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民主主义旨在国内政治与社会秩序的重建，那么历史认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不可或缺的民族叙事、民族意识息息相关。作为民族共同体生活方式，尤其是处理公共事务的原则，民主主义能否得到健康运行与共同体成员的自我认同高度相关。

事实正是如此。在战后日本的言论空间中，历史认识占据了极其特殊的位置。这不难理解，因为对战前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批判构成战后日本自我认同观念重建的前提。一般而言，“历史认识”这个说法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内涵。狭义上，它通常是指如何看待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帝国发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性质的问题；广义上，则是指19世纪中期以来日本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的“靖国神社问题”，就是日本战后历史认识的象征。

在前面的精神史分析中，我已经介绍了现代日本历史认识的特征，它有着一种双重的结构：一方面，日本承认针对亚洲国家的军事行为是侵略战争；但另一方面，它认为1941年后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战争是单纯的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而不是侵略战争。除此之外，将整个近代日本的战争视为“自卫战争”与“大东亚解放战争”的历史观，即传统的右翼历史观或最近十数年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也一再出现在战后的言论空间中。在他们看来，承认近代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为侵略战争的历史观，是“自虐史观”，也叫“东京审判史观”；后者更强调这种历史观的外来属性。[34]

现代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非常复杂，各种相对定型的历史认知模式，都有着特定数量的国民支持。不过，由于政府正式表达的历史观涉及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它看作国民合意的表达。那么，这种作为国家意识的的历史认识具有怎样的特征？

作为最近一次历史认识的正式表达，201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终战七十周年纪念日”的谈话，可视为日本政府坚持的历史观：

一百多年前，以西方各国为中心的殖民地范围不断扩大。以压倒性的先进技术为背景，殖民统治的浪潮在19世纪开始席卷亚洲。毫无疑问，这种危机感成了日本现代化的原动力。日本是亚洲率先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维护了政治独立的国家。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鼓舞了许多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的亚洲与非洲人民。

在席卷了整个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出现了民族自决运动，殖民地化的进程得到了制止。在这场战争中，有一千多万人殒命，是一场悲惨的战争。人们强烈地希求“和平”，于是创建了国际联盟，制订了不战条约。这时，国际社会出现了将战争自身视为非法的潮流。

当初，日本也顺应了这一潮流。然而，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欧美各国实行以殖民地经济为中心的经济圈政策，日本经济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深感孤立，试图通过武力打破外交、经济方面的困境。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体系不足以阻止这一行为。就这样，日本迷失了世界大势。满洲事变，然后是退出国际联盟。日本逐渐成为建立在巨大牺牲基础上的“国际新秩序”的“挑战者”。沿着错误的前进方向，日本走向了战争之途。于是，在七十年前，日本战败了。

值此战后七十周年之际，在（日本）国内外殒命的所有人的生命面前，我要深深低下头，向他们表达痛惜之情，并致以永远的、诚挚的哀悼。……对于完全无辜的人们，我国给他们造成了难以衡量的伤害和痛苦，这是事实。历史实在是无法弥补的残酷。每个人都曾经有过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梦想，自己所爱的家人。想到这一当然的事实，我已无法用语言表达，只觉得肝肠寸断。

……

我国对于自己在此前大战中的行为，反复表达过痛切的反省与发自内心的歉意。为了将我们的想法体现在行动上，我们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国，韩国、中国等，作为我们邻居的亚洲人们所经历的苦难铭刻心中，致力于亚洲的和平与繁荣。这是历代内阁坚持的立场，今后也不会发生动摇。

这是一份字斟句酌的政治发言，它所表达的历史认识，既隐微，又显白。这里我无暇对每一句的蕴意展开详细评论，但从大方向上看，这份报告传达的历史认识是清晰的，它包含了以下几个要点。第一，这份报告承认了对于亚洲国家发动战争是错误的行为，并对此表达了反省和道歉；同时表示日本要牢记亚洲各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并强调战后日本一直致力于亚洲的和平与繁荣。第二，发言侧重于对个体生命的哀悼，或者说道歉的重点放在了个体的身上，有着比较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可以说反映了日本国民的心声。第三，这份发言将日本的国家行为置于19世纪以来世界殖民化及其反抗的历史进程中，对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的行为进行了正当化，也就是日本所谓的为了维持国家的独立，被迫选择了与西方国家同步的做法。显然，第三点是近代以来日本一贯的世界认识与自我认识。

我在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安倍晋三的这份发言呈现的并不是现代日本历史认识的全部观点；无论是关于历史认识的宏观立场，还是具体的历史事件，在现代日本都有激烈的争论。事实上，这份发言同样在日本国内遭到了左翼人士的批判。正因为如此，战后日本历届政府多数时刻都会在各种历史观中采取谨小慎微的平衡立场，安倍晋三的发言就是典型：无法公然否定“东京审判史观”所界定的“侵略战争”，这一定性早已为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所确认。但他们在内心却感到“不公平”，从而回避、甚至抗拒使用“侵略”这个字眼。显然，日本对其发动的侵略战争的主体责任缺乏真正的反省。

这种历史认识的产生当然不仅是因为战败，而是内在于近代日本精神史的演进过程，与日本近代走过的道路高度重合。1945年后东亚世界秩序的重建，固然终止了日本帝国的扩张行为，但它无法根本改变这种行为背后的世界认识。尤其是日本对殖民帝国的批判，并不是出于内部彻底的反省，而更多的是源于它所声称要对抗的西方殖民帝国造成的国家覆亡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强化日本的受害者意识。这是日本官方的历史认知中加害者意识非常淡薄的心理原因。

可以说，现代日本的历史观，既是近代以来日本精神史演进的结果，又是1945年日本战败后东亚世界秩序重建的结果。那么，“战败”这一事实究竟怎样影响了日本的历史认识？

《波茨坦公告》第六条规定，由于日本的领导人欺骗和错误领导了他的国民，妄欲征服世界，因此战后日本必须将这些势力和观念“永远剔除”出去。1945年9月，GHQ开始对日本进行间接统治，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执行这一条款，矫正日本的历史认识。

12月15日，GHQ发布“关于国家神道的指令”，禁止在公文书当中使用“大东亚战争”这个用语，因为它被认为是将“国家神道、军国主义以及超国家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日本帝国意识形态的象征。事实也是如此。“大东亚战争”是1941年12月日美开战后，日本大本营确定的正式用语，含有“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意图。与此同时，全国报纸以“联合国司令部提供”的形式，连续刊载题为《太平洋战史：军国日本崩溃的真相》的系列文章，开始对日本国民进行再教育。12月9日，GHQ通过日本放送协会（NHK）以广播节目的形式播送题为“这才是真相”的历史教育节目。这些文章和教育节目所报道的事实，比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让很多日本国民感到了极大的震惊。

另一方面，早在9月11日，依据GHQ的逮捕令，第一批战犯嫌疑人就遭到了逮捕；12月6日，最后一批逮捕令发出。这期间，总计有一百多名战争嫌疑犯被关押起来。经过精心准备，1946年5月3日，联合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次开庭审理，这是“东京审判”的开端。1948年11月12日，法庭做了最终判决，以“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和“反人道罪”三项罪名，判决28名甲级战犯全体有罪，其中7名被判处死刑，16名被判处终身监禁，另有两名为有期徒刑。[35]这一判决成为此后日本政府历史认识的基础。

上述历史教育与东京审判的结果，后来被概括为“太平洋战争史观”。根据日本学者的总结，它包含如下几个要点：（一）日本侵略战争的起点是1931年的“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为其延续；（二）中国只是被视为日本侵略政策的对象区域，中国军民的抗战意义没有得到充分考虑；（三）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美国巨大的战力为打倒军国主义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四）以军部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者”要承担战争责任，而天皇、宫内集团、财界、新闻界等“稳健派”是“军国主义者”的对立势力；（五）日本国民一直被“军国主义者”的宣传所蒙骗。[36]

显然，这种被命名为“太平洋战争史观”的历史认识，与战后日本历史认识有很多重合的地方，是一个相对中性的说法。与此相对，一部分日本学者从根本上否认东京审判的正义性格，因而将这种“太平洋战争史观”称为“东京审判史观”或“自虐史观”。这当然是一种完全为日本军国主义脱罪的历史观。[37]

如同“太平洋战争”这一说法自身所表明的，我们不难看到，GHQ的历史教育实际上更反映了美国的战争认识，而中国军民长达十四年抗战的历史意义没有得到恰当的评价。在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中，“侵华战争”日渐淡薄，这种结果可谓其来有自。我们曾在前面指出，在《终战诏书》中，日本政府只是强调“宣战于英美二国”，而刻意淡化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经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发动的侵华战争。[38]同样，“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同样阻断了日本国民对侵华战争的直接感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世界秩序的重建，深刻影响甚至决定了当下日本的历史认识。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东京审判还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影响了战后日本对战争责任的判断。尽管从整体上说，东京审判部分体现了法律的正义与尊严，但它也有着严重的瑕疵，诸如不起诉天皇的决定、不起诉残害中国平民的731部队的决定以及涉及皇族的战犯尤其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头号元凶朝香宫鸠彦亲王（1887—1981）未被起诉，都反映了美国的政治意志和美国国家利益的优先。[39]关于东京审判的争议中，最能反映东京审判政治性格的，莫过于对天皇的不起诉决定，甚至天皇都没有作为证人被传唤出庭。因此，法庭依据多数决定原则宣布最终判决后，多数法官都给出了各自的意见和异议，从量刑轻重，到罪名设定，再到天皇的战争责任，非常广泛。[40]

对天皇不予起诉的决定，首先是美国出于顺利推进单独占领日本的目的；随着1947年美苏冷战在欧洲的揭幕，尤其是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功以及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控制日本成为美国的世界战略极为重要的一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进一步放宽了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

GHQ对天皇的政治庇护造成的法律结果，自然是裕仁天皇无罪，但它对日本的影响极为深远。从此，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问题在战后日本言论空间中逐渐成为禁忌。相反，因为在《终战诏书》中的政治决断以及随后的表现，天皇竟被逐渐树立为一位热爱和平、尊重宪法的国家元首。事实上，早在1946年2月初，美国的《生活》杂志就开始配合美国政府，通过刊登天皇日常生活照片的方式，将天皇描述为“民主主义者、父亲、祖父、日本公民以及植物学家”，一位热爱和平的“模范家居男性”。[41]当然，这种政治操作有其必然的限度。无论是在日本还是美国，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从来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公开讨论。

但是，问题只是被封存了起来，而不是得到了解决。1988年12月7日，在日本长崎市议会召开期间，时任长崎市长本岛等（1922—2014）被问及天皇战争责任的问题。当时正值天皇病重期间，长崎市政府正在举行祈福签名活动。本岛等市长的回答中有这样一段：

根据外国的各种资料记载，根据日本历史学家的研究，根据我个人在部队里的服役经验（我在部队里是教官）……我认为天皇确实对战争负有责任。然而根据绝大多数日本民众和美国盟军领导层的意愿，他被免去了战争责任，成为新宪法的象征。我的理解就是我们必须坚持这个立场。[42]

这个发言经媒体报道后，立刻引发日本全国的关注，大量保守主义团体、右翼团体迅速集结到长崎市政府进行抗议，并发出了针对本岛等的“神圣惩罚”的死亡威胁。1990年1月18日，他在市政府前遭到右翼分子的枪击，左胸被击穿，几乎殒命。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大量日本国民通过书信等方式，支持本岛等的立场。[43]日本战后历史认识的复杂性与敏感性，以及GHQ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重新回顾这一段历史，并不是要讨论这些注定引发争论的问题，而是要指出，东京审判中有着近代西方殖民帝国留下的遗迹。就此而言，质疑东京审判的正义属性对于战争受害者更具真实性，而不仅仅是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的专属。考虑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犯下的罪行，属于受害者的正义并未得到恰如其分的伸张。[44]

尽管有着各种缺陷，但也正是通过东京审判，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大陆犯下的累累罪行才为日本国民所知，这构成了日本战后启蒙思想家鹤见俊辅所说的“面对中国的负罪感和亲近感”的前提条件。[45]事实上，在战后日本社会，一直有学者和民间团体致力于揭露、记录并出版日军所犯下的各种暴行，从而有力制约了各种修正主义史观否认历史的意图和行动。[46]在这个意义上，战后日本实行的自由民主主义制度，为正义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制度上的保障。

当下日本历史认识所呈现出的复杂状态，有着东亚世界秩序重建的背景。人们倾向于认为“战败”是一个转折点，但我们从日本官方的历史认识表述中，依然可看到历史认识与意识的连续。这种连续性可以从GHQ（注意它与西方殖民帝国的关系）处理日本战后问题的方式上找到根据。当然，本章的关注点不是重新追责，而是探讨这一历史过程对战后日本精神史演进的影响。我们已经在不同的层面看到，战后日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形态虽可说是沧海桑田，但在这种地表形态变迁的深处，仍然有着近代日本精神史延续的水脉，时常在地表的薄弱处喷涌而出。因此，战后日本民主主义及其历史意识的特征，同样需要在东亚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得以理解。

在战后民主主义的观念结构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时刻对它进行着挑战，这就是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日本一直思考和论述的亚洲问题。如同历史认识始终扮演了一个思想激发的角色，“亚洲”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只是战后初期，在对军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时代潮流中，亚洲论述一时间从公共话语空间中消失，仿佛不曾存在一般。

不过，这只是短暂的现象。近代日本精神史的地下水脉，随时会再次涌向地表，对战后日本近代主义者设定的议题提出根本的抗议。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指出，近代主义者以“先进的西欧—落后的日本”的认知模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自我解释与重建的理论。不过，这个理论忽略了一个大问题：假如日本面临的问题可以如此简化，在明治维新时代，当时已经意识到自己落后的那些政治家、思想家，为何没有老老实实地选择补课，而是选择了与列强为伍、争夺殖民地并最终挑战列强的方式？

近代主义者的盲点在这里显现了出来：在殖民帝国的暴力支配席卷全球的情况下，当时的日本并没有通过简单补课的方式获得独立和发展的可能。换言之，国家的存在形态，是由世界秩序决定的。于是，谋求自立的日本，想要通过它的亚洲政策、大陆政策，实现自己的目标。在日本帝国战败之后，近代主义者的论述之所以成为现实的道路，在于它已经丧失了明治政府当时拥有的与列强竞争的条件。

如同很多学者注意到的，日本战败后，日本—西欧、东洋—西洋这类二元对立的思考框架与认知方式的消失，首先意味着“近代”对日本的“超克”，日本各种“战后民主主义”者对此确信不疑。

但日本近代主义者未意识到的是，此时“超克”日本的“近代”，已经不是殖民帝国时代的“近代”。也就是说，在日本战败的当初，日本的近代主义者刻意回避了一个问题，即他们此时面对的“近代”，与此前“二战”期间日本学者所论述的“近代超克”以及世界史论，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日本战败这一事实，如何能为“近代西欧”或者说“近代性”的普遍性提供最终的证明？

因此，战后日本近代主义者对近代以来让日本知识分子苦恼的“难关”的放弃，意味着他们绕过而非解决了他们曾自我设定的问题。比如，什么是真正普遍的文明？什么是好的世界秩序？日本在世界秩序与文明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些当然不是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之所以有意义，不仅仅因为它们曾是近代日本精神的代表者们孜孜以求、执拗探寻的，更在于它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代”的新生有着内在的关联。

或许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竹内好对近代主义的论述率先提出了抗议，并重新评价了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在1951年发表的《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他首次试图从正面来讨论日本民族主义的问题，从而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重新架起了一座桥梁：

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近代主义者们，面对沾满鲜血的民族主义时他们侧身而过。他们将自己看作受害者，认为民族主义的超国家化无关自己的责任。他们认为无视“日本浪漫派”是正确的。然而，打倒“日本浪漫派”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外来的力量。他们将外来力量打倒的对象，仿佛当成自己打倒的一样，这不是过度相信自己的力量了吗？这样一来，他们诚然或许可以忘记噩梦，但血污不是仍然没有得到清洗吗？……当然，反对论者、尤其是左派的人会说，他们没有置之不理，而是对其大加攻击。但他们的攻击不是正当的对决，不是进入对手思想的发生根据内部进行的内在批判。只有这种内在批判才是打倒论敌的唯一方法。他们的攻击绕过了这种对决。[47]

显然，在战后日本知识界整体性的民主主义转向中，竹内好的上述文字构成了尖锐的自我批判。近代主义者并没有从思想的内部对“近代超克”等浪漫派的说法进行辩驳，因而没有正面回答当时日本知识界面临的问题。再进一步说，他们没有公正对待此前日本学者对自我与世界的认知，相反，他们在“以西洋为方法”的口号下，只是简单移植了西方的社会与政治理论，从而回避了真正有意义的思想“对决”。同样，左派的攻击也只是基于立场的攻击，党同伐异，并未深入到问题的内部，因而同样回避了近代日本长达一个世纪的奋斗与失败之路的意义。

不过，仅仅指出近代主义者对现实力量的盲从与缺乏反省并不充分，他们也在持续批判日本的现状。近代主义者真正忽视的问题是，他们战后对世界的认识是否坚持了一种真正普遍的文明标准，或者说，他们此时确信不疑的“近代西欧”或“近代”自身，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可视为文明的标准。如果有这样一种问题意识，那么，帝国、殖民、民族、文明、世界，这些建构战前日本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概念与观念，就必须在新的现实基础上继续予以思考。

这个新的现实基础并非凭空而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新文明观念与世界新秩序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近代日本知识分子曾经投入的热情和努力的影子。如果我们扭转视线，从战前的角度来看战后，那么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世界秩序与文明观念，就与战前日本知识分子试图构想与实现的新文明、新秩序出现了部分重合。这并不难理解，《联合国宪章》的主导原则正是对战前殖民帝国主导的世界旧秩序的否定。

由于“近代超克”这一近代日本精神史上的主旋律被简单视为历史上荒诞的一页而翻过去，这种状况构成了战后民主主义者思想的贫困。并且，因为没有从正面回答“近代超克”所触及的真正问题，近代超克论者提出的问题的真伪也同样未得到检讨与批判。另外，左翼学者由于先行设定了历史的方向与到达的终点，因而就以特有的“辩证法”和“必然性”等话语在理论上取消了这些问题。如同我们曾经指出的，广松涉对“近代超克”的重新分析，也只是停留在意识形态的揭露与批判层面上，而未深入揭示与讨论日本近代史上真正的精神动力。

这一精神史上的重大问题的非解决状态，导致了“战后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的脆弱属性。经过“1960年安保斗争”的洗礼后，日本青年学生走上了社会抗议舞台的中央。与近代主义者不同，他们开始将眼前的“近代”，即美国以及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视为有待超克的“近代”。从而，日本精神史中的“超克”传统得到了恢复。在1961年发表的《作为方法的亚洲》中，竹内好再次显示了他对“近代”问题思考的深度：

西洋侵略东洋，东洋进行抵抗，在这种关系中世界发生了均质化。这种看法是当前流行的汤因比的看法，但到底有着西洋的局限。现代亚洲人并不这么考虑问题。为了更大规模地实现西欧优秀的文化价值，东洋要重新包围西洋，从东洋的角度变革西洋。通过这种文化上的反击，或者说价值上的反击，创造出普遍性。东洋为了进一步提高西洋产生的普遍性，东洋要革新西洋。这正是现在东西相对的关键问题点。这既是政治上的问题，也是文化上的问题。日本人也必须拥有这样的构想。[48]

竹内好的上述说法，事实上继承了战前“亚洲主义”与“近代超克”中最为正当的一面，从而使得他的思考超越了“战后”这一特定的时代。与战后民主主义者对“民主主义”的欢呼不同，他从普遍主义生成的角度，再次揭示了“近代超克”的必要性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亚洲”既是文明化的“方法”，还是文明的实质性的“原理”：

西欧文明一元论的看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欧内部开始解体。随后这种文明观转移到了美国。今天，古典文明观最大最纯粹的继承者正是美国。因此，美国在原理上和亚洲发生了对立。……从亚洲的角度来看，美国的世界政策越是不得不维护这种似是而非的文明观，就越证明了文明无原则化、无内容化的进行。这是一个法则。今天如果福泽谕吉还活着，他的现实主义一定会导引他去发现超越（当下）文明的原理。……日本是西欧还是亚洲，这不应该只从工业化水准上去判断。日本是否能独自发现一种综合的价值体系，是否有能力揭穿文明的虚伪，这才是我们判断的标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日本就和亚洲原理发生了关联；否则，就只能和那个似是而非的文明为伍。[49]

借助对福泽谕吉的文明论的讨论，竹内好事实上完成了战后日本的“文明论概略”。在这段论述前，他还用另一种方式指出了亚洲的原理就是“通过否定似是而非的文明来完成文明的重建”。从而，竹内好版的“文明论概略”就超越了福泽谕吉。福泽谕吉虽然也揭穿了近代西方文明虚伪的一面，但他最终选择的是与西方为伍，告别亚洲。与此相对，竹内好选择的是“否定”和“抵抗”，以及这个过程中的“重建”，而不是“告别”。当然，如同他自己感受到的，这是一个“巨大的事业”，我们不应要求他立刻给出答案。竹内好的这种自我规定，再次显示了近代日本精神史演进的延续性。

事实上，竹内好战后日本的亚洲论述虽然延续了近代日本的“超克”精神史，但主导这个时代超克论的却是马克思主义。对“日本革命”及“世界革命”的梦想，是这种超克论的精神特征。如果“革命”取得了成功，自然可以说“超克”取得了成功。问题在于，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设想的“革命”在实践中一再遭遇挫折。[50]而且，日本精神史上的“近代超克”被转换为马克思主义宏大历史叙事的一部分后，他们事实上放弃了对其精神遗产的反思。他们仅仅以“社会主义”替代了“近代超克”后的未知世界。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冷战体制崩溃之后，日本左翼知识分子坚信的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超克的信念，开始退出日本精神史的舞台。

当代日本社会学家庄司兴吉提供了一个关于这种认识的典型论述。他写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转换，前者为近代的实体，后者为前者矛盾扬弃的场所，因而可以称为近代的超克。”也就是说，近代超克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变迁过程，而不是特定社会的特殊意识形态。在这个过程中，“近代超克的趋向，由被超克的近代社会的性格决定其具体的前进方式。日本的近代具有在结构上将前近代的要素内化于其中的性格，因而日本的无产阶级运动一方面否定了近代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试图利用近代的民主主义。然而，这种设想未能成功，‘近代超克’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日本社会中的前近代的要素。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后半开始到20世纪40年代前半风靡日本社会的超克论。”[51]

显然，在这种解释中，“近代超克”不再是战前日本民族错误认定的目标，而是内在于资本主义这一“近代实体”的矛盾自身。这种矛盾的转换与扬弃，就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与近代主义者事实上有着共同的“近代—前近代”的认知图式。正因为如此，随着战后日本迅速的复兴和现代化的成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与苏联的解体，这种进化论类型的超克论也无疾而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近代”最终在日本取得了胜利。随着“近代”——被视为普遍主义的西欧近代——在日本的成立，内在于社会自身的自我怀疑、自我批判的性格也愈发显现，结果，这种近代批判意识与基于“日本文明”的超克论再度结合，强调日本文化特殊性的超克论，以保守主义的面貌得到了复兴。

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过度强调战后日本的近代超克论与帝国时期的关联。1945年日本帝国的崩溃与战后新世界秩序的形成，使得人们的“世界”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战前的“近代超克”或“世界史论”中，“世界”是一个与日本对峙的特殊存在，是一个有待克服的对象。但在战后民主主义的空间中，竹内好所言的“世界”已经是一个普遍的世界，为“亚洲”留下了特别的创造性的位置。与此相对，在近代主义者的论述中，另外一种“世界”意识也同时出现。在发表于1964年的一篇访谈中，丸山真男的一席话表明了近代主义者世界意识的复杂性：

我们在说“世界”时所联想到的形象，并不在我们的内部，而是意味着处于我们外部的国际社会；再具体地说，就是指欧美。“世界”这一普遍概念并不是场所。日本处于世界当中，反过来说，世界也在日本当中。这种观念在日本不容易扎根。这一点对于所有未接受世界文化洗礼的地方而言都是如此。未受罗马文明洗礼前的日耳曼也是如此。我最近几年反复论及“开国”的思想史意义，就是要指出日本中有世界，世界中有日本。[52]

“世界”，从经验和理念上看，依然是由欧美定义的世界。然而，它在本质上和战前的认知已经全然不同。事实上，近代以来日本知识分子所执着的“西洋”“世界”与“日本”，最初就处于相互交织与建构的过程中，这种情境的本质仅仅因日本1945年的战败而凸显了出来。丸山真男的说法所揭示的正是这一事实。不过，丸山的上述说法也同时表明，以他自身为代表的近代主义者，极度弱化了对“西欧近代”的质疑与抵抗。我们只是在“日本中有世界，世界中有日本”这一表述中看到了日本在新世界当中可能有的位置，这与竹内好更为积极保留“亚洲”、进而保留“日本”自身的构想，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那么，这种近代主义的世界认识方式，这种对置身其中的“世界”批判性反思视角的丧失，是否意味着日本丧失了参与并推动历史前进的契机？这种民族与世界之间张力的解除，是否意味着日本近代精神走完了它的历程？

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政治层面上冷战秩序的终结与1991年海湾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世界”再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试图加快从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由于美日同盟关系的束缚以及日本宪法对它自身行为的限制，日本的政治大国化进程举步维艰。不过，与这些外在的约束性条件相比，日本还有一个内在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那就是它尚未形成参与世界事务的基本理念，或者说这一理念尚未达成一致。战后日本形成的“联合国中心主义”与“美国中心主义”并不总能得到调和。日本国内的舆论也因此一再发生分裂。进入21世纪后，美国保守主义的兴起及其在世界政治中的单边军事行动，进一步激发了日本学者的思考。

面对这种世界秩序转变，日本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京都学派”“亚洲主义”可能具有的意义。[53]这可以说是对近代日本精神史遗产的一种重新清理。由于这种思考并未超过竹内好等人的范围，这里不再赘述。

最后，我们关注一下“亚洲”与“世界”观念在日本国民个体层面上的呈现。如果说战后日本在外交实践上要追随美国的世界政策，那么国民则始终与这种政策保持着紧张关系。这与帝国时期日本民众自发支持政府的情形截然不同。

这里举一个例子。在战后日本的和平运动中，有一位很活跃的出版家，名叫下中弥三郎（1878—1961）。[54]在战前的历史上，下中是一位典型的“亚洲主义”“超国家主义”与“八纮一宇”的宣传者，坚信亚洲解放与皇国世界统一的使命，代表着近代日本精神史在一般的知识阶层中的呈现。日本战败后，与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一样，他也转而拥抱民主主义。不过，如果进入他的精神世界，我们就会看到另外一幅图景。在1952年广岛召开的“第一次世界联邦亚洲会议”上，他的发言将他的精神世界呈现了出来：

尽管受着美国的指使，但日本拥有宣布放弃战争的宪法。把这部日本宪法推向全世界，将战争从人世间彻底消除掉，这难道不是世界上首次经历了原子弹、氢弹洗礼的日本面向全人类的光荣职责吗？

由于积极提倡日本“非武装中立、绝对和平主义”与“世界联邦”理论，他被认为日本和平运动的代表人物。1955年，他成为日本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1907—1981）组织的著名的“呼吁世界和平七人委员会”的一员。第二年，他访问中国，在亚洲大地上看到了“人间天国”。在晚年的文章中，他认为“八纮一宇”的理想只是遭到了政治上的误用，坚信“世界一家”和“诸民族皆兄弟”。

你看，在一位日本国民的个体身上，一种精神与信仰上的连续性表现得非常明显。对于他而言，他在战后所抱持的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与他的个体精神演进过程中的“亚洲主义”等思想观念并没有什么断点。当然，下中弥三郎的事例只是众多有类似精神体验的日本国民的典型。在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反对核武器运动”等一系列公民运动中，大量知识分子和一般市民参与其中，成为战后民主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战后《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观念下成长起来的日本国民，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日甚一日的保守主义倾向与民族主义的兴起，他们正在从正面重新解释并坚持宪法的理念，致力于日本与世界的和平活动。这种思想与活动构成了战后日本世界主义的主要侧面。[55]从民族国家到世界主义，在国民个体的身上，我们再次看到了这种日本精神史的演进轨迹。

个体如此，作为集体的“民族”同样如此。通过与过去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联系，“民族”同样获得了自我认同、自我意识的完整，从而使得民族的共同生活获得了意义。对于经历了战败这一巨大历史事件的日本民族而言，更是如此。不过，与过去建立联系，维持自我认同、自我意识的完整，不仅仅是人们出于理性的目的而有意为之，在深层的意义上有着来自于精神史自身的动力。但不管怎样，这种精神机制与个体努力的结果，使得日本民族很快达成了与过去、与世界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