源，那就是源于德语Doppelgänger（或与其对应的英语doppelganger）的翻译，意思大致是“二重身”“另外一个自我”。因此，也有人直接用“分身”二字来表达这些含义。“分身”的这种生成路径，通过诸如《17个分身》等涉及临床心理学或精神病理学的小说，逐渐为中国读者所熟悉。[7]在这些小说中，这个词用来指称“多重人格”“人格分裂”等现象。

另外，东野圭吾有一部著名的小说，题名就是《分身》。[8]这本书中的两个女主角本来没有交集，可以说生活在两个平行空间中，但她们的长相却一模一样。故事围绕二人相互纠缠的命运急速展开，而最终她们意识到了彼此互为“分身”。小说在最后告诉读者，她们其实互为“克隆人”，并且还有一个和她们一样的母体。虽然有些科幻，但小说的看点并不在这里，而在于它所展现的人们对自我、生死、家庭的伦理执念和纠结，在于它浓郁的心理色彩。东野圭吾及其作品在中国的人气，无疑助长了“分身”这一语词的流通性。

现在，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这些文学作品实际上突出或者说充实了“分身”在当下的含义，它有着一种浓厚的精神分析和心理指涉。“分身”是另外一个自我，但“我”对这个“分身”又有着难以言说的异己感；它的存在让“我”感到好奇、困惑、厌恶甚至恐惧。我在本书中使用“分身”，正是要借助“分身”这个“新语”在身体（物理）上、心理（精神）上与“自我”的关联，提出一种新的观察和认识日本的视角。中日两国两千余年来有文献记录的互动表明，中日两国正是互为对方的“分身”！

关于中日两国国民性的异同，已经有很多出色的描述和论述，类似中国国民是个体主义的而日本国民是集体主义的说法就很流行。在这些描述中，一些宛如本质的、宿命的属性往往被赋予一方，而另外一方则有相反的属性。这些说法很让人着迷，它们似乎解答了我们很多的疑惑，但可惜的是，这种“解答”还只是流于表面，并未触及真正的问题。因为那些用以说明的“属性”，其实正是需要说明的对象。就人类事物而言，并不存在一个民族特有而不见于其他民族的属性。因此，“分身”视角不再专注于对二者异同的发现和比较，而是要激发互为“分身”的二者反观自身、重建协和的自我意识。

那么，究竟什么是日本？这里，我无意罗列关于“日本”的各种客观描述和大数据，也无意提供一种新的关于日本的百科全书，我要讲述的是一个近代以来日本的成长及其精神演进的故事。

这个故事或说叙事，在“分身”的意义上，关乎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无论如何都要面对这个存在。那么，这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宿命吗？如果是，我们未来的命运又将如何？这同样是这一叙事要尝试回答的。

这个叙事自身，就是我要与你分享的“日本”。现在，我们可以暂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了：阅读日本，就是寻找自我分身、探索自我命运的过程。

注释

[1]黄遵宪：《日本国志》（上册），岳麓书社，2016年，第5页。

[2]［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页。

[3]当然，黄遵宪《日本国志》以来，并非没有其他中国学者撰写的各种日本著述和游记，但都未能造成可观察到的影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王先谦（1842—1917）在1902年出版了他编撰的《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这是中国首部编年体日本通史。不过，这部书大量引用了《日本国志》记载的史实，甚至包括黄遵宪本人的评论。另外，1927年5月，当时尚是青年历史学者的陈恭禄（1900—1966）撰写的《日本全史》出版。值得留意的是，作者序言中自述道：“中日关系之重要，二国人民无不知之。日人考察吾国情形，刊行书籍，不知凡几。吾人求一较善之日本史，乃不可得。”这是中国学者叙述日本历史的一次新的努力。参见陈恭禄：《日本全史》，岳麓书社，2013年。

[4]戴季陶：《日本论》，九州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5]比如，“二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参见［日］马场公彦：《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战败到中日复交》，苑崇利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要说明的是，日本社会对于中国虽然有高度的关心和细致研究，但并不意味着它能有效克服对中国的各种误认。关于这一点，请参见拙著：《友邦还是敌国：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总能从日本的“中国论”中读到让我们惊叹的认知和洞察，这意味着我们只有对日本社会进行同样细致的观察和研究，才能产生有效的日本认识。

[6]现代汉语使用“化身”来表示“佛或菩萨暂时出现在人间的形体”。“化身”同样出自古典佛经，表示佛、菩萨为化度众生而随众生现出种种形体，意思近于“分身”。类似的说法还有“应身”，多和“真身”相对。另外，基督教核心教义中有“道成肉身”一说，表示“道”以肉身形式降临人间，成为神人中介，以救赎人类。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宗教共有的思维样式。

[7]［美］理查德·贝尔：《17个分身》，栖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

[8]［日］东野圭吾：《分身》，王维幸译，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