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第一章中曾指出，早在18世纪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知识分子就获得了一种“世界”意识，展开了称为“经略”的全球政策的论述。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日本开始全面卷入亚洲事务。这时，“世界”不再仅仅是观念上的事物，它有着具体的与西方列强在全球范围内争夺殖民地活动的侧面。

这里，我们有必要暂时离开时代的语境，看一下“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般而言，在现代语义中，“世界”除了指称国际社会之外，还有人类共同生活的家园的含义。从这个角度看，19世纪的“世界”，在全球范围内也刚刚展现出它的雏形，或者说，作为独自事实的“世界”自身仍然处于童年阶段。因为在西欧列强的殖民活动与全球贸易激发下出现的“世界”，其实并不是作为人类共同生活空间的、普遍的“世界”自身，而是狭义的“西欧世界”的映像。这种“世界”对非西欧国家、非基督教文明与民族的轻视、忽视乃至无视，构成了这种新世界自我意识中脆弱不安的一面。一种未得到有效约束的暴力，随时会击碎这个新生的世界，而这种暴力，正是西欧列强进行殖民活动的基础。

在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日本对当时世界现实的认识。日本的知识分子清晰地看到，他们正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有待升级和进化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野蛮与文明共生的世界。对此，日本选择的应对方式却是“以怨报怨”，它要以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方式，以野蛮克服野蛮，并以此来回应这个“世界”的不完满状态。结果，日本丧失了它在文明史上潜在的创造性机会。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最终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作为人类共同生活空间的世界自身，毁灭性的战争迫使人们开始思考：由近代文明孕育的“世界”，为何充满了如此深重的苦难？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观念上的巨大紧张。一方面，如前所述，早在19世纪下半叶，日本知识分子就从文明论的角度对“西洋文明”进行了批判，但在实践中又以完全融入当时的世界秩序为唯一目标；另一方面，它最终试图以“总体战”的方式打碎这个世界，并率先开始了对“世界”的反思。这种对“文明”和“世界”反思的集大成的表述，就是“近代超克”与“世界史论”。那么，这一战争始作俑者的反思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新秩序，是否有一种有意义的关联？

在上一章我曾经指出，亚洲主义实际上有着指向世界革命的精神内核。现在，我要再次引入“世界革命”这一说法。这是因为，近代日本帝国的国策虽然是争夺殖民地，但它的行为造成的那种非意图的结果，却可以用“世界革命”来表达。[2]日本帝国的理论家们坚持说，日本最初的意图就是发动“世界革命”，创造一个超越近代西方的新世界。这是“近代超克”这一说法隐含的主张，而它在历史观念上的表达就是“世界史论”。

当然，这两种理论的含义也可以从字面得到理解。“近代超克”是指对“近代”的超越与克服，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对西方列强主导的世界政治秩序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克服，二是对民族国家内部的自由民主主义政治秩序的克服。而“世界史论”则意味着创造一种超越近代欧洲中心史观的普遍主义历史观，实质上是一种关于世界新秩序的理论构想。

“近代超克”是一个特定说法，源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半年后的“近代的超克”座谈会。1942年7月23日，日本的《文学界》杂志组织了一次包括文艺批评家、哲学家、科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和诗人在内的十三位著名知识分子的座谈会，主题是“近代的超克”。在为期两天的座谈会上，与会者相继发表了《文艺复兴的近代含义》《科学中的近代性》《科学与神的关联》《我们的近代》《近代日本的音乐》《历史、变迁与不易之事物》《明治文明开化的本质》《我们当中的西洋》《美国化与现代主义》以及《现代日本人的可能性》等论文。单从这些论文题目，我们也容易看到这次座谈涉及“近代性”（modernity，又译作“现代性”）的一些核心观念，比如自然科学、宗教改革、人文主义与历史观念等。

由于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历史背景，这次座谈会成为日本近代思想史上的著名事件，“近代的超克”这一说法由此成为当时知识界的流行用语。参加座谈会的知识分子通常被分为三类：文学界同人、日本浪漫派，以及京都学派。这些知识分子是当时日本言论界的代表。在他们看来，这场从西欧到太平洋再到亚洲大陆的战争，是近代西欧主导的国际秩序与文明秩序的内在矛盾的总爆发，因此，日本有必要在理论上为自身发动的战争做重新的定位，并重新反思近代日本的道路。

与这个著名的座谈会几乎同一时期，京都学派，一群出自京都大学哲学家西田几多郎（1870—1945）与田边元（1885—1962）门下的哲学家，也开始走上近代日本精神史的舞台中央。[3]受当时日本海军方面的委托，西谷启治（1900—1990）、铃木成高（1907—1988）、高山岩男（1905—1993）及高坂正显（1900—1969）四人先后举行了三次座谈会，讨论时局和日本的应对方案。1941年11月26日，对美开战前十三天，这几位哲学家以“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为主题召开了第一次座谈会，试图从理论上把握当时日本的处境。会议论文与讨论记录发表在《中央公论》上，并在1943年以同名主题出版了单行本，同时收录了另外两次会议“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与历史性”（1942年3月4日）与“总力战的哲学”（1942年11月2日）的内容。[4]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这些战时言论被视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意识形态，遭到了人们刻意的躲避、遮蔽与遗忘。在当时战败的氛围中，“近代超克”这种说法在本能上会引发人们的反感、羞愧与悔恨之情，因而成为一种禁忌。这种情况在今天同样可以观察到。当代日本著名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在讨论这两个事件的一篇论文中，就多次使用“臭名昭著”一词来批判会议的主旨和内容，认为这些理论家“空洞”“饶舌”，制造“煽动性”话语。[5]

但是，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两种话语在近代日本精神史上的生成有着必然性，它们是日本帝国精神秩序建构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我们的着眼点不应仅仅限于它们的帝国意识形态属性，应进一步关注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文明与秩序的切实感受与构想。其中，“近代性”所造成的精神秩序的失序，是核心问题。

美国学者哈利·哈如图涅（Harry Harootunian）在讨论近代超克的作品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说法：“近代的超克座谈会所到达的唯一地点，就是日本自身被近代的超克。”[6]这种“被超克的近代”说法很容易获得赞同。“二战”后日本国内秩序的重建、复兴与再次崛起，正是源于西方的“近代性”或“现代性”的胜利。然而问题并不能如此简化，因为这种看法只是对结果和事实的一种未加反思的简单确认，而回避了“近代超克”所提出的实质问题：究竟是怎样的近代？说日本自身被近代超克究竟意味着什么？

关于什么是近代以及近代具有怎样的问题与困难，当时座谈会与会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文艺评论家龟井胜一郎在其题名为《关于现代精神的备忘录》的发言中说：“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战争，对外的目的是粉碎英美势力，而对内则是近代文明所带来的精神疾患的根本治疗。……当然可以认为，我国的古典精神是治疗文明之毒的灵丹妙药。”[7]这种观点是参会者共有的思想倾向，并借助座谈会上反复出现的“古典回归”“日本回归”“西洋没落”“精神危机”等说法而呈现出来。

哪怕我们今天看来，这些说法也不显得陌生，它们都可被概括为“现代性批判”。值得留意的是，与会者之一的物理学家下村寅太郎当时就对这种批判方式提出了质疑。他说：“近代就是我们自身，近代的超克就是我们自身的超克。如果把它当成对别人的批评，那就只能说是想法太简单了。”显然，这种说法很尖锐，将批判引向了自身，从而提升了近代批判的力度。诗人三好达治则进一步指出：“现在有些人认为可以从那些古典中找出日本精神，并最终用于当前的时局，这是一种非常短视浅薄的想法。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古典解读与解释，非常轻率，非常不充分，有些甚至没有道理。我想我们必须将这一点指出来。”

京都学派的哲学家西谷启治在题为《“近代的超克”私论》的发言中，进一步拓宽了视野，指向了世界。他论述道：“如果说现代性的根本课题是世界观的形成基础自身的再建设，是现代新人的自觉形成，那么可以说这个课题是现代世界全体的课题。”[8]在这一论述中，“近代”意味着一种新的世界属性，“近代超克”从而也就是向现代世界自身提出的问题。

“近代超克”论尽管由现实的世界战争所触发，但论者的理论关怀与视野，则触及了非西欧国家如何面对与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及其所面对的文明这一根本问题。时至今日，这种问题意识仍不失其现实性。

从世界史的范围来看，上述日本学者有关近代批判的言论，还具有明确的时代共时性。事实上，“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欧洲精神的危机”（胡塞尔）这些说法正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欧知识分子广泛讨论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国际联盟组织“知识合作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委员、法国思想家瓦雷里（Paul Valery，1871—1945）先后主持了“欧洲精神的未来”“现代人的培养”“探求新人道主义”“艺术的命运”等人文领域的探讨。[9]现代性的自我批判与克服，可以说是欧洲文明危机意识的自我表达。

因此，日本知识分子的“近代超克”话语，不仅共享了同时代西欧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而且有着相对独特的精神体验以及对自身所处的历史现实的认知。这一历史现实就是20世纪前半期的全球性危机。除了现实的经济危机与国际秩序危机，还有强烈的精神危机。它是一种混合物，人们一般将其概括为“现代性危机”。

直至今日，这种执着于寻求另外一种“近代性”或“现代性”的话语，仍频繁出现在当下言论空间中。不妨这么说，在政治上，这种话语指向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批判；在精神上，它诉诸于各种非西方的思想与宗教资源，是“近代超克”的全球性扩散。

因此，“近代超克”仍是一个未完的时代课题。面对日本知识分子的上述言论，我们有必要从“军国主义战争正当化的意识形态”这一寻常的、当然也是正当的批判更进一步[10]，直接面对思想自身的问题：日本知识界提出的“近代超克”，究竟触及了近代世界秩序的生成与变革过程中哪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他们的观点，在当下是否具有某种描画、解释以及建构现实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