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1月明治新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日本告别了传统的幕府体制，开启了近代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在政治变革上，日本率先走到了世界政治文明的前列。随后，日本通过两场对外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确立了它在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时代世界秩序中的地位。自此，日本自认为“文明国”的一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1920年）中，日本与美、英、法、意四大列强并列，成为常任理事国。日本只用了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就从一个面临被殖民危机的东洋小国，一举成为可以左右世界事务的大国。近代日本这种“大国崛起”的速度与力度，常常为后世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所称颂。

因此，人们大都认为近代日本的起点是明治维新。但若要重新认识明治维新甚至日本，这个起点就无法胜任了。明治维新诚然是吹响新时代黎明的号角，但它冲决人间旧事物尤其是旧体制的伟力，只能孕育于已逝的时代。

我们的日本精神史叙事，要从孕育明治日本的江户时代（又称“德川时代”，1603—1867）开始。

我们的注意力不能只是集中在明治日本的文治武功上，否则就容易忽视一个基本的事实：明治日本的成功并非仅仅源于维新政府的富国强兵的政策，事实上，它更有着此前一个世纪以上的精神准备。到了江户时代的末期，日本已然为自己建构了一个蓄势待发的精神帝国，并有着指向世界的政治意识。明治日本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在恰当的历史节点引发了日本社会中孕育已久的精神能量，并将其悉数转化为实施其世界政策的驱动力。后者正是这一帝国的欲望自我实现的过程，它要成为一个政治帝国。

那么，在近代日本，这种巨大的精神能量何以形成，又是如何得到就其自身目的而言高效的释放？为此，我们要从历史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偶然因素中探寻一种有意义的解释。这种解释必须建立在对两种力量的重新评估之上：一种是外在的、客观的世界秩序的力量，另一种是主体的、内在的精神力量。

如同我在前文指出的，我们需要关注近代日本精神的历史演变及其精神结构的生灭。打个比方，精神结构的某种形变就宛如地壳运动，往往伴随着巨大能量的积蓄以及突然的喷发。近代日本精神的本质属性，从江户时期生成的高度发达的自我意识当中可窥见一斑。这种自我意识由日本儒学孕育，并因儒学的普遍主义属性，最初就指向了世界自身；而同属东亚世界的中国则首当其冲。

这种精神能量的爆发，当然是源于近代西洋势力的压迫。本章旨在论述，东亚传统文明与近代西方文明构成日本近代精神得以形成与爆发的两种“地壳”。如同地震与火山喷发源于板块运动一般，近代日本正是在这两种文明的撞击中，释放出了巨大的精神与物质能量，从而急剧改变了东亚世界史的进程。

而且，江户时期的日本曾经自认是“中华”，所以这一进程就更加不可小觑。某种意义上，我们可将它视为“中华”（以儒学为核心的文明原理）的一种自我实现，从而，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中日关系从属于这场东亚世界内部的儒学思想变革运动。这场运动的结果，便是东亚传统儒学思想最终孕育出了日本的精神帝国。

我在本章讨论的“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以及本书未涉及的“朝鲜儒学”，同属于东亚世界古典文明的儒学体系。俗语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它们虽都是“东亚儒学”的分支，但其“家族类似性”必然同时意味着差异。因此，我不会简单地从“中国儒学”的角度去评价“日本儒学”的得失。[1]在下文中，我将聚焦于日本儒学自身，以便理解近代日本的精神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