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关于京都学派的世界史论，我将在下一章讨论。这里要提前指出的是，人们多从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些论述，但这种视角并未充分注意历史事实；只有在日本精神史展开的脉络中，我们才能获得恰如其分的认知。

[36]关于这一点的详细论述，请参见本书第七章及其附论。

[37]桑兵：《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1页。

[38]桑兵：《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7—240页。

[39]与会者除了南京汪伪政权和伪满洲国的代表外，还包括菲律宾、泰国的傀儡政权以及日本扶植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已经呈现败象，此时召开“大东亚会议”，可以说是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所能达到的最高状态。

[40]这些经常被提及的政策与宣传口号，转引自［日］藤原彰的《日中全面戦争》（小学館，1982年）等书籍，相关页码不再一一例举。

[41]参见拙文：《从“天下”到“世界”：东亚儒学秩序原理的过去与未来》，载《新天下主义》（“知识分子论丛”第1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42]［日］酒井直树：《東亜共同体論と普遍性をめぐって》，载酒井直樹、磯前順一編《近代の超克と京都学派——近代性·帝国·普遍性》，以文社，2011年，第135页。

[43]［日］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4巻），筑摩書房，1981年，第294—298页。

[44]［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