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亚世界史中的甲午战争

在近代日本国家演化史上，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占据了特殊的地位。重新审视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近代日本的精神与历史世界相互作用的特殊机制和具体过程。

一般而言，后世的评论家与学者们普遍认为，这场战争是东亚史乃至世界史上最重要的战争之一。这场战争的军事技术与军事过程、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等层面的诸多问题，虽早已得到高度复原，但时至今日，其政治意义，尤其是在世界政治史上的意义仍有待探索。[1]那么，为什么要从这种世界政治的角度重新探讨这场战争？对于近代日本帝国的走向，这场战争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东亚世界秩序变迁的角度进行探讨。这个角度的设定，有如下两种考虑：

第一，这场战争从根本上颠覆了东亚的传统国际秩序，对交战双方此后的成长过程与性格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甲午战争前的三十余年间，中国通过史称“洋务运动”的近代化实践，形成了关于世界秩序的比较准确的认知。[2]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获得了来自当时的主要大国，尤其是英国的一系列正向激励，可以说走上了健康的发展道路。[3]这条道路，从本质上说，就是融入以法治为理念的近代文明与世界秩序，而反过来，来自外部世界的法律（国际法）的压力，逐渐转化为国内法治化的动力。晚清的司法改革，就是这一进程的结果。[4]

然而，甲午战争结束了这一历史进程。早在1917年，曾在中国海关工作多年的布兰德就指出，“这场战争的结果把中国降低到了长久落后的地位”。[5]这仅仅是现象，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这场战争的战败者走上了暴力革命这一艰难险峻之路，从否定自身开始，最终试图否定整个旧世界。这是一种彻底的自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精神气质。与此相对，战胜者成为东亚世界的大国，进一步激发了自身的帝国欲望，并逐渐开始挑战世界。

第二，在历史认识的层面上，多数研究落脚在战争性质的讨论上，诸如这场战争是不是“侵略战争”、是不是“正义战争”等。不过，这种历史认识依赖于民族国家体系自身，而后者的历史正当性在全球化的时代正在衰退，甚至成为有待克服的问题。过于强调战争正义与否的问题，无益于我们清理战争留给后世的真正遗产。如同我前面指出的，这场战争对人们意识结构的改变，对此后历史进程产生了更为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因此，我们要去探讨只有在长时间段内才逐渐显现的结果。这是因为，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实际进程与世界秩序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生成、彼此制约的关系，战争的当事者不容易把握这种关系的演化结果。

上述事实意味着，后世的人们有必要积极利用“后见之明”，从一种更普遍的，因而首先是超越民族国家视野的角度，将当事者对人类事务的认识，尤其是那种认知造成的政治结果呈现出来。这种认知由于其体系性与相应的封闭性，在国家的成长过程中通常作为稳定而隐微的认知要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日本而言，作为近代第一场大规模的对外战争，甲午战争的胜利可以说是特定的心理基础、意识形态、世界认识与经验事实的“完美”结合。人们今日广泛探讨的近代日本的政治意识与政治结构，诸如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天皇制等，其形态与特质均受到了这场战争的深度影响。那么，这种“完美结合”究竟如何得以发生？当事者对这种经验又进行了怎样的反思？

事后看来，日本从这场战争中获得的体验，不单纯是胜者的喜悦，还强化了其特定的心理结构：日本被迫开国时所产生的强烈的屈辱性感受与自我意识进一步固化，其中积蓄的精神与心理能量，在侵略亚洲国家与挑战英美世界秩序两个方向上得到了释放。最终，这场战争成为近代东亚世界秩序演化的一个转换点。我们今天重读这场战争，就是要去揭示其中蕴含的在秩序与文明史上的意义。

当然，站在不同立场的人们，关注的视角与对它的意义赋予并不相同。在日本的历史学者看来，日本发动这场战争具有三个动机：（1）打破东亚世界的“华夷秩序”，与中国争夺朝鲜的支配权；（2）掠夺朝鲜、台湾等；（3）与帝国主义列强竞争分割中国与朝鲜。这一说法最初由日本近代史专家藤村道生提出，并为其他学者所继承，可以说是学术界的定论。[6]但它仍未触及的问题是，日本为何走上了这种诉诸武力的大陆政策？我将在下一节说明，这种大陆政策正是日本的世界政策自身，是近代精神帝国迈向政治帝国的第一步。

与此不同，另外一种说法更为大多数人所知，且影响深远，那就是此战是日本进行的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在日本全面侵华战火正炽烈的1939年，政治学者深谷博治在其著述中公开论述道：“日清战争是我国以全部国运相赌的最初的对外战争，同时是把国家将来发展的全部命运寄托其上的大战，可谓生死攸关。”值得注意的是，他进一步论述说，倘若失败，日本将面临相反的命运：支付被中国强加的巨额战争赔款，割让琉球与九州等领土，等等。日本因战胜而摆脱了这种噩运，因此他认为“日清战争是国内维新事业的完成；同时作为第二维新，具有其历史意义与实质”，是日本“作为世界国家”的起点。[7]

这种“赌博说”是一种特殊的战争观，然而，这种说法无法让人满意，因为战争事关生死存亡，通常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行为，我们无法认为日本是例外。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战争观与其更为稳定的心理基础与世界认识有着怎样的关联？

后世的历史学家注意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比如，我们容易在他们的著述中发现促成战争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政治领袖的战争意志与国民的支持呈现高度一致的状态。但历史学家往往忽视的问题是，这种举国一致的形势究竟如何在短时间内造就而成？其实，从思想史、精神史的角度，我们不难看到明晰的线索。在对华开战前，明治日本的政治家们就已经形成了对中国、亚洲与世界秩序的独特认识。甲午战争正是日本在这种世界认识的基础上，高度掌控并灵活运用内政、外交与军事实力的结果。

因此，面对今日东亚世界秩序的演变，我们有必要再次回到起点，重新观察并反思世界认识与世界历史进程相互作用的具体过程。下面，我将以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后的世界认识尤其是中国认识为对象，具体探讨这场战争的社会学过程，进而揭示人们头脑中的观念事物会对世界秩序产生怎样的影响。

二、日本政治家的中国认识

在战争正酣的1894年下半年，明治政府最重要的战争指导者、外务卿陆奥宗光（1844—1897）撰写了一部回忆录，题名《蹇蹇录》。这部回忆录的撰写是出于“蹇蹇匪躬”[8]、记录“经营苦心之所存”的心志，至今仍被日本学者认为是关于甲午战争最重要的文献。根据这本书的说法，包括陆奥在内的当时的日本政治家普遍认为，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为伸张国权，一直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是清国皇帝权威下的华夷秩序的压力，二是西方列强强迫日本签订的通商条约。前者具体是指最终解决琉球王国的归属问题，后者旨在废除治外法权。[9]

因此，选择对华开战，被陆奥等日本政治家认为是“不得已”采取的手段。事实上，通读《蹇蹇录》，我们会发现陆奥反复使用“不得已”的字样，这固然有着他为发动战争寻找大义名分的考虑，但也反映了此间日本世界认识的固有性格。如果把《蹇蹇录》中的说法仅仅看作“狡辩”与“发动侵略战争的自供状”，我们有可能会丧失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渠道。

此时日本的世界认识的性格，在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中清晰地呈现了出来。1894年7月25日，日本未经宣战即开启了战端，丰岛海战打响。8月1日，日本天皇发布《对清宣战诏书》，要求“百僚有司”在不违“万国公法”的前提下，尽一切手段达成国家目的。诏书指责清国“动辄视朝鲜为属国，或明或暗干涉其内政”，为其侵略行为辩护。不过，其更大的用意却指向了世界，日本是完全遵守国际法的“文明”国家，是欧美列强的“对等国”。从中我们容易看到，这一诏书显示了强烈的自我定位意识——日本是新晋的文明国家。

要强调的是，日本进行自我定位的参照系首先是中国，或者说是中国主导的东亚世界秩序——“华夷秩序”。与后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的行为进行对比，我们会更容易看到这种自我定位。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内阁设立了专门的委员会，研究是否发布对华宣战布告。该委员会经过仔细权衡后，决定不发表宣战书。据说，当时驻华大使谷正之的下述意见起到了决定作用：中国不是日本的“对等国”，因而无发表宣战布告的必要。[10]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中国认识。从这个角度看，1894年的《对清宣战诏书》反而表明日本视清国为“对等国”，试图通过战胜中国，进入当时由中国与欧美列强组成的世界大国俱乐部。

当然，明治日本政治家将中国视为战争对手、瓦解中华世界秩序的意图，在甲午战争前已是公开的秘密。比如，时任参议的山县有朋（1838—1922）在1883年6月发表的《对清意见书》中，就有如下说法：

清国自长毛贼叛乱以来，海陆军制为之一变，仿西洋方式，雇洋师，购洋舰，已达百余艘之多。近来，更委托日耳曼造铁甲战舰，坚固无比。故此，若清国再出现斗志勇壮之兵卒与威猛熟练之士官，当可称雄宇内。我国自与彼缔约以来，从出兵台湾、琉球处置到朝鲜事变之办理，虽说皆我国不得已而为之，究其实则凌驾于其势之上，大杀其威风。彼对我国抱有不平之意，已非一日。乘彼武备充实、内治稍修之机，或有人起而献策，称霸东洋，问罪我国，实不可测……如今内阁决议，确定以下军机之要。（1）前日议定之铁甲战舰，宜迅速竣工；（2）加速港口炮台之建设，布设水雷，以供内海防御之用；（3）万一不幸，彼开启战端，我国必举全力战而胜之，为此必制定非常政略，终止土木建设，禁止酒席宴会，凡奢华靡费无用之事，一概杜绝，上下一致，勇往直前，鼓动天下之大义。[11]

在这段论述中，山县表达了日本持有的一种非常特异的危机感：中国对双方缔约以来日本的行为不满，实力强大时将对日本进行报复。中国主政的士大夫们诚然对日行为感到不满，但山县未意识到的是，日本自身对条约的不满、对中国的抱怨以及伺机寻求报复的心理，更符合此间日本政治家的对华认识。这种认识的源流，产生于东亚世界秩序内部。

在一般的东亚世界史叙述中，人们会注意到一些特定的事实。比如，663年，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爆发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冲突。当时日本派遣两万多人的军队入朝，不惜与唐王朝的军队直接交战。战争最终以日军惨败告终，这就是历史上的“白村江之战”。日本战败后，大和王（当时由“中大兄皇子”主政）担忧遭到中国的报复，甚至进行了迁都。[12]同样，发生在1592年到1597年间的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战争，实质上是日本与明王朝之间的战争。日本最终的失败，进一步强化了它在东亚世界秩序中的某种困境意识。它试图挑战中国，甚至取而代之，但无奈实力不济。

这种对中国的特异认知，潜藏在日本国家意识的底层。明治日本对华政策的展开，实际是在日本获得了新的国家力量后，这种意识的再次发动。此外，由于洋务运动的顺利展开，日本认为有必要利用自己率先实行“文明开化”的成果，与中国展开竞争，在中国取得成功前实现自己的“中华”欲望，获得与中国平等的地位。

从这个精神史的视角，我们会看到历史进程的另外一面。比如，1871年9月13日，中日双方缔结《清日修好条规》，这是中日两国自主订立的第一个近代平等条约。今天的人们不容易想象的是，日本最初订约的目的竟然是获得“日清同格”，以便要求朝鲜开港通商。此前，日本在递交给朝鲜的国书中使用了诸如“皇”“敕”等宗主国清国的专用词语，朝鲜以不敬、不符合传统礼制的理由拒绝了日本的要求。

就此而言，条约的成功订立意味着日本实现了它最初的一个外交目的。不过，日本并未实现它最初的全部目的。事实上，日本提供的条约原案是以1861年中国和德国签订的《中德条约》为基础拟成的，它包含了英、法等国在华获得的全部特权，尤其是片面最惠国待遇与内地通商权。这种条约草案当然遭到了清政府的断然拒绝，日本自认为没有达成目的。因此，《清日修好条规》虽然最终在1873年4月30日生效，但此后十数年间日本一直要求修约。

当然，日本从未认真对待这一条约。1874年5月，日本以琉球人被害一事为口实，悍然出兵台湾。经过外交折冲后，这一事件最后以中国赔款告终，但中日关系也由此急转直下，进入多事之秋。1875年7月，日本内务大臣到达琉球，胁迫琉球国王断绝与中国的册封朝贡关系；同年9月，日本军舰“云扬”号在朝鲜沿岸进行挑衅。至此，中日条约的“保和”与“相互提携”精神完全成了空谈。1879年4月4日，日本“废琉置县”后，两国为此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交涉。[13]由于宗主国中国不承认日本的琉球政策，日本在为此感到不安的同时，怨恨之念更是日甚一日。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双方终于围绕朝鲜的控制权发生了尖锐的对立。1885年4月双方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又称《中日天津条约》）后，中国在国际法的层面上交出了部分宗主国的权利。[14]

我们不难看到，日本保持了1871年以来对华交涉的优势。不过，此时世界各国大致认为，日本在国力和军事实力上仍无法与中国抗衡。这种外交与军事上的某种错位，成为一种推动日本展开大陆政策的动力。

事实正是如此。我们在历史进程中看到的是，对华备战的紧张步伐与日本政治家的这些不平以及怨恨同步而来。早在1871年日本派遣谈判代表来华前，参议江藤新平（1834—1874）向右大臣岩仓具视（1825—1883）提交了《对外策》，其中提到，“若清国失礼于我国，可问其罪，或联合俄国，合力出击；或策动俄国，使其保持中立。我国独力进攻，一举征服支那”。[15]第二年，根据参议西乡隆盛的建议，日本陆军派一名少佐和一名少尉，外加一名翻译，装扮成商人，到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地理环境、军事装备等情报调查。[16]

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后，时任陆军卿山县有朋提出的《外征三策》以及右大臣岩仓具视提出的《意见书》，均为对清开战的方案。日本政府甚至连《支那征讨敕命》都准备妥当。1879年琉球归属问题一出，参谋本部管西局中佐桂太郎立即提交了《斗清策案》，其中提出了“进攻福州”“攻占北京”等方略。1887年，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制定了极为周详的《清国征讨策案》，将割让辽东半岛、舟山群岛、台湾等列为战争目标，并确定开战日期为“清国军队改革完成之前”或者“欧洲各国获得远征东洋的实力之前”。[17]值得留意的是，“欧洲各国”的要素此时已被纳入开战理由。对日本而言，对华开战前的这段时期，正是战争意志等待战争实力与时机成熟的时期。

这些政治家的对华认识与政略，就是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一种摆脱岛国限制从而建构“大陆国家”的构想。这一构想在山县有朋、田中义一（1864—1929）等日本陆军核心人物的努力下，在1907年的《帝国国防方针》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18]经过当时蓬勃发展的新闻媒体与民间团体（所谓“右翼团体”）的鼓动，这种政略很快均质化为一般国民的观念。这种举国一致的对华认知的政治效果，随时可能因偶然事件而表达为具体的政治行动。

比如，1894年3月28日，因策动甲申政变（1884年）而逃离朝鲜的士人金玉均，被朝鲜政府的刺客洪钟宇暗杀，地点位于上海公共租界日本人经营的一家旅馆。[19]根据当时租界的法律，该事件由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察局长担任检察官，经由领事裁判部门的预审，由中国方面负责判决与执行。中国最终决定将案件移交朝鲜。金玉均的尸体被送还后，随即被朝鲜处以凌迟斩。事件传到日本后，日本举国激愤，一致认定是中国的阴谋，意在侮辱“日本的国权”，结果，“甲申事件以来十年的排清感情”猛然爆发。据记载，这一事件最终促使陆奥“决意对清开战”。

这起普通事件所蕴含的心理能量及巨大的危险，远非当时的中国士人所能理解。不过，从“决意”开战到真正开战，还需要一系列的政治过程。明治日本所处的时代状况，为这一政治过程的成熟提供了充分的养料。

进入1894年，围绕与欧美各国修订不平等条约的问题，日本政坛发生激烈斗争，伊藤博文内阁被迫宣布解散议会。3月27日，陆奥在致驻英大使的信件中说，“国内形势紧迫，日甚一日”，因此“不管成败如何，政府若不表明正在做一件会让人感到震惊的大事，将无法挽回此番人心之纷乱……虽内政关系催促外交成效，有些本末倒置，但时势就是时势，实不得已而为之……因不能无故发动战争，故唯一目的只在于修约”。[20]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协助戡乱，平定“东学道”领导的“东学党起事”。

陆奥等人得知中国出兵的消息后如获至宝，发动战争的理由已然出现。日本的国家意志，在其他列强的眼中也已昭然若揭。比如，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在1894年7月1日致外交大臣吉尔斯的电报中说道：“显然中国希望避免战争，而日本却似有意寻求战争，深以为胜利非己莫属。”[21]朝鲜东学党的起事，成为点燃战争的导火索，但日本对华开战意志的形成，则有着更为久远的精神史背景。

此后事态的发展完全按照陆奥的谋略展开。1894年6月5日，日本内阁决定派重兵赴朝，并设置战时大本营。7月12日，陆奥指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等人制造战争口实：“只要在不招致外间过分非难的范围内，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随后，他担心大鸟不理解这一指令，在外务省参事官本野一郎赴朝之际，特别交代他转达大鸟：“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务之急，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一切责任有我负之，该公使丝毫不必有内顾之虑。”[22]7月16日，英国确认签署修订后的《英日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清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英国金伯理勋爵语）；[23]翌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华开战；23日，日军攻入朝鲜王宫，将“五百余年中国所赐之御物悉数掠去”；25日，甲午大战拉开序幕。

在决定开战时，伊藤与陆奥担心作为第三方的欧美各国出现“支持一方和反对一方的情形”，所以决定的方针是，“除非事势万不得已外，必须把事态严格地局限在中日两国之间，应极力避免和第三国发生纠葛”。[24]这种决策基于两种考量。一方面，与他们对国际形势的把握有关。由于英国在中国特殊的贸易利益与俄国对朝鲜利益的特别关切，加之欧美各国对中国相对高的好感，“默认朝鲜为中国属邦”，陆奥认为，如果引发列强的干涉，日本可能处于寡助的一方。[25]

在局势紧张的时刻，日本除了顶住来自俄国、美国与英国的外交压力与忠告外，还积极展开宣传攻势。1894年11月底，日军因旅顺大屠杀而引发欧美各国（尤其是美国）的高度关注与批判。为此，日本展开了活跃的外交粉饰与宣传工作，并取得了成效。[26]

有意思的是，陆奥等人认为，尽管中日两国实力此时表面上不相上下，但日本实际上将稳操胜券。陆奥的这种判断，以及他将局势严格限制在中日两国之间的策略，首先建立在对华内政外交的把握之上。关于决策过程，陆奥事后回忆道：

袁世凯看到日本从明治17年（1884年）以来，在朝鲜的势力有些衰退，又看到日本在明治23年（1890年）宪法实施后，政府和议会之间经常发生冲突，认为我国政府决不可能作出派兵出国这样重大的决策，便想乘机扩大中国在朝鲜的势力；另外，驻我国的中国公使汪凤藻，也因看到我国官民的争执日益加剧，便错误地断定日本决没有对外生事的余力，两人都向中国政府提出不谋而合的意见，这可能就是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将彼我形势判断错误的一个原因。

另一方面，陆奥认为，“日本政府最初虽居被动地位，但在万不得已时则有断然采取最后手段的决心；而中国徒知在形势上威吓日本及朝鲜，缺乏在中日两国纷争一旦不能和平解决时，最后诉诸武力的决心。……中朝两国政府虽然陷入如此错误的境地，然直到平壤、黄海战役结束时，尚毫未醒悟，确是令人无可奈何！”[27]而在战事正酣时期，朝廷重臣对李鸿章的多方掣肘，更被陆奥嘲笑为中国采取了“自杀政策”。[28]

显然，陆奥等日本政治家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外交方面，中国参与世界竞争所必不可少的国家意识、国防力量与国家利益观念，或付诸阙如，或有名无实；内政方面，传统官僚体制的封闭与腐败旧态依然。一位日本作家在战争刚结束时撰写的战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观察：“清国近五十年来内外交迫，百难丛生，上下乖离，民心灭裂，纪纲废弛，风俗坏乱，千疮百孔，莫可防补。其中腐败日甚一日，遂至于此。而内部政府威信扫地，政权不一……既有内忧外患，视之漠然，安望其上下中兴此帝国哉！”[29]

这不是当时日本人对中国的偏见。事实上，前面提到的布兰德就以痛惜的口气一再指出了中国失败的原因：中国事实上的最高军事统帅“对国家利益漠不关心”，他们只是“准备从祖国的困境中获取个人利益”。不过，这种指责并非仅仅指向特定个体，因为“李鸿章只是一个人，但在他背后却站着全中国的官僚群体，他们关心自己的阶级特权，远胜于关心帝国的名誉和安全”。他进一步批判道：“官僚阶层的贪污是既成传统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官场的文过饰非和夸饰摆谱也是如此。……每个中国臣民都心照不宣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全部行政艺术在于精心编造的欺骗，在于制造一个巨大的幻觉，还在于利益的分配。”[30]

1895年2月19日，《纽约时报》在报道北洋舰队司令官及两位将军自杀殉国时，刻意指出了一个事实：“大清国官员一贯的行为准则就是：为了金钱可以出卖国家，同时保证自己不受伤害。”[31]

中华帝国传统官僚制在近代声誉不佳，可在多种历史文献中找到证据。在事关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战争上，这种制度的致命性最终显现了出来。不过，我在这里要强调并不是这一点，而是布兰德等人以尖锐的笔触刻画的这些事实，包括陆奥宗光、伊藤博文、李鸿章等在内的战争当事者们，皆心知肚明。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日本连战连胜，固然有很多原因，但陆奥等人对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准确洞悉，无疑为胜利的天平倒向日本增添了极为重要的砝码。

当然，我们在这里谈到的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并不构成它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而战争对日本自身的影响，更非陆奥等人所能认识与把握。精神在一定的状况下可以转化为力量，这一点在日本近代史上尤其容易观察到。

三、日本知识界的战争认识

战争爆发后，日本舆论界一致认为这是有着“大义”的战争，是日本发动的“正义”战争。比如，福泽谕吉就率先宣布“日清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而日本的目的仅仅是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扫除障碍。为此他高声呼吁：“官民宜忘却政治恩仇”，“日本臣民在事成之前不宜批判政府的政略”，“我们的目的仅仅在于胜利；战胜之后，我国国权将得到伸张，我日本同胞将在世界上一展腰身，想来那是何等愉快……”[32]

其实，早在1882年发表于《时事新报》的《究竟该如何制定东洋政略》中，福泽谕吉就曾慷慨激昂地宣称：“吾等亦是日本人，有朝一日定发扬日本之国威，制服印度、支那两国之士人。吾等不仅要学习英人，还要让他们遭受痛苦，将东洋权柄掌控于吾等手中。”[33]明治日本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战争的启蒙思想家。

同样，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1861—1930）在战争爆发后，一改自己“非战论”的立场，用英日两种文字发表题为《日清战争之义》的论文，指责“支那是社交规矩之破坏者，是人情之大敌，是野蛮主义之保护者”。保守主义政论家陆羯南（1857—1907）则主张，清国为“东洋的一大野蛮国”，“王师的一大目的就是将跋扈于东洋中央的野蛮人驱逐出去”。以倡导“平民主义”闻名的作家德富苏峰（1863—1957）在《征清之真意义》一文中写道，清国是“文明之敌”，战争乃“文明之正义战争”。[34]这些说法与陆奥对战争是“西欧新文明与东亚旧文明的冲突”的定位完全一致。[35]

日本这种将中国视为“野蛮”的言论，虽然与当时流行的“正义”战争话语有关，但其背后流淌的更是其特殊的心理意识。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欧化主义大行其道，认为日本只有通过欧化才能提高国际地位。然而问题是，因欧化被视为手段，文明被视为工具，它无法解决日本如何与世界相处的问题。

德富苏峰将这种异常曲折的心态表达得淋漓尽致：欧化不仅会危及到自身的认同，欧美是否会恰当地认识日本的欧化更不得而知。显然，这种心理认知构成了他的世界认识的基础。他在文章中继续说，1853年美国舰队佩里司令官强迫日本开国，是相当于“强奸”的屈辱，“直到今日，我们站在世界诸强国面前时膝盖仍无法站直，正因有此污点之故”。日本被迫开国后，“轻侮”随之到来，“世界”认为日本人“只是接近猿猴的人类”，或者是“接近人类的猿猴”。欧美人非但不认为日本与自己平等，甚至还认为日本比不上清国。于是他宣称，日本若能取胜，在地位上不仅会超过中国，还能恢复被伤害的自尊心。因而，此战最大的战利品将是“大日本国民的自信力”。

这时候，这种认知的奇妙之处就显示了出来：日本获得自信力的根本在于欧美对日本的认知和承认。在这个意义上，他继续论述说，这场战争不是“暗室”内的格斗，而是在“世界面前”的决战，“在战胜清国的同时，我们战胜了世界。世界知道了我们。因此，世界会敬重我们、畏惧我们。我们正在获得恰如其分的待遇”。[36]日本对华开战的另一意图是对欧美的开战，此战不仅仅是在“世界面前”的决战，在深层心理层面更是对“世界自身”的决战。这种极其曲折的心理认知，显然不是德富苏峰独有。

在“世界面前”进行决战，这一点并不仅仅是言论界的看法，而且是日本政府意图的一部分。这表现在一些细致、具体的安排上。比如，1894年中日两国黄海海战激烈展开之际，日本大本营就批准了英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七名武官现场观战；另外，日方还批准十七名外国记者随军报道。[37]在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陆奥宗光评论说：“这一胜利，不仅宣扬了我国军队的赫赫武功，同时也表现了我国人民是如何地具有采用欧洲文明而加以运用的能力，这实在可以说是我国人民扬眉吐气的快事。”同时，他又留下一段话：“现在日本人不断受到世界各国的羡慕赞誉，今后究竟应如何正确估价自己，这也属于将来的问题。”[38]这种对华战争中包含的强烈的欧洲与世界意识，在日本随后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得到了自我实现。陆奥自述道：“若误用战争的结果，有时会使战胜者比战败者陷于更危险的地步。”[39]

随后的历史进程不幸被陆奥言中。战后日本提出了极其苛刻的对华和约，双方最终签订《马关条约》。但割让辽东半岛的条款打破了西方列强在远东的均势，尤其是俄国对中国东北觊觎已久，日本的作法让它大为光火。于是，俄国联合法、德，对日本的政策进行“劝告”，实质上是逼迫日本放弃辽东半岛，这就是著名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日本经历了一番本可以避免的“屈辱”，结果进一步强化了与世界的对立心态。

这里要注意的是，日本对华提出的割让辽东条款，并非基于一时的冲动，而是它长久以来的大陆政策或者说大陆欲望的结果。但这种欲望和意识在世界强权政治面前遭遇了挫折。“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后，日本并未反思它的世界政策是否正当，相反，日本为政者与知识精英随即将这种耻辱的心理意识转化为自强的意志。这种从观念到现实的转换，在激发国民竞争的效果上，虽然出类拔萃，但它的负面效果，也足以让人惊心动魄。

在扭曲的国耻话语与心理构造中，世界被建构为怨恨的对象，日本陷入了更危险的地步。这种因误解世界而产生的尖锐的怨恨心态，构成了日本知识分子认识世界和文明的基础。然而，一旦文明被理解为富国强兵的工具，它也就丧失了对国家的约束力量。这种心态以及基于这种心态的世界认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败北，其致命的危害性才完全显露。

四、庶民的战争体验与认识

由于战胜了中国这个当时让法国、俄国等强国也多有顾虑的“老大帝国”，日本一跃成为当时“东洋的最强国”。这次战争除了使日本获得与“欧美先进列强”对等的地位外，还促进了日本立宪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落实和确立。然而，这些内政外交上的丰硕成果，却导致日本的“军国主义”“官僚主义”进一步得势，日本军国主义由此确立。在军国主义确立的过程中，明治天皇的御驾亲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1894年7月对华开战的初期，日本民众并未表现出特别高涨的战争热情。这种状况导致言论领袖们心急如焚。8月23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撰文，将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了上层的大名与华族（贵族），批评他们对战争态度冷淡。然而，随着明治天皇9月13日动身赴广岛设置行营，发挥统帅权的亲裁权力，日本各个阶层皆为之一变。

据记载，当时“东京民众为凤辇送行，从江户城到新桥火车站的路上人山人海，包括从帝国大学的大学生到小学校的儿童在内的各种学校的学生、各个村镇的实力人物、普通市民……下榻之地的名古屋、神户自然不用说，列车通过的各个车站以及铁道沿线，均为人群所掩埋”。[40]天皇抵达广岛后，旧广岛藩主、福山藩主等出迎，德川家达、岛津忠义等实力派大名与华族纷纷前往拜谒。日本各个阶层通过天皇建立了普遍的联系，近代国家所必要的“国民”诞生的同时，“军国之民”亦由此形成。据记载，当时“自车夫、马丁、贱婢、奴仆，上至王侯将相、缙绅豪族，仗义投财……至贵妇人及平等妇人，或进或自为看护妇……皇后亦亲慰问伤病将士，或赐物焉”。[41]

作家、诗人国木田独步（1871—1908）在1902年发表的小说《酒中日记》中的一段文字，将当时军国的氛围如实呈现了出来：

日清战争接连取得胜利，人们高喊着军队万岁。军人以外的所有人，日夜庆贺，自己的妈妈和妹妹也堕落了。……是“作为国之干城的军人”不好，还是妈妈和妹妹不良，事已至此，无需再提了。只有一件事确凿无疑，那就是，家里有闺女的人家，无论是贵族、富豪、官吏还是商人，大家都渴望招个军人做女婿。甚至自家未出阁的闺女找军人当情夫，似乎都成了光荣的事儿。[42]民众自发参与到军国体制中，正是现代军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日本，将获得的巨额战争赔款进一步用于陆军和海军的军备扩充，这愈加强化了国家的暴力性格。可以说，甲午战争后，日本进一步明晰了此后的国家战略。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1923—1996）在谈论日俄战争时，有这样一段说法：“战争会让败者非常悲惨，但有时也会让战胜国发生变质，其中最糟糕的事例就是日本。”其理由是，日本战胜俄国后变成了“帝国主义国家”。[43]其实，甲午战争胜利后，现代军国主义国家的出现才是日本的根本性“变质”。

这种“变质”并非仅仅是人类史上军国主义的再现，而是意味着一种新型军国主义的成立。在急速形成的军国主义内部，国家的性格与国民的性格发生了高度的相互塑造。其中，国民的“自觉”，亦即对军国主义观念和政策的支持，从长远来看，成了“胜利者的悲哀”。[44]结果，军国主义不再只是统治集团的权力意志与政策倾向，而且在人类史上首次获得了总体性的国民支持。这也是所谓的“总体战”的社会基础。这种战争形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完全成熟。

顺便提及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日本就动员驻欧洲各国的武官和观察官员对大战进行调查和研究。1915年12月，时任参谋次长、其后出任陆军大臣、最后在1927年登上首相宝座的田中义一，就开始大力宣传“总体战”的思想，提出“军队国民化”与“国民军队化”的军国主义目标。[45]如果说军国主义是近代殖民帝国必然结出的恶果，那么日本则对这枚恶果进行了积极主动的培育。这也是日本近代精神史走入歧途的结果。

另外，这场战争还在日本国民心中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心理效果，那就是蔑视中国。对华蔑视乃至厌恶的态度，在战前就作为煽动开战意志的一环得到了广泛的强化。其中，福泽谕吉等舆论旗手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日本的全胜强化了这种态度。这个心理效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日本此后长期对华的错误认识奠定了民意基础。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近代日本国家的特征：普通国民成为战争的重要支持者。这种支持并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动员的结果，而是有着日本民众特殊的认知基础。如前所述，天皇在这一体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为天皇是人们忠诚的自然对象，这种忠诚的“自然”属性与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相辅相成，最终形成了事实上封闭的政治意识。

也因此，日本丧失了对世界文明大势的洞察与把握。

五、小结：与世界的和解之路

明治日本对东亚传统的“华夷秩序”的独特感受，源于历史的积累。不管怎样，其中的压抑与怨恨因1895年的辉煌胜利而得到了释放与升华。接下来，他们以同样的心理认知模式，开始面对另外一种“世界”——欧美率先开创的近代世界秩序与世界文明。日本试图以东方文明担纲者的身份挑战西方文明；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之所以被塑造为黄种人对白种人的战争，原因正在于此。

早在1878年，福泽谕吉就在其《通俗国权论》一文中写道：“身处禽兽世界，最后可诉诸之手段唯有必死之兽力”，“百卷的万国公法不如几门大炮，数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46]这种认识虽然把握到了当时世界秩序中弱肉强食的一面，然而这些极富煽动性的说法也将文明视为了虚无。这种世界与文明认识，最终在现实历史进程中表现为1941年的对美宣战。日本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先后完成了对三大强国的挑战，纵览世界史，无出其右者。

日本的这些国家行为并非仅仅是后世人们所说的以国运相赌的冒险，而是有着特定的心理机制与逻辑基础。从国家理性的角度来说，近代日本的历程正是东亚世界的精神帝国向世界的政治帝国转变的过程。从明治中期出现的“亚洲主义”到20世纪40年代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描绘出了一条清晰的有着强烈心理与精神印记的轨迹。

1945年日本的最终战败，将其逻辑中的致命错误暴露了出来，那就是日本政治精英并未认清19世纪至20世纪世界文明变迁的大势：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绝非世界政治的本质，文明有着文明所固有的普遍而坚不可摧的内核。日本政治家近卫文麿（1891—1945）曾说过，虽然“以英美为主的和平主义”带有欺骗性，但试图用以日本为主的“东亚新秩序”取而代之，从国际上看更缺乏正统性。这种说法很值得琢磨。日本政治学者就此评论说：“日本在亚洲和世界同时丧失了支持者，在不断地叫嚷‘美英等国包围圈’和外交孤立中，日本帝国投入到‘与世界为敌’的战争中。”[47]

富有戏剧性的是，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抵达日本，开始了事实上对日本的统治。这种“亡国”状态一直持续到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正式生效为止。明治开国以来举国上下一直担忧的亡国危机，竟然变为现实。这可以说是“预言的自我实现”（Self-fullfilling Prophecy）这一著名社会学命题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案例。

令人惊异的是，这一次，面对这种噩梦般的巨变，日本举国上下几乎未表现出特别的屈辱。日本是否最终克服了支持其百年战争的独特心理与世界认知状况？我们还不得而知。

注释

[1]中国学者有关甲午战争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可参见戚其章：《走进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另外，同书的附录《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提供了有关甲午战争相关研究文献的详细综述。

[2]参见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3]参见［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54—169页。

[4]关于国际法在清末时期的引入及其在教育与外交实践中的应用，参见林学忠：《从万国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与应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5]［英］布兰德：《李鸿章传》，王纪卿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26页。

[6]参见［日］原田敬一：《日清戦争》，吉川弘文館，2008年。

[7]［日］深谷博治：《日清戦争と陸奥外交》，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39年，第63页；另外，请注意“世界国家”这个说法的特殊性，它表明了此时日本帝国的自我认知。关于“世界国家”意识的出现，请参见本书绪论第三节以及第一章第二节中的相关论述。

[8]语出《易经》，指为君国忠直谏诤。

[9]［日］藤村道生：《日清戦争前後のアジア政策》，岩波書店，1995年，第vii页。

[10]相关叙述，参见［日］藤村道生：《日清戦争前後のアジア政策》，岩波書店，1995年，第3—4页。

[11]转引自［日］大江志乃夫：《東アジア史としての日清戦争》，立風書房，1998年，第221—222页。

[12]这次战役是东亚世界体系重组过程的一环。655年，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联合侵入新罗，新罗向宗主国求援，唐王朝随即出兵；660年，百济灭亡。日本出兵朝鲜半岛，既与百济复国运动有关，也与日本对朝鲜半岛南端小国“任那”的领土要求有关。关于这段历史的一个简洁叙述，可参见［日］吉田孝：《日本的诞生》，周萍萍译，新星出版社，2019年，第100—104页。

[13]参见［日］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胡连成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14]双方围绕朝鲜的角逐，参见［日］冈本隆司：《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黄荣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41—84页。

[15]［日］安冈昭男：《明治前期日中关系史研究》，胡连成译，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5页。

[16]［日］户部良一：《日本陆军与中国：“支那通”折射的梦想和挫折》，金昌吉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3页。

[17]［日］大江志乃夫：《東アジア史としての日清戦争》，立風書房，1998年，第222页。关于这一方案的详细介绍，可参见戚其章：《走进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16页。

[18]［日］纐纈厚：《田中义一：日本总体战体制的始作俑者》，顾令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75页。

[19]1884年12月4日，以金玉均为首的朝鲜开化党在日本的协助下发动政变，要求效仿日本实行政治改革，脱离中国实现独立；事变在清政府驻朝鲜军队将领袁世凯的镇压下失败。

[20]［日］藤村道生：《日清戦争前後のアジア政策》，岩波書店，1995年，第220页。

[21]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7页。另外，日本如何引诱中国出兵朝鲜，可参见谢世诚：《李鸿章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章。

[22]［日］陆奥宗光：《蹇蹇录》，伊舍石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4、69页。

[23]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61页。

[24]［日］陆奥宗光：《蹇蹇录》，伊舍石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0页。

[25]［日］陆奥宗光：《蹇蹇录》，伊舍石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9页。

[26]宗泽亚：《清日战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339—362页。

[27]［日］陆奥宗光：《蹇蹇录》，伊舍石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1—12页。

[28]［日］陆奥宗光：《蹇蹇录》，伊舍石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56页。

[29]［日］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吉辰校注，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30]这里的引文见［英］布兰德：《李鸿章传》，王纪卿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79—182页。

[31]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修订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226页。

[32]［日］古田光等編：《近代日本思想史大系1 近代日本社会思想史1》，有斐閣，1968年，第261—262页。

[33]［日］古田光等編：《近代日本思想史大系1 近代日本社会思想史1》，有斐閣，1968年，第310—311页。

[34]上述引文参见［日］米原謙：《日本政治思想史》，ミネルヴァ書房，2007年，第111—112页。

[35]当然，这种从文明视角的战争论，并不仅仅是日本政治家对自身行为的高调宣传，而是外部世界观察这场战争的一个相对普通的视角。比如，一位当时供职于中国海关的意大利人，在他比较了中日两国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后，这样指出：“这场远东战争不单纯是一场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过去和现在，西方文明和衰落的古老东方文明的零星幸存者之间所进行的一场战争。”参见［意］弗拉基米尔：《甲午战争：一个意大利人的记述》，孔祥文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导言，第IV页。

[36]［日］米原謙：《日本政治思想史》，ミネルヴァ書房，2007年，第112—113页。

[37]宗泽亚：《清日战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346—348页。

[38]［日］陆奥宗光：《蹇蹇录》，伊舍石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89页。

[39]［日］陆奥宗光：《蹇蹇录》，伊舍石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87页。

[40]東アジア近代史学会編：《日清戦争とアジア世界の変容》，ゆまに書房，1997年，第380页。

[41]［日］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吉辰校注，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年，第357页。

[42]转引自［日］藤村道生：《日清戦争前後のアジア政策》，岩波書店，1995年，第323页。

[43]［日］司馬遼太郎：《昭和という国家》，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9年。

[44]这是大正时代有名的自由主义者长谷川如是闲（1875—1969）的说法，和前面引述的司马辽太郎的说法很相近。参见［日］长谷川如是闲：《现代日本史》，彭信威译，河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4、133页。

[45]参见［日］纐纈厚：《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研究：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渊源》，顾令仪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22—126页。

[46]［日］古田光等編：《近代日本思想史大系1 近代日本社会思想史1》，第314页。

[47]［日］五百头旗真主编：《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吴万虹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