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明治维新从“天皇”开始，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革也是从“天皇”开始的。但这两次围绕“天皇”的政治操作，方向上正好相反。

明治维新是重新确立天皇政治权力的过程，也就是所谓的天皇亲政。明治政府在1882年颁布的《军人敕谕》中规定，“军队世为天皇所亲御”；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进一步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一条）、“天皇统帅陆海军”（第十二条）；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中心是对臣民进行忠君爱国教育。在精神上，这种天皇制建构所达成的最高目标，就是天皇成为“现人神”，兼具人格与神格于一身，获得了让国民坦然面对生死的非凡能力。1944年10月20日，日本海军开始创建“神风特攻队”，这是一支以自杀攻击为目的而组建的敢死队，通常被视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最高象征。被选拔的特攻队员之所以能够“自愿”“含笑赴死”，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为天皇“捐躯”后，他们会成为“英灵”被供奉在靖国神社中，因为天皇具有封神的能力。[1]当然，天皇最终获得这种地位，除了上述明治政治家出于政治意志的塑造之外，还有着源远流长的民俗基础。[2]

由于天皇无论是在政治、法律制度上，还是在心理、精神层面上，都有着塑造国民精神的巨大力量，因此要理解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就必须从天皇开始。这并不是因为战后“象征天皇制”在形式上保留了天皇，而是这种新天皇制的确立，并未实质改变天皇在国民精神结构当中的位置。这是一条进入战后日本精神的渠道。

事实上，战败将近代日本的权力本质完全凸显了出来。在战争末期，美国国内出现了强烈的废除天皇制的观点。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布《波茨坦公告》（全称《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公告》第六条为“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第十条则有“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这样的规定。这种状况意味着，如果日本接受宣言，天皇将面临巨大的危险。

必须保卫天皇！这是自幕府末期以来推动日本历史进程的“尊王攘夷”观念的本能反应，日本没有其他的选择。

位于日本权力中枢的天皇及其重臣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究竟以怎样的方式能“护持国体”并保住“三种神器”？这里所说的“三种神器”，是指事关天皇家族起源和权威的三种神话器物，分别是“八尺镜”、“草薙剑”和“八尺琼钩玉”。

经过反复评估，7月29日，日本政府正式拒绝接受公告。美军随后于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8月9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日本丧失了最后有条件投降的希望，或者说，这是对日本决定性的打击。[3]《波茨坦公告》所言明的因拒绝投降而将导致的“即将迅速完全毁灭”（第十三条），此时已经成为眼见的事实。同日深夜，在御前会议上，裕仁天皇面对内阁战和两派的僵局（主战和主和各有三人），进行钦裁，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这是一个让人惊心动魄的决定，日本为维护“国体”而进行的长达两周的考量，已让日本付出了三十万国民伤亡的代价。后世日本学者对此追问，这种悲惨的牺牲有必要吗？[4]

这当然只能是事后才能提出的疑问，因为在历史的现场，保卫天皇的“战斗”刚刚开始。从近代日本精神史的角度来说，人们很难想象当时日本有其他的选择。近代日本正是在“尊王攘夷”的精神导引下富国强兵，走向了世界大舞台，如今这位“万世一系”的国王可能面临被废黜甚至承担刑事责任的危险。对于日本国民而言，这是自“神代”以来未有之大变局。在精神帝国向政治帝国转变的过程中确立的天皇，不仅仅是近代宪法意义上的立宪君主，还是“现人神”。天皇既是“万世一系”的天照大神的后裔，也是作为日本众神祭祀者的人，集政治权威、宗教信仰与文化表现于一身。在战败时刻，日本人无法想象没有天皇的日本。

1946年，丸山真男发表了一篇分析日本军国主义的论文，题名为《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第一次从心理和精神的层面揭示了近代日本的国家逻辑。关于天皇和天皇制，他这样写道：

对于超国家主义而言，天皇既是权威的中心实体，又是道德的源泉实体。那么，在这个由下而上依次依存的价值体系当中，天皇是唯一的主体自由的所有者吗？近世初期欧洲的绝对主义君主，因为从中世自然法支配的契约限制中得到了解放，自己从秩序的拥护者（Defensor Pacis）上升为秩序的创制者（Creator Pacis），因而成为近世史上最初的自由人格者。然而在明治维新时期，精神权威与政治权力合为一体，被视为向“神武创业”的复古。当我们说天皇是终极的价值实体时，天皇并不是前面说的从无创造价值的创造者。天皇继承万世一系的皇统，依据皇祖皇宗的遗训进行统治。钦定宪法不是天皇主体的制作，而被认为是“统治洪范之绍述”。这样，天皇也背负着源于古昔的权威。天皇的存在与祖宗的传统不可分，因为与皇祖皇宗一体而成为价值的绝对体现者。以天皇为中心，万民依据各自的距离形成的体系如果用同心圆来形容的话，那个中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贯穿其中的垂直纵轴。价值从中心的无限流出，因纵轴的无限性（“天壤无穷”）而获得了保障。[5]

丸山真男出于批判的目的，对天皇制作了上述分析。要强调的是，这里引述丸山的说法，并不是要确认天皇制意识形态的“落后”性格，而是要再次呈现近代日本精神帝国与政治帝国的根本原理。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日本而言，能否恰当安排天皇和天皇制，是关乎战后日本重建能否顺利进行的根本问题。同样，对于美国而言，如何处理天皇问题直接涉及占领政策以及随后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成功与否的问题。

当然，美国此时也注意到了天皇在日本政治以及国民心中的特殊地位，在如何处理天皇的问题上采取了慎重的态度。这种政治判断得益于此时美国对日本的细致研究。日本论的名著《菊与刀》，就是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接受美国政府战时情报局而展开研究的结果。[6]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盟军占领军最高司令部（GHQ）进驻日本后，更是注意到了这一点。事实上，麦克阿瑟此时已经决定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以便顺利完成占领和改造日本的历史任务。对于他而言，这是一种历史使命。[7]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面对“联合国远东委员会”（同盟国一方组建的负责监督对日占领的机构）以及美国国内要求严惩天皇的舆论，为什么保卫天皇反而成了GHQ的紧急任务了。[8]通过与日本帝国政府的合作，尤其是通过创制被誉为“和平宪法”的《日本国宪法》的方式，在1946年5月东京战犯审判开庭之前，GHQ最终决定并实现了对天皇不起诉的政策。[9]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除了来自联合国一方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压力外，日本国内也出现了批判天皇和天皇制的声音。这种批判的声音，主要来自此前一直被镇压的日本共产党以及日本马克思主义者。

1945年10月10日，被囚禁监狱长达十八年之久的日本共产党员德田球一、志贺义雄等获得了释放。同日，他们以“日本共产党出狱同志”的名义，发表了《诉诸人民》的文章，其中第三条主张就是“打倒天皇制，基于人民的总体意志建立人民共和政府”。在随后的文章中，他们对天皇制和军国主义进行了措辞极为激烈的批判：

长期以来军事警察基于封建意识形态的残暴镇压，视人民不如家畜的暴虐政治，伴随着殴打、拷问、监禁、虐杀的殖民地榨取即军国主义的侵略，这些与成为世界的天皇的幻想紧密结合起来，这就是天皇制的真实本质。他们自己的广告词正好暴露了他们的欺骗性。[10]显然，他们的批判并非仅仅基于激情。这些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虽正是因为此前在理论和实践上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华侵略战争而遭受日本政府的逮捕与囚禁，但这种个体遭受的政治迫害还不足以说明他们此时的信念。事实上，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帝国主义战争关系的理论阐述，他们很早就预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日本战败的结局。

因此，在战后初期阶段，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仅因为遭受权力迫害而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还因为他们预言的精准性获得了理论上的制高点。作为现实的斗争策略，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首要的任务就是在战败的日本进行“民主主义革命”。

这里要注意的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深知天皇在日本社会中的角色。他们认识到，天皇制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是以天皇的绝对价值为基础建立而成的。对于这个绝对价值，德田球一等人也无法进行批评，因此他们的批判只能停留在制度及其后果上。

与此类似，在1945年4月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的日本代表野坂参三（1892—1993）做了题为《建设民主的日本》的报告。在谈及天皇与天皇制时，他注意到日本国民“皇室信仰”与天皇“半宗教的影响力”，在解放纲领中只是说要“废除天皇制”，而特意强调不主张“打倒天皇”与“打倒皇室”。[11]事实上，尽管有着道义与理论的光环，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打倒天皇制”口号从最初就未获得民众的支持。[12]

1947年5月3日，以GHQ草案为基础创制的《日本国宪法》正式开始实施。宪法的第一章第一条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自此，战败时期的日本政治家在法律上保卫国王的“战役”取得了成功。这种成功，事实上延续了贯穿于整个近代日本历史的“尊王”的精神传统。

1945年以后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的契机固然是日本的战败，但在这个事件的开端处，留下了日本固有的精神痕迹。今天，人们多用“自由民主主义”制度来表明现代日本的政治制度。这种说法当然正确，但它无法触及的问题是，除了政治和法律上的民主主义制度安排之外，日本国民对民主主义究竟有着怎样的感受与理解？毕竟，近代日本的崛起与失败，给人们留下了强烈的体验。

这种大起大落的时代境况，容易导致日本国民从精神的角度去理解时代自身。对于此时的日本国民而言，民主主义首先是一种精神事物，因为它来自“战败”这一独特的历史事件。说它是精神事物，是因为在战争时期，日本帝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将战争精神化了，战争变成了一种精神事件。我们前面讨论的“近代超克”就是这种战争精神化的反映。1945年8月20日，京都学派的高坂正显在一篇文章中呼吁日本国民以“死而后生的精神态度”应对“新日本的历史创造”的任务，可以说是一种将战败精神化的努力。[13]

当然，知识分子只是表达了精神化的意志，但在历史的实际进程中，我们看到了这种精神化的真实力量，那就是王权的发动。在1945年8月9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裕仁天皇做出“圣断”，决定投降，近代以来的“攘夷”运动至此告一段落。从表面上说，这是“攘夷”运动的失败，但“尊王”观念却由此再次升华。天皇“王权”的发动既是日本近代历史的终结，又是现代历史的开端。

如果说近代日本从国家制度到个体精神秩序的原点在于天皇，那么，天皇在战争结束时的政治行动，同样是其后规定日本政治与个体精神秩序的强大要素。进一步说，天皇在终结旧制度、创造新秩序时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决定了此后日本民主主义制度的命运。日本在战后几年间进行的国家改造，如同主要当事者、从1948年到1954年连续担任首相的吉田茂（1878—1967）承认的，是一场完全的“不流血的革命”。[14]吉田茂将这一革命的成功归因于日本国民诚实、乐观、好学等品性，但实际上，这些因素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天皇为革命秩序提供了权威以及意义上的担保。

简言之，战败后日本这种不流血的低成本革命之所以可能，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天皇王权的直接发动。

我这么说的根据，并不是仅仅凭借《大日本帝国宪法》所规定的天皇权力，而是因为，最终赋予法律条文生命的是民族共同体的生活方式。人们尊崇的不是法律上的天皇，而是天皇在它们内心深处所唤起的一种信念与意义。作为明治日本政治制度的天皇制虽然终结了，但“天皇”——它的本质是国王代表的“王权”——自身在政治哲学上的深刻意蕴与在现实政治中的作用，依然是有待深入揭示与解释的对象。

现在，我们具体看一下天皇在这一决定日本命运时刻的政治行动。天皇政治行动的标志性事件，是他发布的两篇诏书。

第一篇是著名的《终战诏书》。1945年8月15日正午12时，日本以广播的形式向国民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结束战争。这个广播播送的是裕仁天皇的诏书录音，在前一日深夜秘密录制而成，史称“玉音放送”。这是日本国民第一次听到天皇的真实声音。从政治和法律上而言，这份诏书终结了一个时代，但也因此强化了天皇对日本国民精神的影响。在人们的经验世界中，每年到了8月15日这一天，广播、电视等媒体都会播送一段“玉音放送”，天皇的声音可以一再唤起日本国民的历史记忆。为了叙述方便，这里抄录原文如下：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臣民：

朕已饬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共同宣言。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朕之拳拳不忘者。此间所以宣战于英美二国者，亦实出于帝国自存与东亚安宁之故也。至若排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固本非朕之志也。然交战已历四载，朕之陆海将士勇武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庶众克己奉公，各尽所能。然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于我不利。加之敌人开始使用残虐炸弹，频频杀伤无辜，惨害所及实不可测。若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亦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斯，朕将何以保全亿兆赤子，何以陈谢于皇祖皇宗神灵之前。此所以朕饬帝国政府接受共同宣言之故也。

对始终与帝国协力于东亚解放之各盟邦，朕不得不深表遗憾之意；念及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之帝国臣民及其遗族，则五脏为之俱裂。至于身负战伤、蒙受灾祸、丧失家业者之福祉，亦朕深切轸念之所。惟今后帝国所受苦难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耐其所难耐，以为万世开太平。

朕兹得以护持国体，信靠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与尔等臣民永在。至若激情泛滥而滋事端，或同胞相互排挤、扰乱时局，由此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乃朕之所忌讳者。宜举国一家，子孙相继；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信道义，坚守志操；誓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落后于世界之进运。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15]

在这份至关重要的历史文件中，天皇事实上以极其精炼的语言表明了近代日本的国家理由与精神历程，那就是谋求“帝国自存”与“东亚安宁”。从精神史的角度来说，它们正是“尊王攘夷”这一帝国精神的自我表达与现实要求。只是，因为“战局并未好转”，并且敌人使用“残虐炸弹”，为“保全亿兆赤子”，现在天皇要求日本帝国接受投降条件。这些说法，再次将近代日本的自我与世界认识呈现了出来。

日本认为，在当时殖民帝国主宰的世界秩序当中，日本发动的战争具有双重的性格：针对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日本的行为是侵略战争；针对英美等西方列强，日本发动的战争属于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本身不涉及正义性的问题。这是战后日本历史认识的主流。

这份诏书自身并未直接表明上述两种战争正义与否的问题，因而一直为左翼学者所批评。比如，诏书仅仅宣称“宣战于英美二国”，却完全无视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16]这种历史认识造成的历史后果延续至今。事实上，在现代日本的一部分历史学者的认知当中，“日中战争是近代日本对外战争中持续最久的战争，在广义上的牺牲者数量超过了日美战争……然而，与日美战争相比，日中战争已经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远去”；明治以来日本未能与中国建立安定的关系，“这种状况至今依旧”。[17]

我这里指出《终战诏书》的这种历史认识性格的目的，首先是要说明它在近代日本精神史演化中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所谓“玉音放送”这种形式，即天皇通过广播亲自宣读诏书的形式本身。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大立法者在革命时刻诉诸和面向人民的演讲形式，是东亚王权的本能反应。当然，这是一次被迫的、从上而下的“革命”。正因为这种革命的特殊性，天皇的出场使得日本平稳地迎来了和平，而与这个和平同时到来的正是“战后民主主义”。诏书事实上是在无形中召唤人民的出场，尽管在诏书中被表述为“臣民”。

由此我们可以说，《终战诏书》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使得两个时代实现了无缝对接。诏书之所以能发挥这种作用，正得益于它所体现的权力，即“王权”。这种王权有着东亚王权的普遍主义性格，因为它时刻诉诸“东洋”的道义属性，并指向理想的普遍世界的创造。

值得注意的是，诏书的这种王权性格，同时是近代日本精神的一种凝缩。根据历史记载，诏书由时任内阁书记迫水久常和汉学家川田瑞穗起草，随后由阳明学者、大东亚省顾问安冈正笃加以润色而成。这位安冈正笃另外为人所知的身份就是昭和时代右翼团体“犹存社”会员以及“金鸡社”的创始人。

安冈正笃修改的主要是“忍其所难忍，耐其所难耐”这一句前后的两句话。他在这句话前面加入了“义命之所存”一句，在后面加入了“为万世开太平”一句。前一句取自《春秋·左传》中“以信行义，以义成命”一语，后一句取自北宋著名儒学家张载《张子语录》中的著名说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过，在随后的讨论中，由于内阁成员不理解“义命”二字的含义，并且以辞典未收录这一词语为由，未采用安冈的说法，而是改为“时运之所趋”。据说，安冈得知修改后，怒斥当事阁僚“无识”，感叹“此乃千岁之恨事”。[18]

这种感叹并非空穴来风。在安冈看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是“义命之所存”还是“时运之所趋”涉及本质的认知问题。“义命”由儒学的核心观念“义”与“命”组成，意思是“正道、天命”，是儒学的古典语汇。将接受公告的理由解释为“义命之所存”，是把日本的行为置于东亚古典文明的传统中，其宣布结束战争，乃是道义使然，是主体选择行为；与此相对，后者则有被迫、无可奈何的含义。

因此，围绕诏书文字上的这些修改不仅仅是修辞问题，文字体现的正是此前日本帝国的精神世界自身。从这个角度来说，由水户学开创的近代日本“尊王攘夷”的精神品性，在这一诏书中为日本留下了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遗产：“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东亚传统儒学普遍和平主义的最高表达。

在这篇诏书中，“为万世开太平”这一宋朝新儒家特有的气魄无疑极大提升了“尊王攘夷”精神的视野和格局。如果说“尊王攘夷”还有其历史的、排外主义的局限，那么“为万世开太平”则是纯正的普遍主义精神了。战后日本国民坚定走“和平国家”的道路，当然不能简化为诏书的影响，但二者在精神上呈现出的某种同型性，却也透露出了历史的另外一种真相。

关于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思想，人们多持“外来”说，即源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联合国占领军无疑以它所依据的法律和政治权力，主导了日本的民主化改革。不过，如果过于强调这种外来的因素，我们就看不到内在于日本精神史与政治实践中的因素的影响。比如，上面提到的《终战诏书》中“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的政治意志，就不仅仅是修辞意义上的辞藻，而是在随后的历史演进中，通过一系列的政治与社会进程，进一步转化为《日本国宪法》中“和平主义”思想的根源。

这里关注的焦点虽然是政治权力，但当事者自身的品格也同时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民主化改革的方向。据记载，初到日本的麦克阿瑟看到战败的日本人修理支离破碎的机械、重建房屋、工厂和船坞时，很赞赏日本人忍受失败时的“自尊”，认为“日本人拥有耶稣登山训众的精神”。[19]同样，在裕仁天皇的身上，麦克阿瑟也看到了同样的精神。

1945年9月27日上午10点，裕仁天皇来到美国大使馆拜会麦克阿瑟。这是麦克阿瑟精心安排的一次会面。在会晤中谈及天皇为何没有阻止战争时，天皇坦然承认：“我不清楚我们的事业是非正义的。即使现在我也不确定未来的史家会如何分配战争责任。”当麦克阿瑟对此感到震惊时，天皇继续做出了如下表述：“麦克阿瑟将军，我来到这里，是把我自己提交给你所代表的权力进行审判，对于我的人民做出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和军事决定，对于在战争行为中采取的每一个行动，唯一负有责任的就是我一人。”[20]据说，麦克阿瑟瞬间被感动了，因为天皇承认责任，意味着他自己可能走上绞刑架。天皇的这一“罪己诏”深深影响了麦克阿瑟。在随后的政治进程中，他抵抗住了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国的各种压力，成功地使天皇免除了起诉。

我们要看的第二份诏书发布于1946年1月1日，是这一年的《新年诏书》。这份诏书更为人所知的是另外一个名称，它被广泛称为“人间宣言”（或“非神宣言”）。在这篇诏书中，天皇公开否定自己作为“现人神”的“神格”属性，从而为将权力转移给国民创造了最后的精神条件。

这篇诏书否定神格的构想，最初源于GHQ对时任首相币原喜重郎的指示，天皇自己主动加入了《五条誓文》以进一步表明心志。不管起源如何，对于民众而言，对于即将由“臣民”转换为权力主体的“国民”而言，诏书终归是天皇自身的政治行为。因此，在这一巨大的历史进程中，君主—臣民这一旧体制下的关系，获得了在新体制下的一种延长：在民众看来，他们享受的民主主义的生活方式，有着来自天皇的恩典。这样，无论是此前的臣民还是此后的公民，日本民众的生活获得了一种超越历史的精神的支持。在一种超越于现实权力政治与利益关系的古老力量的规范与支持下，日本民主主义政治显现出了它的活力。

与日本国内对这份“人间宣言”的温和反应相比，当时驻日本的外国新闻特派员首先注意到了这一诏书深刻的政治哲学含义；其中有一位记者直接以“日本革命”为标题进行了报道。为理解这一“革命”的精神属性，这里抄录这份诏书的部分内容：

兹迎接新年。回顾往昔，明治天皇下赐明治最初国是《五条誓文》。曰：一、广开议会，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三、官民各遂其志，勿倦人心；四、破除旧来陋习，以天地公道为基；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睿旨公明正大，复何加焉。朕兹重发此誓文，欲再开国运。故必须遵此誓文宗旨，除去旧来陋习，畅达民意，官民全体致力于和平主义，构筑富有教养之文化，以此谋求民生之向上，建设新日本……我国民此刻直面考验，决意彻底以和平方式追求文明；果能团结一致，不仅为我国，亦将为全世界开创光明之前途。朕对此深信不疑。

夫爱家之心与爱国之心，于我国尤为热烈。有鉴于此，现今正是扩充此心，致力献身于对全体人类之爱之完成……朕与尔等国民常在，常期利害与共，休戚同享。朕与尔等国民间之纽带，始终基于相互信赖与敬爱，并非仅源于神话与传说。以天皇为现人神，且以日本国民优越于其他民族，进而负有支配世界之命运，此乃虚构。朕与尔等国民间之纽带，非基于此观念。[21]

显然，这份新年诏书在精神上再次将近代日本的历史整合到了一起。通过引述明治维新时期的宪法性宣言《五条誓文》，裕仁天皇表明，日本此刻正在进行的改革，在精神本质上与明治维新并无二致。不仅如此，对于此前军国主义者极力鼓吹的“爱国”思想，裕仁天皇并未讳言，而且还更进一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国民彻底贯彻“和平主义”，要求国民献身于对“全体人类之爱”的完成。

人们通常只关注天皇在这篇诏书中否定自身“现人神”的直接意图，而忽略了他更为高远的用意，那就是对国民精神进行导引和改造。“和平”和“人类之爱”是一种超越近代民族国家的普遍精神，在因战败而人心不安的时刻，天皇通过诉诸这种普遍的精神，试图为国民提供安慰和奋斗进取的动力。可以说，日本天皇对这两种今日被视为普遍价值与理念的强调，奠定了战后日本迄今为止的国民精神底色。在天皇无可替代的权威的影响下，包括民主主义在内的普遍价值理念开始在民众中传播。

天皇的“人间宣言”实际上构成了天皇观念的自我革命。如上所述，这一宣言最终导向了以和平主义立国的国家理性的变革。与此相应，日本政府也在观念上进行了“自我革命”：它开始否定非自由的政治制度。这是日本战后民主主义制度的第三个内部起源。

这一自我革命的象征事件发生在1945年8月26日。这一天，来自皇族的东久迩宫稔彦（1887—1990）首相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发表了政府关于战败的看法。在列举了导致日本战败的各种原因之后，他进一步指出：“一亿国民进行总忏悔，这是我国再建的第一步，国内团结的第一步。”这就是在战后日本战争责任论中反复出现的“一亿总忏悔”这一说法的起源。这个说法实际上要求所有国民都要反省自己对战争失败所负有的责任。显然，这种表述方式逃避了战争责任的具体所在的问题，甚至将责任转嫁到了全体国民身上，因而也一直为日本左翼学者所批评。当然，也有一部分日本国民会主动引用“一亿总忏悔”这个说法，表明自己要承担战争责任。

我们在这里要关注的不是这一动辄引发争论的战争责任问题，而是被忽视的日本政府进行自我革命的意图。实际上，这位临危受命的首相在这次记者招待会发布的信息，远远多于上述说法。概括而言，这一宣言一则关乎国内制度的重建，一则关乎日本今后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这些信息事实上也构成了其后新宪法的基本精神。

迄今为止我国言论与结社处于怎样的状态，我们有必要加以反省，以促使将来言论更为活跃、健全的结社更为发达。迄今为止，在钳口令下，我国国民如同口中被塞进了东西一样，遭受了源于权力与权威的严厉处罚。我国国民只能忍气吞声，什么都不敢说，只能背地里悄然暗骂。政党也仅仅是政府的御用政党，不让它发表任何意见。而且，政府还对言论机关中最重要的报社进行了压制，禁止进行自由报道……实际情况既然如上所述，我认为此刻我们要果断地采取具体的措施。

我们日本民族将来不可能孤立存在。我相信日本民族将与其他民族一道共存共荣，一同贡献于世界文化的发达……总之，日本民族迄今为止为战争付出了全力。此刻，我们应当心机一转，重新振作，将我们民族的全部心智与能力倾注到人类文化当中，努力贡献于世界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相信我国的将来将充满光明与希望。最后，我们要再次奉读明治元年3月14日明治天皇下赐的《五条誓文》，妥善处理当下的国难……[22]

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是一份相当严厉的自我批评。通过这种自我批评，此时的日本政治家向日本社会传达了多重信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言论自由制度的保障。由于现代民主主义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保障人民自由的政治制度，战后日本第一次公开表达的上述说法，可以称为其“自由立国”的政治宣言。

但在历史的真实进程中，理念只有获得了与其匹配的精神结构，才能顺利完成向现实的转化。日本政治家的这次公开谈话，将自由立国这一全新的理念放置到了近代日本精神史演进的脉络中，从而为重建已然开始瓦解的意义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不过，自由立国理念的正当性虽然不言自明，但将其转化为现实的政治方针则并非如此。东久迩首相在谈话中提及明治天皇的《五条誓文》，实际上在向国民表明一种日本传统的宪制结构，那就是天皇及其政府将以誓言的形式致力于建设全新的日本。换言之，自由立国在日本的实现，依然要依赖于日本自身的制度与精神条件。

这样，随后的民主化改革被纳入近代日本的建国传统与建国精神中，从而获得了独特的意义。东久迩内阁的皇族身份，强化了战后民主化改革与明治维新在意义上的关联。当然，这种关联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有着经验上的支撑。针对战后民主主义的“外来说”，有很多日本学者指出了大正时期民主运动的历史经验的重要性。[23]也就是说，日本国民对民主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并不陌生。

要注意的是，此时无论是自由化还是民主化，所指的对象都很明确，那就是官僚专制。这当然是一种狭隘的民主化理解，但也触及了东亚王权秩序下的专制形态。比如，1945年8月28日，陆军中将石原莞尔在报纸上公开提出：“打倒官僚专制是眼下的紧急任务，如果说这就是‘民主主义’，那么日本就应该成为世界第一的‘民主主义’国家。”京都学派的高山岩男也认为，战争时期的统治“窒息了人民的自主性和创意性，结果反倒妨碍了总体战争的完成”。在战败后召开的第一次众议院会议上，议员芦田均（1887—1959，1948年出任首相）发表了题为《导致大东亚不利结局的原因及其责任》的长篇文章，呼吁政府废除官僚制度，实行言论自由。

这一时期，类似的言论极为盛行。民主主义的缺失，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行政官僚的专制，被认为是日本失败的主要原因。当代日本的思想史学者小熊英二将其命名为“作为爱国的民主主义”，用来概括这些民主主义言论的精神特征。[24]在他看来，这些言论的出现固然有着《波茨坦公告》的影响，但它们被迅速吸收到“忧国”这一近代以来的日本精神传统当中，无疑强化了民主主义的正当性。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日本型民主主义生根的真实情境。可以说，日本的民主化改革得以顺利推进，与天皇所代表的王权体系的支持密不可分。在战后的新宪法中，天皇的地位虽然转化为“象征天皇”，不再拥有政治权力，但在精神上，天皇为现代日本的“国民主权”提供了基于历史、习俗以及精神的正当性基础。就此而言，王权并未远离现代的民主主义制度，“象征天皇”正是王权在现代社会的表达形式。

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民主主义制度对现代王权的反向加持。比如，1958年11月27日，皇太子明仁与出身平民的正田美智子的婚约公布，成为经典的“平民与王子的恋爱童话”，日本社会出现了盛况空前的“美智子热”。守旧派将这种现象视为礼崩乐坏而感到悲伤、厌恶；不过，他们显然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政治学者则看到了本质，并将这一现象命名为“大众天皇制”。在一些政治学者看来，随着日本民众生活的富裕，日本出现了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以及巨量原子化的个体参与政治生活为特征的“大众民主社会”，这种社会形态为天皇制“补充了新的营养”，人民与天皇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25]

从王权的角度来说，“象征”本身就是一种内在于王权的政治权力。这种权力，只有在支撑人们生活的意义体系中，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认识和理解。大众民主社会固然为天皇制提供了新的能量，但“大众”自身在剧烈变化的社会中安身立命的根本，则得益于作为“象征”的天皇所提供的意义体系。

那么，何以这个象征体系具有独特的意义？我们要重新思考如下几个说法，即“万世一系”“天壤无穷”与“八纮一宇”。这些正是日本皇道主义者们一再高喊的口号。可是，如果剔除它们在帝国时代的意识形态功能，它们的某种本然属性也就显露了出来：在日本民族的共同体生活当中，由神话时代开始延续不断的天皇家族的存在，即便不是永恒自身，也是象征着由历史到永恒、不朽的某种通道。这样，在天皇这一集历史性与永恒性于一身的尺度之下，作为个体的国民意识到了自己的有限性。面对自然人性的弱点，人们只有将自己投入某种无限或永恒当中，才会获得终极的生命意义。

天皇是战后民主主义的开端，但它也同时隐身于随后制定的新宪法的精神世界中；这样，日本的战败和民主化的改造，获得了一种精神力量的支持。在这种精神的土壤中，日本很快克服了战败后出现的短暂混乱，把来自历史与民族深处的精神能量完全投入到现代文明国家的建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