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王权”很快就找到了自我实现的载体，那就是孝明天皇（1831—1867）。与之后大名鼎鼎的明治天皇（1852—1912）相比，一般人未曾注意到，正是这位孝明天皇在幕末政治中的活跃表现，幕末时期的政治才获得了独特的活力，最终形成了天皇、朝廷贵族与武家（德川将军与诸大名）之间复杂的互动。其中，我们看到了“尊王攘夷”观念自我实现的关键一幕。1863年3月7日，朝廷关白鹰司辅熙向上洛（进京）的将军德川家茂转达孝明天皇旨意，要求“尊奉天子圣虑，以正君臣名分，举国一致，取得攘夷之成功”。[39]该敕谕的发布是日本近代政治史的一个转折点，它意味着王权的正式启动。

当然，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包含着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宫廷与幕府的矛盾、孝明天皇自身的政治利益计算等因素，但“尊王攘夷”无疑为当事者提供了理论工具。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正是在这一敕命的激励下，“尊王攘夷”很快转变为激烈的政治运动与军事行动，并在1868年成功实现了“王政复古”的革命。

天皇制的建立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说，近代日本精神的底层机制就是“尊王攘夷”。当观察者为日本天皇制的高效而感叹时，我们看到的不是宗教的神秘力量，而是精神发生作用的历史事实。[40]这一点，很多日本学者并未充分注意到。

在一篇讨论德川时代所孕育的近代思想的论文中，著名思想史学者源了圆对“儒教的历史意义”做了总结，其中着重阐述了“儒学（朱子学）的合理主义思想”对日本转向近代的功用。这里引述的是他关于“朱子学对尊王论影响”的说法，尽管只是一笔带过：

日本朱子学派中的崎门学派，特别强调了朱子学的名分论的一面。根据此论，幕府的权力因天皇的裁可而得以正当化。在这种观念当中，依靠实力获得统治地位的幕府为了维持自身的地位，通过天皇的裁可将自身权威化，就是其政策的一部分。因此，这种观念并不必然会转化为讨幕论。正因为如此，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接受了这种思想。然而到了幕末外交问题日益严重时，尊王论与攘夷论结合到了一起。当幕府未尽攘夷的政治责任时，尊王论就转化为了讨幕论。这是历史的反讽。[41]

上述说法扼要地总结了“尊王”论的历史作用。不过，从“尊王”到“讨幕”，以及“尊王”与“攘夷”的结合，并非历史的反讽或偶然，而是江户儒学观念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只有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观念上的必然才能转化为具体的政治行动。这个具体的历史条件就是西方势力对日本的压迫。在这个意义上，“尊王攘夷”可谓与时代精神同步。

在最新编制而成的“尊王攘夷”观念中，事关体制转变与主体动员的思想因素最终以高度凝练的方式展现了自身。从此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尊王攘夷”所激发的政治行动的欲望贯穿近代日本的整个内外政策中；其中，以“国体”为核心建构的国民教化的政策，构成了明治天皇制国家对内统治的根本原理。

相关的历史过程，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论及，这里我要指出的是，在真实的历史过程中，政治观念与行动主体从来都是相互创成的。因此，“历史的反讽”这种说法只注意到了历史过程的矛盾一面，未能恰当地评价时代观念、历史主体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幕府末期著名的倒藩志士，诸如真木和泉（1813—1864）、吉田松阴（1830—1859）、久坂玄瑞（1840—1864）、梅田云兵（1815—1859）等所谓的下级武士，都经历了某种“水户体验”。[42]在这些革命势力的精神世界中，来自内外的忧患意识与主体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地位，形成了一体化的结构。换句话说，幕末以下层武士为核心的激进的改革派，正是以“水户学”世界观为认识与行动的依据，才走上了时代变革的历史舞台。这种独特的体验，事实上构成了整个明治时代的精神风土。

当然，作为统治集团的一部分，水户藩等下层武士的最初动机是以借助尊崇天皇的方式来强化幕府的政治力量，进而维护幕府体制。这是人们容易观察到的历史事实。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在时代的危机中，他们的近代国家意识得到了激发，开始怀疑幕府领导国家的能力。于是，他们根据“尊王攘夷”的政治观念，建构了新的危机意识——神国日本及其体现者天皇正遭遇来自内外的两种威胁。在天皇这一最高与最终的忠诚对象面前，幕府体制与西方势力成为这两种威胁的化身。

这种认识与强调“知行合一”的儒学原理相结合，使得“尊王攘夷”的观念与理论迅速发展为革命与建国的政治行动。经历明治初年的动荡之后，这种观念并未消失，而是在帝国的建设中进一步演变为忠君爱国与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

因此，在人们习惯使用的“天皇制”这一说法的背后，有着王权以及神话观念的作用。“尊王攘夷”并不是简单地要确立新的国家体制，实行排外政策，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哲学上，它激活了潜在于人们内心意识深处事关权力与权威、自我与他者、文明与秩序的观念。这种观念正是“天皇制”的精神背景与基础。对它的根源的揭示表明，“天皇制”所指向的王权，首先是一种东亚传统政治思想中的王权，而不是近代政治中的国家主权，也不是简单的政治上的“国家机关”。[43]这种王权因其普遍主义精神（以“仁”与“德”为核心）和久远的历史，获得了巨大的正当性和权威性，甚至可以说“代表着一种超越人类意志的宿命性力量”。[44]

在明治中期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年）与《教育敕语》（1890年）中，这种东亚王权的思想得到了继承、展现与讴歌。大正时代（1912—1926）末期制定的《治安维持法》（1925年），更在法律上规定禁止对“国体”进行任何变更，并全面规定了日本国民的思考样式。《教育敕语》作为明治意识形态的完成，成为明治时代精神最为精致的表达：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斯道也，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之所当遵守。通诸古今而不谬，施诸中外而不悖。朕庶几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

这份具有宪法性格的教育思想文本，是近代日本所孕育并爆发的精神能量的结果。在这种直接以天皇名义创建的话语空间中，日本独自演进的观念得到了最终确立，江户儒学话语空间中天皇“万世一系”的“神国国体”观念，最终得到了宪法的支持与强化。在这一进程中，“水户学”通过将儒学的“尊王”思想与日本国学派视为神圣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神话相结合，完成了近代日本国家建设所必需的政治哲学。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成长为世界性力量的过程中，江户儒学的这种作用逐步展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