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论述中，国家间的竞争与斗争是根本的社会事实，国家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只是优胜劣败的竞争观念的结果，而不是人们奋斗的最终目的。相反，这种竞争最终将导向相互扶助的“世界联邦”的形成，并且只有在世界联邦中才能真正实现个体的自由。显然，这是无产阶级解放学说在国家层面的一种应用。就此而论，一种关乎个体自由的终极理论内在于北一辉的精神格局中，这使得他区别于其他法西斯极权主义理论家。[18]

同北一辉一样，大川周明（1886—1957）同样被视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家，他的理论同样代表了这一时期日本革命者的精神结构。

事实上，大川本人正是北一辉的志同道合者。1919年8月23日，他还曾亲自到上海寻找北一辉，并将他迎接回国。他是著名的右翼团体“犹存社”以及“日本国家社会主义全国协会议会”的创建者。这个“犹存社”创建于1919年，“几乎是民间全部的法西斯主义者的集合，而且还包括一部分左翼文化人”。在这个团体的七条纲领中，“建设革命日本”、“民族解放运动”和“实行富有道义的对外政策”这三条很耐人寻味。[19]可以说，这个纲领就是近代日本精神自我实现的方案，而所谓的“右翼理论家”，事实上就是近代日本精神自我实现的担纲者。

大川的政治主张和改造纲领可归结为“在日本实行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国家社会主义”。[20]“国家社会主义”的德文说法“纳粹主义”更广为人知。1945年日本战败后，大川周明因鼓吹战争思想，被视为甲级战犯而遭到逮捕。[21]

我这里的目的不是重新解释北一辉或者大川周明，而是要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部分观念，被北一辉们以特定的方式与社会活动能力极其强大的“右翼团体”结合到了一起，从而对昭和前期的日本社会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日本的对外侵略政策，进一步影响了亚洲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马克思主义对近代世界的影响，并非仅仅局限于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已经看到，北一辉等人构想的日本革命论，对昭和前期的日本国策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影响的巅峰形态就是由陆军青年将校发动的“二·二六事件”，它意味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最终完成。日本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打破现状的精神动机，最终在青年将校的身上找到了它自我实现的代理人。

不过，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给日本带来的全部影响。事实上，它还为近代日本的浪漫主义提供了最新的精神能量。经由这个观念传播路径，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找到了它的另外一种形态。这里略作介绍。

首先，在狭义的说法上，“日本浪漫派”是指文艺评论家保田与重郎（1910—1981）与龟井胜一郎（1907—1966）等人以1935年创刊的同名杂志为中心展开活动的一群知识分子。在广义上，它是指一种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的思潮与样式，起源于明治时代中期。从内容上说，这一派知识分子的文学活动与艺术活动都极力讴歌青春与故乡，倡导回归日本国粹和日本传统，无条件地赞美过去，赞美天皇。唯美、诗意、远方，日本浪漫派凭借出色的文笔与想象，创造出一种超越世俗生活的精神氛围，展现了一种强烈的“近代性”批判特征。这种思想与观念倾向，源于他们对近代日本社会的反叛。

他们对“日本”的浪漫想象与强调，事实上构成了民族主义思潮的重要精神来源。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这种浪漫主义的影响，它的成员是1942年7月23日《文学界》杂志组织的“近代超克”座谈会的重要参与者。所以，反过来说，“近代超克”“回归日本”“天皇主义”，这些构成了“日本浪漫派”的精神支柱。

那么，日本浪漫派是如何获得它的精神动力的？日本思想史学者桥川文三（1922—1983）在其著名的作品《日本浪漫派批判序说》中认为，1940年12月保田与重郎发表的《关于“献给满洲国皇帝之曲”》，表明了“日本浪漫派的精神史和精神结构”。保田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满洲事变凭借它世界观的纯洁，让我们同时代的一些青年感受到了心灵的震动。那个时代第一等的、也是最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们，他们的内心不是通过转向的形式，而是通过拒绝接受政治事物任何污垢的形式，实实在在地被这种新的世界观打动了。这种时代的全新决意，将当时左翼经济学者的意见甩到了身后。同时，在国家的命运上，这个决意产生了一系列结果，打破了那些人四处扬言的前景。当时我们是这样判断的。事实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满洲国”却是明显地在前进。也就是说，“满洲国”是继法兰西共和国、苏维埃联邦之后，另外一种文明理想与世界观的果敢表现。

用真正属于这个地上世界的表现来告诉我们世界观的，归根结蒂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从某一天开始，已经和苏联没有关系，甚至和马克思本人都没有了关系，而是变成了一种为正义而奋斗的纯粹心情。我们要从世界规模的层面上对日本进行改革；当马克思主义成为表达这种心情的口号时，它的本质就发生了变化。那么，“满洲国”这一思想，它作为一种新思想、作为革命的世界观应该得到怎样的理解？正是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日本浪漫派萌生了出来。[22]

据此，桥川将日本浪漫派的起源设定为“作为精神史事件的满洲事变”。你看，在时代的闭塞状况中，军国主义者一手炮制的“伪满洲国”被赋予了最后的希望和寄托。经受过马克思主义洗礼的最出色的青年学生，无法接受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而是采取了与现实政治彻底决裂的对抗态度。但在这个过程中所积累的精神能量，需要转化、释放和升华。于是，“伪满洲国”就成了这些热血青年憧憬的圣地，并将其与法兰西共和国、社会主义的苏联并列，从而具有世界史的意义。这当然是一种浪漫的幻想，但这种时代精神氛围对日本国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巨大的塑造作用，却也已经跃然纸上。

在后世的评论当中，日本浪漫主义的反现代主义与国粹主义，被认作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1945年日本战败后，它同样被视为历史的尘埃而遭到漠视。不过，按照桥川文三的说法，这种浪漫主义思想作为“某种民族主义发酵的母体”，一直存在于日本社会中。这已经触及了近代日本国民精神的本质特征。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日本浪漫主义有着“民族主义”一语所无法涵盖的精神特征。在“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的背后，除了人们容易注意到的近代德国的浪漫主义之外，还有着同时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就是说，被视为右翼保守主义典型的日本浪漫主义，它与同时代左翼的激进思想有着精神上互通的孔道。这是近代日本精神史独有的特征。

在日本左右两翼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中，都有着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印记，而这必然会触发他们的意识变革。这其中的逻辑并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凭借其普遍性观念结构与精神特征，包括对规律、法则、科学、真理和人类解放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压迫、不义、不平等的彻底反抗，同近代个体的自我意识的演变与欲望的解放形成深度的契合，从而在现实解释、观念操控与行动导引上发挥了强大的作用。

由于近代日本独特的演化路径，这种“契合”程度尤其深刻。明治维新前后的十余年间，日本出现了从严格的封建身份等级制到近代万民平等的转变过程。这个旧制度解体的过程，同时是近代个体获得解放的过程。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中江兆民为代表的自由民权论的出现，无疑是这种个体自我意识的表达。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彻底摧毁了经济生产上的旧制度，个体被彻底释放到了社会空间中，他们的欲望开始寻求新的表达工具。这时候，马克思主义以其人道主义势能与阶级斗争观念的锋芒，迅速捕获了一批日本知识分子，从而帮助他们找到了自我实现的路径。

在上面提到的北一辉、大川周明、保田与重郎等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思想与行动方案的高度关联。这或许是因为，与传统的左翼思想家相比，日本右翼思想家往往有着阳明学的精神底色，注重知行合一，更富有活动能力，因而他们的精神轨迹往往更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现实政治进程的影响。

在日本精神史上，作为日本言论空间中唯一的天皇制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者，马克思主义给了日本右翼思想家一种与权力对决的话语平台和自信，而这种对抗的结果，自然最终表达为精神的解放。同时，内在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于执着或者说被禁锢于“东洋—西洋”认知框架的日本知识分子而言，也具有内在的亲和性。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批判“近代性”与“西洋”的理论，从而也是批判近代资本主义及其全球生产秩序的理论。这种批判性格与近代日本精神的属性可谓相辅相成。

于是，近代日本的民族精神视野进一步开阔起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史发展阶段的宏大叙事，扩大了日本知识分子的“世界”感觉—日本同所有西方国家一样，都处于这个伟大的世界史进程当中，因而要从“世界”的角度思考自己，进而找到问题的出口。这种普遍的世界史定位与其精神史上的“近代超克”问题意识发生了共振，成为20世纪40年代“太平洋战争”期间，大量马克思主义学者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而“转向”拥护体制的深层心理原因。[23]换言之，在“转向”现象的背后，有着民族自我意识的深层影响。

随着战后日本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经济高速发展，近代以来日本与世界高度紧张的关系最终得到了解除。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理论家追求的经济平等、政治民主化以及权利的保障等，在日本获得了高度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以“超克”为动力机制的日本民族主义的角色已然终结，或者说，世界史在日本首先迎来了自己的终点，而“民族国家”被赋予的“超克”使命也就此终结。在这一进程中，始终处于权力批判立场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贡献了独特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