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近代日本的失败，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对中国的误认。造成这种误认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它未意识到中国正在形成新的自我意识；对于日本而言，中国正在成为日本的“另外一个自我”。

近代日本的观念和行动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从根本上说，这种影响在于日本以它的实际行动“创造”出另外一个作为自我的“中国”。我们讨论的亚洲主义，就是这样一个事例。这一过程非常复杂，但从精神与自我意识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生成，就是日本亚洲主义及其大陆政策共同压力下的结果。换言之，正是日本自己“创造”了一个和它进行对抗的“中国”。然而，因为日本未能理解自身的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欲望，所以中国民族主义的问题就完全从它的认识框架中脱落了下去，东亚也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内战”。

在19世纪最后的十余年间，中国士大夫曾经对亚洲主义者的“同文同种”“东亚危局”等说法产生过共鸣，并尝试积极参与其中。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的十余年间，中国出于内部变法维新和维持外部和平局面的考虑，广泛吸收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各种经验，甚至有了中日两国在国家关系上的“黄金十年”等说法。“同文同种”“同文同俗”等观念，构成了中国取法日本的基础。甲午战争的失败，并未直接造成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扬。[36]

但中国的部分士大夫很快发现了日本亚洲主义者的“谎言与欺骗”。[37]在随后逐渐形成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看来，亚洲主义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夺取殖民地的赤裸裸的暴力，给中国带来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从明治日本在1890年提出“利益线”和所谓“满蒙地区”特殊地位的要求，到1915年“对华二十一条”的提出，再到1932年东三省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建立，这种危机感塑造了中国新的世界认识。

精神和历史总是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近代日本的上述行为经过几个环节的塑造后，被等同于近代世界原理自身。这一时期的中国民众，主要从日本的国家行为上去理解近代的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因此近代日本的世界认知和实践，深刻影响了中国对世界秩序的判断。中国民族主义的这种生成路径对自身和世界带来的影响，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亚洲主义强化了民族主义的反抗与解放的意识形态功能，而这种民族主义观念和中国自身的传统文明观念发生叠加，构成了迄今中国认知世界的基础。

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在神户做了一场关于“大亚洲主义”的演讲。这次演讲中有这样一句话，屡屡出现在日本的亚洲主义叙事中：“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对于这位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领袖而言，日本的大亚洲主义无非是日本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别名。值得留意的是，孙中山所使用的传统政治观念中的“王道—霸道”认知模式，可以说把握到了日本亚洲主义论述的深层逻辑和困境。

日本在亚洲的扩张只是欧洲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一部分；不仅如此，亚洲主义者还将日本的国家行为描述为一种解放叙事，宣称日本要将亚洲从欧洲白人的殖民帝国中解放出来。事实上，1924年大亚洲主义话语在日本的广泛流行，背景正是1924年4月美国正式通过拒绝日本移民的法案。日本朝野上下称这一法案为“排日移民法案”，认为它凸显了白种人优越的种族歧视意识，号召“日华提携”，建立“人种同盟”，以进行对抗。[38]也就是说，亚洲主义的解放叙事，并非完全是空中楼阁。

当然，意图无法为过程与结果进行正当化；日本对欧美列强种族歧视的抗议，与它自身对亚洲国家的殖民压迫并行不悖。1937年7月7日，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亚洲主义最终成为日本政府的主导意识形态。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处理支那事变的根本方针》，宣称：“帝国不变的国是是，通过提携满洲国以及支那，形成东洋和平的枢轴，以此为核心贡献于世界和平。基于此国是，在处理此次支那事变时，要清除日支两国过去一切的相克，在大乘基础上重建两国外交关系，相互尊重领土及主权，最终实现两国的浑然融合。”1938年11月3日，日本发表《大东亚新秩序宣言》：“此新秩序通过日满支三国的相互提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部领域实现互助连环的关系，以此为根干，确立东亚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新文化的创造以及经济的结合。这实际上是安定东亚秩序、促进世界进步命运的根本所在。”

随着战争初期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亚洲主义似乎正在成为现实，而1943年11月5日召开的“大东亚会议”以及随后发表的《大东亚共同宣言》，则是亚洲主义在政治上的最终表达。[39]在宣言中，日本阐述了战争的目的是“将大东亚从美英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实现其自存自卫”，并宣称：

本来，世界各国各得其所，相依相助，万邦共荣皆乐，乃是确立世界和平之根本要义。然美英两国，出于自国繁荣之目的，压制他国、他民族，尤其是针对大东亚的侵略榨取永无止境，试图完全奴役这一地区，从根本上颠覆了大东亚的安定。这正是大东亚战争的原因。[40]

1941年12月，日本最终对英美开战，虽然这主要是它在政治及军事上的考量，但也间接说明上述对自身行为正当化的话语并不是突如其来。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的亚洲主义进一步得到了理论上的建构。其中，“东亚协同体”就是这种理论的代表，它构成了“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先行形态。这种理论认为，国际联盟所体现的西欧称霸世界的秩序原理，是近代国家的主权概念以及民族自决主义。通过扬弃这些原理，“东亚协同体”作为新的秩序原理，即一种地域主义原理得到了提倡。在这个意义上，随后出现的“大东亚共荣圈”可视为亚洲主义的完成。

从一开始，日本的亚洲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就是亡国灭种的危机，而此时它已经彻底破产。中国在抗战过程中逐步完成了民族主义建构，而日本则被视为敌对的他者。这种民族主义的抵抗和解放叙事，与“亚洲”自身的意识形态功能有着相互加持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1945年日本的战败和随后中国革命的胜利，与其说是中国对日本的克服，毋宁说是对日本的吸收。中国逐渐成为世界革命的代言人。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同样有着特殊的性格。[41]1945年的战败，最终解除了日本亚洲主义论述的虚伪一面，同时，“亚洲”或者“东亚”自身所具有的抵抗西方列强、实现自我解放的意义，则得到了突显。东亚从内战状态转换为真正的革命状态。就此而言，近代日本的失败，并不完全意味着亚洲主义自身的失败。

这让我们想到了竹内好的论断：亚洲主义包含复杂的志向，无法仅用“侵略主义”或“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一笔带过。事实上，当人们开始谈论亚洲主义在今天的某种可能性，也正源于它特定的志向和性格。不过，坦率地说，这一点并不好把握，因为它毕竟带着浓烈的战争记忆。只有在一种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视野中，在一种生成中的世界主义框架内，这种可能性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认识。

日本思想史学者酒井直树试图把握亚洲主义的可能性，为此他做出了如下总结：

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当中，常常有着不同的政策志向。推进日本国家膨胀主义的志向，驯化自由主义式资本主义内在暴力的志向，将社会主义计划性导入资本主义的志向，对具有不同语言、宗教、传统的人们进行国民统合的志向，这些志向并存在一起。1929年经济危机的余波，试图统治中国的日本的失败与陷入泥沼，世界规模的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帝国周边部分——朝鲜半岛与满洲国——经济的高速成长，长期海外派兵引发的劳动力匮乏，以及总动员体制引发的一系列状况——正是在这些历史条件中，殖民地官僚，财务产业政策的制定者，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新闻记者等，展开了跨领域的合作，对东亚共同体进行了构想。因此，从最初开始，东亚共同体就包含着相克的潜在性。[42]

而对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满的竹内好，对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在1942年1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大东亚战争与吾等之决意》的短文，正是近代日本精神史中这一断章的典型。他在文中写道：

历史得到了创造。世界的容貌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吾等看到了这种变化。吾等因激动而颤抖不已，注视着那一道如彩虹般流动的光芒的去向。吾等感受到了胸中充满了难以名状的焕发之情。……我们日本并不畏惧强者。这一切都如同秋霜般庄严行为的爆发，证明了这一点。……在东亚建立新秩序、实现民族解放的真正意义，如今彻底浸入吾等的骨肉，正是吾等决意之所在。[43]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引文中所呈现的激情，构成了亚洲主义正当性的一部分。在日本的部分亚洲主义者的认识中，追求东亚或东洋的某种联合与团结始终是一种精神动力，也是一些日本知识分子对日本帝国的大陆政策进行批评的根据。这种批评在日本对美英开战后，终于得到了支持。在当时部分知识分子看来，日本针对英美开战，是日本亚洲主义真正的自我实现，因为只有针对强权的英美帝国主义发动战争，而非侵略作为弱者的中国，才能真正实现亚洲的解放。

这种有关亚洲解放的话语，因其固有的解放叙事，以及对日本民族主义的批判，对一部分日本国民而言成为一种精神救赎。对亚洲、首先是对中国的特殊的负罪感，以及对英美开战的正义感，最终激发并转换为帝国知识分子更大的理论热情，他们要由此超越西洋的近代，创造真正符合正义的世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