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唯一的非西方殖民帝国覆灭。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再次“旧邦新造”，转变为民主主义国家。这里的问题是，近代日本爆发出来的那种精神能量，是随着帝国灰飞烟灭，还是转化为新的形态继续推动着日本历史的变迁？这是我们这一章的主题。

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1938年11月，日本知识分子提出了一套新的东亚世界秩序理论，它实际上是“亚洲主义”的最新表达，目的是为日本的大陆政策提供新的原理和正当性说明。1941年12月，这种理论的“正当性”似乎获得了最有力的证据——日本向当时最强的殖民帝国开战了。战争的结果，如日本帝国的知识分子所预言的，一个超越了旧殖民秩序的新世界秩序降临了。在这个新秩序下，国家平等、种族平等、法律的统治、人权的保护等得到了重新的确认和制度上的安排。

尽管新秩序所讴歌的理念迄今尚未完全实现，但这却是人类文明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步。如果说国内法律秩序的建立是近代文明国家的标准，那么1945年以《联合国宪章》为法律基础的国家间秩序的重建，则是世界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对于多数国家的人民而言，1945年以后的世界，无疑是一个更好的世界。与近代西方文明同步而来的帝国主义在原则上遭到了否定，而近代文明的普遍主义理念得到了联合国全体成员国的支持，近代西方主导的时代和秩序终究得到了“超克”。这个世界终于不再是西方的“世界”了，它是所有人的世界。

这个普遍世界的象征便是，曾经是西方殖民帝国牺牲品的中国，此时已经是这个新秩序的最重要的创始者之一。中国一跃成为亚洲乃至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代表。

那么，在这个世界史意义上的“近代超克”的过程中，日本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的足迹。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向全国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8日，美军空降师150人的先遣部队在厚木机场着陆，随后美军陆续进驻各地；8月30日，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1880—1964）抵达厚木机场；9月2日，日本政府全权代表外相重光葵（1887—1957）与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1882—1949）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订投降协议，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法律上正式结束。10月，“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也称盟军总司令部）进驻东京，开始在麦克阿瑟的主导下对日本进行再造。至此，以1853年“黑船来航”为象征的近代日本的历史迎来了终点。

这并不是一个国家普通的历史转折点。从天皇制绝对主义到民主主义，从法西斯独裁到自由主义，从军国主义到和平主义，从“大东亚共荣圈”的盟主到“美日同盟”的一员，日本很快从一个殖民帝国、一个桀骜不驯的世界秩序的挑战者转化为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这是日本历史的终结吗？是的，人们可以找到很多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然而，在这个历史演进过程中，日本国民所经历的内战与重建、对外侵略与战争，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体味的屈辱与“光荣”，却无法简单消失。

一个民族内心世界的变迁所要花费的时间，可能远远超过数代人的生命长度。从日本的历史——尤其是1945年战败后——轨迹和遗迹中探索日本精神演进的路径，虽然在表面上有曲折、断裂，但在它的地基深处，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能量仍在连续不断地释放，并不时冲出地表，让人们意识到它的存在。

人们通常认为，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革，是这种断裂的标志。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在横滨成立后不久进驻东京，向日本政府发布了包括妇女解放、组织工会、教育的自由化、废除各种压迫性的制度以及经济民主化在内的五大改革指令，这是战后日本民主化改革的起点。1947年5月3日新制定的《日本国宪法》正式施行，标志着日本在最高法层面已经完成了民主化改革。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已经开始用“战后民主主义”这一说法来概括战后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也就是说，战后民主化改革已经成了历史事件。

在这一时期，日本知识分子围绕“民主主义”展开了全新的自我与世界关系的论述。这无疑会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亚洲主义”或“近代超克”。我们这里要追问的问题是：这个被概括为“战后民主主义”的思想事件，在近代日本精神演进的图谱上占据怎样的位置？

我无意再现1945年日本战败后最初数年间民主化改革的具体过程，也无意再现20世纪60年代席卷日本的民众抗议运动，尽管这些事实在理解日本民主主义的性格上不可或缺。我这里要探讨的是日本精神史演进的最新阶段的特征。与一般的战后民主主义讨论不同，本章的重点不是当时的日本学者与社会活动家对民主主义理念、制度以及具体的行动方案的讨论，而是要具体分析“战后民主主义”具有怎样的精神结构，日本的政治与知识精英呈现了怎样的精神状态，“战后民主主义”代表了日本怎样的文明观与世界观。简言之，我们要在战后日本民主化改革或者说重建日本这一政治进程的背后，读取近代日本精神演进的最新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