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尊王攘夷”是近代日本精神史诞生时的形态，那么从本章开始，我们的日本精神史叙事，就登上了它自我展现的第一个历史舞台。

早在江户幕府末期，“中国”就因广泛的政治腐败而遭到了日本政治家的侧目。随着1868年明治维新的成功以及近代西欧政治、法律与技术文明的大量输入，作为文明符号的“中国”从日本的世界认识中脱落了下去。不仅如此，现实中的“中国”被视为拒绝接受“文明开化”的反面教材，成为日本舆论批评和国民蔑视的对象。与这个过程相辅相成，近代日本的精神帝国迅速成长，开始寻找和创造自我实现的物质条件。这一欲望的自我实现过程与东亚世界秩序的巨变高度重合，最终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近代日本的精神成长，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历史进程上看，明治政府刚一成立，征讨朝鲜半岛的对外策略就走上了历史舞台。1873年，与木户孝允（1833—1877）、大久保利通（1830—1878）并称“维新三杰”的西乡隆盛（1828—1877），正式提出了“征韩论”的扩张策略。最终内政优先派取得了主导权，征讨朝鲜半岛的计划暂时偃旗息鼓。但1874年5月2日，日本以“琉球民被害”为借口出兵中国台湾，同年10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日北京专条》（又称《日清两国间互换条约》），其中有“日本国属民等”字样，完成了指向琉球王国归属问题的战略任务。

1875年9月，日本炮击朝鲜，随后又迫使琉球王国解除与清朝的册封朝贡关系。1876年2月，日本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1879年，明治政府正式宣布“废琉置县”。在此期间，中日两国围绕琉球归属问题（“琉案”）进行了多次外交交涉。随后十余年间，日本与中国在朝鲜半岛展开激烈的外交与军事攻防。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中国运兵船，甲午战争爆发。翌年4月17日，双方签订《马关条约》，朝鲜获得了独立主权国家的地位，日本随即开始强化对朝鲜的控制。传统的东亚世界秩序至此土崩瓦解。

如上所述，明治政府甫一成立，就展开了凌厉的对外行动，不过十数年间，就通过一系列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与外交攻势，在传统的东亚世界体系中迅速脱颖而出，成为新晋的帝国角力者。正是在这种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亚洲”（或称“亚细亚”）逐步取代“中国”，成为日本帝国精英自我与世界认识的新概念。“亚洲主义”，又称“亚细亚主义”，也由此成为日本帝国最新的对外政策。

近代日本帝国的“亚洲主义”或“亚细亚主义”包含了复杂的政治与文明意识，“亚洲”不是地理上无意义的虚构或单纯的空间单位，而是反映了日本逐渐定型的帝国欲望与国家理性。日本由此登上了世界大舞台。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帝国欲望以及它所宣示的文明意识？日本如何处理它精神深处的“中华”问题？这些追问将把我们带入近代日本精神分析的一个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