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一辉，被视为日本亚洲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同当时多数活动家一样，北一辉的身上有着明治维新时期典型的“草莽志士”精神，富有革命激情，积极参与大陆事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对日本历史的实际进程与世界认识产生的影响而言，北一辉可谓无出其右者。在战后，他一直被视为右翼思想家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的创制者。我们这里的问题是，北一辉是如何在众多亚洲主义者中“脱颖”而出并创立了“独树一帜”的理论？为什么他的理论对日本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其根源在哪里？我们先看一下他的成长历程。

北一辉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在少年时代跟随一位叫圆山溟北的儒者学习汉学；溟北向他讲述了王阳明对幕末勤王志士的影响。在此期间，他接触了当时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思潮。1905年，他离开故乡，来到东京。9月5日，日本民众对日俄两国签署的战后和约不满，在日比谷公园召开国民大会，进行抗议活动，随即发生了史称“日比谷烧打事件”的暴乱。不满的民众袭击了警察局和官方新闻机构，日本政府宣布戒严。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他开始撰写《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并在1906年5月自费出版了这本书。

这部作品出版后，据说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很快被当局列为禁书。当时著名的政治家、自由党创始人板垣退助（1837—1919）以及社会主义者福田德三、片山潜等都表达了赞赏之意。板垣退助说：“如果这部著作能早二十年出版，我们自由党的运动就会走向别的方向。”福田德三则说，这部作品“虽然比不上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比其他平凡者流足足高出了一头”。[11]从此时起，北一辉开始进入时代精神生产的核心现场。

同年，他开始参与宫崎滔天的革命评论社，并和“中国革命同盟会”创始人之一的宋教仁（1882—1913）建立了“刎颈之交”。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的前夜，他作为当时著名右翼团体“黑龙会”的视察员前往上海。从此时起到1920年回国为止，他投身到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大潮中。日本思想史学者荒川几男评论道，他参与中国革命的热情，正是“他自己试图在‘中原劫火’的深处摸索他所构想的‘纯正社会主义’的实现方法”这种激情的写照。[12]

受1915年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影响，中国出现了广泛的抵抗日本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日关系由此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1919年，他在上海进一步目睹了五四运动的蓬勃展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中日关系的紧张，使得他的精神受到了极大震动：曾经和他一同浴血奋战的革命同志，为何如今站在了抵抗日本的第一线？于是，他将革命的目光由中国转向了日本国内。他要在国内发动革命，从根本上解决这里面的的矛盾。这是他在此期间撰写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的精神史背景。1923年，这部著作在日本正式出版，书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我们马上会看到，这本书深刻影响了此后日本的内外政策。[13]

我在这里再次呈现这一段历史的目的，是要寻找这部作品诞生的精神源泉。显然，除了他个体的心智结构所蕴育的激情外，东亚大陆此时风云激荡的革命烈火，无疑让他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能量。这种源于东亚世界史变迁的革命能量，开始在日本寻找爆发的时机，而北一辉正是这种能量传输的管道。

北一辉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提出了一套激进的国家学说，倡导一种自下而上改造日本的方案。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日本革命论，包含发动天皇大权、停止宪法、限制天皇和一般国民私有财产和土地、消灭政党政治以及解散财阀、建立东亚大帝国等主张。北一辉俨然成为右翼思想的领军人物。1926年12月25日，昭和天皇即位，日本开始进入动荡不安的昭和时代（1926—1989）。而在这样的时代，时势、观念和事件往往是相互造就的关系，结果，各路“志士”共同在“昭和维新”这一逐渐结晶化的口号中找到了各自的位置，东奔西走，呈现了欲与“明治维新”比肩的气势。北一辉逐渐成为时代风暴的中心。

1936年2月26日，日本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政变“二·二六事件”爆发。陆军“皇道派”二十一名青年将校打着“坚决推行昭和维新”的口号，率领1483名士兵袭击了首相官邸等十余处场所。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及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九人惨遭杀害，冈田启介首相侥幸生还。叛军占领东京市中心四天，在昭和天皇坚持镇压的形势下缴械投降。在随后的军事法庭上，十九名事件“魁首”被判处死刑。表面上与政变并无直接关联的北一辉，也遭到了起诉，罪名是教唆政变的思想犯罪。翌年8月19日，在事实关系极其可疑的情况下，北一辉被执行了死刑。[14]

当然，如同很多当时和后世的学者指出的，北一辉被处以极刑，完全是政治判决，而不是基于法律的审判。但反过来说，在当时日本政府看来，叛军要求“维新”的理论基础就是北一辉的学说，这一点倒是很少有人质疑。不仅如此，昭和前期的一系列“事件”，诸如1931年“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以及1932年“五·一五事件”，都被认为受到了北一辉日本革命论的影响。

政变虽然失败，但日本此后的道路却有着强烈的北一辉印记。日本政府为缓解来自军队的压力，开始实行战时体制，军部进一步得势。据记载，在临刑前，被执行死刑的青年将校高喊“天皇陛下万岁”，但北一辉却拒绝了；他反复诵读的，是已经诵读了二十年的《法华经》。我们可以由此窥察到他精神世界的某种规模。

如同北一辉未必是“二·二六事件”的主谋，将他的学说完全等同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多少存在逻辑上的跳跃。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何以他的学说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关键就在于“革命”二字。北一辉的论述最初就指向了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结构，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现实变革意志，这使得他与同时代强调文明——文化观念的京都学派的理论家们区别开来。在他最初的作品《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中，他对日本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其中在《社会主义的经济正义》一文中，北一辉将贫困与犯罪问题深重的日本社会直接描述为“农奴与奴隶的日本”，对现行体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种诉诸人们日常生活感受的分析与批判，使得他要求对日本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重组的变革目标获得了正当性。

值得留意的是，他对“万世一系”的日本官方“国家学与历史哲学”的根本谬误也进行了批判。他这样写道：“因为某些特殊的政治形式，就认为只有日本的国体未像其他诸民族一样经历过历史进化，这其实是一种极端原始的国家观，依然以尊王攘夷的口吻解释整个宪法……”[15]在此，北一辉的理论展现了彻底的批判性格。

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出的是，在《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中，北一辉还最终描述了未来的世界秩序的形成机制与图景：

吾人虽然同时尊重提倡生物进化论的达尔文与提倡社会进化论的马克思，然而作为比他们更为进化的现代人，吾人并非他们教条的信仰者。吾人承认阶级竞争的同时，承认国家事实上的竞争。阶级是横断的社会，国家则是纵断的社会。但随着同化作用的进行，阶级的隔绝将逐渐得到消除。小国家间的对立将随着历史的进化而消失，亦即随着作为个体竞争单位的阶级的进化，竞争的内容也将发生变化。社会主义的世界联邦论主张，随着这一竞争单位向世界单位的进化，国家竞争的内容也将进化为由联邦议会所决定。[16]

显然，通过使用马克思主义有关个体、社会、国家与世界的相关概念和理念，北一辉的理论呈现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特有的世界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的核心就是对历史主体的呼唤。在上述引文中，北一辉改造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引入“国家间竞争”来说明世界秩序的演化原理。由于他用“阶级竞争”替换了“阶级斗争”，他的“国家间竞争”实际上就是国家间的斗争。正如阶级斗争预设的是平等社会的到来，北一辉的“国家间竞争”指向的是“社会主义的世界联邦”，是一种理想的世界秩序。

上述引文实际上已经透露了一种世界革命的构想。而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这种构想以更激越的口吻表达了出来。他这样论述道：

英国是横跨全世界的大富豪，俄国是地球北半球的大地主。日本的国境线就像零散的米粒一样的岛屿，在国际上处于无产者地位。那么，以正义的名义开战，从它们的独占中夺取土地，日本就没有这种权利吗？欧美的社会主义者承认国内的无产阶级斗争，唯独将国际无产阶级的战争视为侵略主义和军国主义，这种思想根本是自相矛盾的……

日本为确保日本海、朝鲜、支那的安全，也就是实现日俄战争的目的，必须将远东西伯利亚据为己有，因此必须建立针对俄国的强大的陆军。援助印度的独立，确保支那的保全，以及日本取得南方领土，这是事关日本命运的三大国是。由于这三大国是与英国绝对不可两立，所以日本实际上必须迅速建立强大的海军。如果这次大战有西乡隆盛、明治大帝在的话，与德国陆军东西呼应就会一举使俄国屈服；海军分为东西两部分，将英国舰队分割为本国与印度澳洲防备两部分，那么日本就具有充分的优势将它们各个击破。构筑起北到俄国南到澳洲的大帝国，应该早已指日可待。[17]

至此，北一辉完成了世界革命的全部构想。虽说这是北一辉的狂妄的军国主义想象，但在日本，这种想象却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过程，最终变成了国家和民族共有的意志。这已经不能简单说它只是想象了，因为实际上改变历史道路的，正是这些文字所明确表达的意志和力量。

如同“近代超克”的高远理想并不能掩饰军国主义者思想的贫乏和手段的野蛮，北一辉的世界革命构想最终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他也因此被日本战后的“进步主义知识分子”视为“昭和法西斯主义先驱”、日本右翼的理论代表以及昭和国家主义的理论家。这当然没错，但我们也要注意的是，实际上，北一辉的理论只是近代日本精神史演化的一个特定阶段的象征，他无法独自承担昭和时期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因为作为个体，他显然不具有那样的能量。

当然，在近代日本精神史演化的过程中，北一辉的确“独树一帜”。后世的评论家一般都会注意到北一辉作为右翼理论家的面孔，但从他思想的来源以及最终的指向来看，你也可以说他是最激进的左翼理论家。

因此，北一辉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者。这种简单的归类会导致我们无法认识其理论的特殊性。北一辉革命学说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理论，他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认识。在世界史进入动荡不安的20世纪30年代后，他的这种世界认识深刻影响了此后日本的历史进程。正因如此，北一辉在近代日本精神史上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

在他的论述中，国家间的竞争与斗争是根本的社会事实，国家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只是优胜劣败的竞争观念的结果，而不是人们奋斗的最终目的。相反，这种竞争最终将导向相互扶助的“世界联邦”的形成，并且只有在世界联邦中才能真正实现个体的自由。显然，这是无产阶级解放学说在国家层面的一种应用。就此而论，一种关乎个体自由的终极理论内在于北一辉的精神格局中，这使得他区别于其他法西斯极权主义理论家。[18]

同北一辉一样，大川周明（1886—1957）同样被视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家，他的理论同样代表了这一时期日本革命者的精神结构。

事实上，大川本人正是北一辉的志同道合者。1919年8月23日，他还曾亲自到上海寻找北一辉，并将他迎接回国。他是著名的右翼团体“犹存社”以及“日本国家社会主义全国协会议会”的创建者。这个“犹存社”创建于1919年，“几乎是民间全部的法西斯主义者的集合，而且还包括一部分左翼文化人”。在这个团体的七条纲领中，“建设革命日本”、“民族解放运动”和“实行富有道义的对外政策”这三条很耐人寻味。[19]可以说，这个纲领就是近代日本精神自我实现的方案，而所谓的“右翼理论家”，事实上就是近代日本精神自我实现的担纲者。

大川的政治主张和改造纲领可归结为“在日本实行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国家社会主义”。[20]“国家社会主义”的德文说法“纳粹主义”更广为人知。1945年日本战败后，大川周明因鼓吹战争思想，被视为甲级战犯而遭到逮捕。[21]

我这里的目的不是重新解释北一辉或者大川周明，而是要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部分观念，被北一辉们以特定的方式与社会活动能力极其强大的“右翼团体”结合到了一起，从而对昭和前期的日本社会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日本的对外侵略政策，进一步影响了亚洲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马克思主义对近代世界的影响，并非仅仅局限于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已经看到，北一辉等人构想的日本革命论，对昭和前期的日本国策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影响的巅峰形态就是由陆军青年将校发动的“二·二六事件”，它意味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最终完成。日本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打破现状的精神动机，最终在青年将校的身上找到了它自我实现的代理人。

不过，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给日本带来的全部影响。事实上，它还为近代日本的浪漫主义提供了最新的精神能量。经由这个观念传播路径，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找到了它的另外一种形态。这里略作介绍。

首先，在狭义的说法上，“日本浪漫派”是指文艺评论家保田与重郎（1910—1981）与龟井胜一郎（1907—1966）等人以1935年创刊的同名杂志为中心展开活动的一群知识分子。在广义上，它是指一种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的思潮与样式，起源于明治时代中期。从内容上说，这一派知识分子的文学活动与艺术活动都极力讴歌青春与故乡，倡导回归日本国粹和日本传统，无条件地赞美过去，赞美天皇。唯美、诗意、远方，日本浪漫派凭借出色的文笔与想象，创造出一种超越世俗生活的精神氛围，展现了一种强烈的“近代性”批判特征。这种思想与观念倾向，源于他们对近代日本社会的反叛。

他们对“日本”的浪漫想象与强调，事实上构成了民族主义思潮的重要精神来源。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这种浪漫主义的影响，它的成员是1942年7月23日《文学界》杂志组织的“近代超克”座谈会的重要参与者。所以，反过来说，“近代超克”“回归日本”“天皇主义”，这些构成了“日本浪漫派”的精神支柱。

那么，日本浪漫派是如何获得它的精神动力的？日本思想史学者桥川文三（1922—1983）在其著名的作品《日本浪漫派批判序说》中认为，1940年12月保田与重郎发表的《关于“献给满洲国皇帝之曲”》，表明了“日本浪漫派的精神史和精神结构”。保田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满洲事变凭借它世界观的纯洁，让我们同时代的一些青年感受到了心灵的震动。那个时代第一等的、也是最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们，他们的内心不是通过转向的形式，而是通过拒绝接受政治事物任何污垢的形式，实实在在地被这种新的世界观打动了。这种时代的全新决意，将当时左翼经济学者的意见甩到了身后。同时，在国家的命运上，这个决意产生了一系列结果，打破了那些人四处扬言的前景。当时我们是这样判断的。事实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满洲国”却是明显地在前进。也就是说，“满洲国”是继法兰西共和国、苏维埃联邦之后，另外一种文明理想与世界观的果敢表现。

用真正属于这个地上世界的表现来告诉我们世界观的，归根结蒂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从某一天开始，已经和苏联没有关系，甚至和马克思本人都没有了关系，而是变成了一种为正义而奋斗的纯粹心情。我们要从世界规模的层面上对日本进行改革；当马克思主义成为表达这种心情的口号时，它的本质就发生了变化。那么，“满洲国”这一思想，它作为一种新思想、作为革命的世界观应该得到怎样的理解？正是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日本浪漫派萌生了出来。[22]

据此，桥川将日本浪漫派的起源设定为“作为精神史事件的满洲事变”。你看，在时代的闭塞状况中，军国主义者一手炮制的“伪满洲国”被赋予了最后的希望和寄托。经受过马克思主义洗礼的最出色的青年学生，无法接受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而是采取了与现实政治彻底决裂的对抗态度。但在这个过程中所积累的精神能量，需要转化、释放和升华。于是，“伪满洲国”就成了这些热血青年憧憬的圣地，并将其与法兰西共和国、社会主义的苏联并列，从而具有世界史的意义。这当然是一种浪漫的幻想，但这种时代精神氛围对日本国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巨大的塑造作用，却也已经跃然纸上。

在后世的评论当中，日本浪漫主义的反现代主义与国粹主义，被认作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1945年日本战败后，它同样被视为历史的尘埃而遭到漠视。不过，按照桥川文三的说法，这种浪漫主义思想作为“某种民族主义发酵的母体”，一直存在于日本社会中。这已经触及了近代日本国民精神的本质特征。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日本浪漫主义有着“民族主义”一语所无法涵盖的精神特征。在“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的背后，除了人们容易注意到的近代德国的浪漫主义之外，还有着同时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就是说，被视为右翼保守主义典型的日本浪漫主义，它与同时代左翼的激进思想有着精神上互通的孔道。这是近代日本精神史独有的特征。

在日本左右两翼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中，都有着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印记，而这必然会触发他们的意识变革。这其中的逻辑并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凭借其普遍性观念结构与精神特征，包括对规律、法则、科学、真理和人类解放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压迫、不义、不平等的彻底反抗，同近代个体的自我意识的演变与欲望的解放形成深度的契合，从而在现实解释、观念操控与行动导引上发挥了强大的作用。

由于近代日本独特的演化路径，这种“契合”程度尤其深刻。明治维新前后的十余年间，日本出现了从严格的封建身份等级制到近代万民平等的转变过程。这个旧制度解体的过程，同时是近代个体获得解放的过程。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中江兆民为代表的自由民权论的出现，无疑是这种个体自我意识的表达。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彻底摧毁了经济生产上的旧制度，个体被彻底释放到了社会空间中，他们的欲望开始寻求新的表达工具。这时候，马克思主义以其人道主义势能与阶级斗争观念的锋芒，迅速捕获了一批日本知识分子，从而帮助他们找到了自我实现的路径。

在上面提到的北一辉、大川周明、保田与重郎等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思想与行动方案的高度关联。这或许是因为，与传统的左翼思想家相比，日本右翼思想家往往有着阳明学的精神底色，注重知行合一，更富有活动能力，因而他们的精神轨迹往往更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现实政治进程的影响。

在日本精神史上，作为日本言论空间中唯一的天皇制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者，马克思主义给了日本右翼思想家一种与权力对决的话语平台和自信，而这种对抗的结果，自然最终表达为精神的解放。同时，内在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于执着或者说被禁锢于“东洋—西洋”认知框架的日本知识分子而言，也具有内在的亲和性。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批判“近代性”与“西洋”的理论，从而也是批判近代资本主义及其全球生产秩序的理论。这种批判性格与近代日本精神的属性可谓相辅相成。

于是，近代日本的民族精神视野进一步开阔起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史发展阶段的宏大叙事，扩大了日本知识分子的“世界”感觉—日本同所有西方国家一样，都处于这个伟大的世界史进程当中，因而要从“世界”的角度思考自己，进而找到问题的出口。这种普遍的世界史定位与其精神史上的“近代超克”问题意识发生了共振，成为20世纪40年代“太平洋战争”期间，大量马克思主义学者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而“转向”拥护体制的深层心理原因。[23]换言之，在“转向”现象的背后，有着民族自我意识的深层影响。

随着战后日本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经济高速发展，近代以来日本与世界高度紧张的关系最终得到了解除。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理论家追求的经济平等、政治民主化以及权利的保障等，在日本获得了高度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以“超克”为动力机制的日本民族主义的角色已然终结，或者说，世界史在日本首先迎来了自己的终点，而“民族国家”被赋予的“超克”使命也就此终结。在这一进程中，始终处于权力批判立场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贡献了独特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