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精神史所呈现的“超克”属性，是一种对近代西方世界秩序与西方文明的挑战意识。它的殊异之处在于，它并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突然出现的帝国意识形态；同样，它也不是几位学者或思想家的观念游戏，而是日本这个民族整体性的欲望和意志的表达。

这种旨在“超克”的群体精神品性，在当时的语境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日本又何以获得这种意识？我们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尝试给出了一个基于精神史的解释，那就是，它是日本版的“世界革命”，是在地理条件和传统文明意识的约束下所获得的一种精神品性，一种成为“文明”自身的欲望和意志。在与近代西方文明相遇之后，日本知识分子第一时刻就识别出了其中的文明和野蛮的成色，而19世纪50年代被迫开国的经历，愈发强化了它“超克”的文明意志。

为了进一步理解“近代超克”的历史和现实意味，我在这里要引一条辅助线，借助它，我们将会看到，日本近代超克论还有一种未被注意到的精神起源。

1853年8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刊载了一篇卡尔·马克思撰写的关于印度问题的通讯文章，题目是《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对英国殖民主义的角色做了十分尖锐的描绘和批判，其中有这样一段说法：

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当资产阶级在印度单靠贪污不能填满他们那无底的欲壑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是都像大强盗克莱夫勋爵本人所说的那样，采取了凶恶的勒索手段吗？[1]我这里省略了马克思对殖民者暴行的部分描述。这段说法非常有名，后人多引用它来揭露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虚伪和丑陋的行为。我们要注意的，首先是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1853年，这正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黑船来航”事件发生的年份。这一年的7月8日，也就是马克思上述文章公开发表前一个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率领的舰队，驶入江户湾入口处的浦贺港。舰队由四艘军舰组成，其中有美国最精锐的蒸汽动力战舰。舰队通过伊豆港时，就进入了临战状态。

1853年东西两个半球发生的这两件事，并不是偶然，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对于日本而言，近代西方势力的波涛，由此开始接连拍向它的海岸。这股波涛夹杂着这一阶段的人类史特有的文明和野蛮，而日本从中感受到的危机，比任何国家与民族都要强烈。

日本的新时代开始了，开始于殖民帝国变得愈发狂热的时刻。某种意义上，日本接下来的历史，就是日本谋求克服沦为殖民地危机的历史。在蒸汽动力所代表的近代工业文明与殖民主义的丑恶行为面前，作为东亚小国的日本，当时并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机会。与欧美列强为伍，走向文明开化，谋求国家独立，这是福泽谕吉后来在《文明论概略》当中概括的路线。这个路线正是此前及此后日本国家政策的表达。

现在，我们可以借助马克思表达的这个文明批判的辅助线，回到前面“世界革命”的话题了。在1853年以后的数十年中，日本开始了急速的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进程。日本知识分子也一再表达了对近代西方文明虚伪性的揭露和控诉。他们的观察和控诉，与马克思对英国殖民者的控诉，本质上并无不同——奴隶贸易、屠杀印第安人、鸦片贸易、炮舰外交、殖民战争……这些野蛮的行为必须得到控制和消除。

在这种文明意识下，尤其是在明治中后期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面展开之后，日本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文明开化”的路线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这并不能保证日本能享受“文明”的成果。事实上，在我们上面引述文章的末尾，马克思就已经给出了“结论性的意见”。他这样写道：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1853年的马克思已经预言，只有通过“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对近代世界生产体系进行某种约束，人类才会真正享受近代工业文明的成果。在殖民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刻，马克思的这一洞察事实上揭示了后来“世界革命”的一种本源含义：当时主宰世界秩序的殖民贸易体系，必须接受更高的文明意识与手段的约束和管理。

那么，谁会成为马克思所设想的“最先进的民族”的一员？提出这个问题，意味着我们的辅助线已经画完了，它将会帮助我们理解近代日本精神的“超克”品性。

我们先从结论说起。在近代日本精神史演变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扮演了特殊的角色。这首先源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属性，它以科学法则的形式，提供了一套关于人类历史的普遍主义观念。对于日本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独特的“近代超克”论，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与新秩序的构想，为“近代超克”提供了真实的前景与动力机制。

如果说“超克”是导引日本精神面向世界的一个过程，那么马克思主义“超克论”的作用则更为明显。马克思主义虽然起源于近代西欧，但却因为对近代资本主义以及西欧殖民帝国的批判，成功隐去了自身的“西方”特质，成为近代普遍主义精神的一种代表。借助这种非民族的普遍主义历史观念，日本知识分子绕过了“日本—西方”的二元对立认知模式，在这里，日本自身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需要得到超克，因为它们都处于普遍人类史的一个特定阶段。

20世纪40年代的近代超克论或京都学派的世界史论所预设的前提，是日本文化传统或东洋文明将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但在马克思主义基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近代超克论中，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或“东洋”，则是有待超克的落后历史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将是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阶级斗争，而不是民族和文化。

而且，对于一部分理论家而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还为日本帝国的国家行为提供了新的正当性说明：在国际社会中，日本相当于“无产阶级”国家，它要与剥削、压迫它的“资产阶级”国家进行斗争。至此，日本版的世界革命论得到了新的表达。自1853年“黑船来航”以来，日本对近代西方文明形成的怨恨、批判和憧憬，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中都得到了全新的解释。

要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历史叙事中，日本自身也成了被普遍人类历史法则所超克的对象。一方面，相对于欧美的发达资本主义，日本依然处于后进的阶段中。日本面临的国内外诸多问题和矛盾，只有依靠实现马克思设想的社会制度予以解决。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与近代世界秩序的克服，并不预设特定民族的位置，而是将主体赋予了一个普遍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虽然有民族的属性，但从属于人类自身的解放事业。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马克思主义对于近代日本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通向普世主义的世界秩序的最终完成，还是因其对主体的“阶级”属性的保留而成为一种虚假的解放叙事？这种新的世界秩序与马克思在1853年提到的“最先进的民族”又有怎样的关系？对这些问题，当时的一些日本知识分子有着敏锐的感受和认知，但在天皇制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下无法得到公共讨论，因为它和天皇制“国体”观念有着根本的冲突。京都学派之所以试图通过诉诸“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以在未来的普遍世界史中保留民族的位置，除了受当时的国家主义与国粹主义的影响外，还有着来自马克思主义的非民族主体的世界革命论的冲击。

上述观念的形成过程非常复杂，我们无法简单地重现和讨论。我这里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所提供的普遍主义世界图像，极其深刻地影响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他们看到了世界的另外一幅图像，看到了未来世界的另外一种可能。

下面我将通过重述日本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若干片段，再现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体验在其精神史上的特殊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