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个被宽泛地称为“全球化”的现象,还没有触及秩序的原理问题,它仍然是对现象的描述。这个全球化的权力结构、动力机制以及它在文明进程中的溢出效应,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在这种观察和反思中,“帝国”得到了重新激活,而且它还有一个现实的对象,那就是最终在冷战中获胜的美国。对这个以美国为主导力量的新秩序,人们尝试用“新帝国论”来概括它的原理。
简单地说,这个“新帝国”虽然有着超越主权范围进行投射权力与利益的能力,但与此前帝国主义意象下的殖民帝国不同,它不再进行领土征服和统治,而是用更广泛、更间接的方式达到控制的目的。这种新帝国的“统治”方式更多的受惠于全球化的发展,而且使得全球化“成为一个更加协调的进程”,“日益使全球化与(美国)帝国融合起来”。它最终的安全政策,只能在“全球霸权野心与自由世界主义的议程”当中谋求实现。[7]这样,“帝国”开始获得“世界”的含义。
与此同时,“国家”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解放的大潮席卷全球,以主权独立和平等为原则的“民族国家”最终胜出,成为世界秩序稳定的支撑点。不过,这种民族国家在形式上的胜出,却意味着其实质性的(逐步)退场。这一点首先表现在1945年6月25日通过的《联合国宪章》中。在这部划时代的国际公约中,作为民族国家暴力手段的战争,在法律上遭到了禁止:“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第一章第二条第四款),会员国采取集体安全保障体制,“非为公共目的,不得使用武力”(前言)。换言之,传统国家使用武力的权利,在法律上遭到了否定。同样,经济领域的全球化也改变了民族国家的行事方式。
从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思考方式与政策已经不再有天然的正当性,曾经被视为至高无上的主权壁垒,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层面上,或者遭到了极大的削弱,或者已经变得形同虚设。更重要的是,对民族国家的统治原理(对外排除性与对内齐一性的强制)的质疑与批判,使得传统帝国的统治原理得到了重新的发现和认识,包容、兼容、自治、自律、差异、尊重等,被认为是帝国秩序下的优良治理原理。这种对帝国显示出的某种宽容,不是源于对殖民帝国暴力的遗忘,而是对拔出毒牙后的帝国的重新认识。这种认识服务于人们对更好的世界秩序的探求。
再进一步说,就实现自由这一现代政治的目标而言,传统帝国的统治原理与全球的自由实现有着更高程度的契合。内在于帝国的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大规模的市场及交换行为,低水准的政治干预,成为帝国与自由亲和的制度条件。当然,这些都是帝国的潜在能力,要转换为自由的秩序,还需要条件;否则,这种帝国可能堕落为传统的帝国主义,回归到“兽性的本能”上行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权”“自由”“民主”“环境”“市场”这些人类普遍原理的创造或新生,成为约束任何潜在帝国的实质性条件。这些原理正在形成一种普适秩序,有着充盈于世界所有角落的潜在能力,因为这种秩序的普适性,至大无外,至高无上。这种普适性是文明到达的最新阶段的标志,任何后进的民族与国家,只有主动吸收这种普遍性,将其化为己有,才能在当下的“后民族国家”时代得到发展的空间。
就此而言,从人类的历史经验来看,帝国制是一种常态,全球化是一种常态,而近代民族国家反倒是一种特例。这种连续性的、常态的帝国制度的存在,构成了全球化时代人们思考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与经验基础。随着普遍主义原理的自我实现正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制度保障,诸如国际组织机构的发展与国际法的日臻完善,迄今为止的民族国家史观必然面临经验与理论的双重挑战。今日人们对世界主义的探求,在多种意义上继承了帝国时代人们对普遍文明与秩序的思考与探索。
注释
[1]转引自[日]廣松渋:《近代の超克——昭和思 想史の一つの視角》,講談社学術文庫,1989年,第70—71页。
[2][美]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 1875—1914》,贾士蘅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81页。
[3][美]皮茨:《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金毅、许鸿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7页。
[4][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06页。
[5][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97页。
[6][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97—98页。
[7][加]斯特里特等编:《帝国与自主性:全球化进程中的重大时刻》,陈家刚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83—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