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民主主义”在日本重建的过程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它意味着国家统治原理的转换，由军国主义和天皇制绝对主义转向人民主权的近代政治原理；另一方面，它意味着历史意识的转换，这一点清晰地表现在近代主义者的观念中。结果，在政治实践中，“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构成了日本国民整体性的指导原则。

但我们不能仅仅注意“战后民主主义”这些容易观察到的结果。实际上，从我们设定的精神史的角度来看，日本民主主义的确立留下了此前日本帝国的深刻印记。民主主义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同盟国，来自GHQ的具体施政。这种事实构成了日本历史的特殊演进路径，它不时地或者说一再反复出现在当下人们的观念世界中。我们之所以着重讨论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就是要揭示“战后民主主义”在近代日本精神史演进中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进一步说，内在于“战后民主主义”中的近代日本帝国的要素，构成了它的另外一种隐秘的起源。换言之，理解“战后民主主义”精神特征的核心，不在于“民主主义”，不在于“战后”，而在于“战争”自身。这样，我们就将问题再次置于东亚世界变迁的历史进程中。

从精神史的角度来看，19世纪下半叶日本的崛起与进入世界史的进程，正是精神帝国现实化为政治帝国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东洋”在其精神秩序建构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东洋—西洋的认知框架中，日本国民的精神首次获得了解放，近代化获得了无可替代的精神动力，结果，日本成功地维持了独立，率先实现了富国强兵。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崛起有着世界史的意义：它打破了欧洲殖民帝国的世界支配状态，加速了世界旧制度的解体。

然而，日本的成功在文明史上的意义，很快被它的失败所抵消。它的这种失败与它对文明的理解有直接的关系，它并未能洞察到世界文明演进的大势。日本奉行的大陆政策，很快耗尽了它曾获得的正义属性。1945年8月15日，日本的大陆帝国梦戛然而止；随即，一个“和平国家”从战争的废墟中站了起来。

那么，日本的新生意味着什么？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的毁灭反倒在结果上摧毁了欧美帝国主义在亚洲基于暴力的殖民统治，促进了普遍世界史的形成。而“和平国家”日本的诞生，同样属于这个历史过程自身。说到这里，我有必要引述一种历史认识论，即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提出的著名观点：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56]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考方式，日本帝国在这种辩证法的意义上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不过，这种说法不应该是我们认识的终点。回到历史现场，我们就会发现，以这种辩证法的方式谈论日本的“贡献”会遭遇特殊的困难——历史现场中的人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全然不同于当下的事实。在“战后民主主义”的和平空间中重新讨论“近代超克”时，广松涉的下述说法促使我们要对“历史的不自觉”做进一步的思考：

昭和初期，人们普遍认为，日美战争将来绝对不可避免。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战争可以说是有着所谓自然法则般的必然性；直到某个特定国家完成统一支配世界之前，战争将反复发生。这几乎是人们的常识。从人们确信不疑的这个大前提来看，既然日本从感情上说不甘心败退，那么为了确立世界和平，确保全世界的安宁与秩序，日本就有必要在战争中取胜，取得终极战争的胜利。这是绝对条件。除了极为少数的左翼马克思主义者之外，不分知识分子与民众，可以说这是日本全体国民共通的认识……以美国为盟主的西洋和以日本为盟主的东洋的决战，不仅仅是力量的对决，同时也是东洋原理与西洋原理在理念上的对决。这也是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我们也必须将这一点铭记在心。[57]

在当时的日本，人们普遍确信东西方之间的战争是历史的必然。石原莞尔就是这种看法的鼓吹者。早在1929年，石原就在长春发表过他的世界最终战争理论的构想；1940年，他做了“世界最终战论”的讲演，随后刊行出版。他看到的世界最终战争，就是日本和美国的决战。石原莞尔曾任关东军作战参谋，在1937年3月升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参与制定了《国防国策大纲》等一系列军备方案。1931年他策划的“九·一八事变”其实是他的理论的自我实现——他要在日美决战到来之前，一举解决所谓“满蒙问题”，为日本创造战略基地。

石原莞尔不仅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始作俑者，也是日本国民危机意识的代言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出于为未来的日美最终战争的考虑，他极力反对扩大对华战争，并因此被排挤出日本军部。[58]但他未料到的是，在他制造“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已经在事实上为日美开战拉开了序幕，而最终战争到来的时间，已经不是他所能左右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世界战争观念与预期并非日本固有的偏执观念，也不是少数理论家基于军国主义信仰的言论鼓吹。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认识源于人们对时代危机的认识——在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统治世界的时代，发动战争与否仅仅受帝国主义国家自身利益的约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下诏宣布战败，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在随后的数十天内突然降临日本。从世界战争到和平主义，日本帝国既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又有着明晰的与时代同步的意识。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这段时期日本及世界的混乱状况。

从世界秩序层面上来看，“九·一八事变”是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引发的政治危机的一个结果。危机导致的自由贸易体制的终结，使得日本经济大受打击。同时，中国的革命运动迅速取得成功，在日本帝国的眼中，则是英美势力支持的结果。1933年1月，主张打破《凡尔赛条约》体系的德国纳粹政权成立。2月24日，国际联盟依据《李顿报告书》，通过《劝告撤军方案》，宣告日本在华的行动非法。3月27日，以松冈洋右为首的日本代表团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开始认真准备可能到来的制裁以及与美国的战争。

这里要指出的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新秩序的象征，国际联盟是一个世界和平的管理体系。比如，除了宣布日本侵吞中国领土为非法之外，意大利在1935年10月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苏联在1939年11月对芬兰的侵略，国际联盟都持严厉批评的立场，苏联更是遭到了开除的处分。由于国际联盟的各种缺陷，这些举措固然未能挽回和平，但毕竟代表了国际社会民主化的进程，意味着文明进步的方向。因此，日本率先脱离国际联盟，挑战世界秩序，本质上是对文明大势的背离。或许正因如此，1945年的惨败让日本国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和平主义”的道路。

在日本由世界最终战争向战后和平主义一跃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民主主义扮演的角色：在战后民主主义制度安排下，国民获得了主权，可以在多种层面上表达和平意志和行动。这种“和平主义”事实上获得了国民主体的保障，因此，在探讨日本战后精神时，“和平主义”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还要指出的是，在从世界战争向和平主义转换的过程中，天皇所代表的王权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如同我们在第一节中讨论的一样，日本裕仁天皇在战后政治中的活跃，为战后日本的重建提供了特定的精神支持与动力。这种王权与民主主义以及和平主义的关系，最终为1946年11月公布、1947年5月3日施行的《日本国宪法》所固定下来。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近代日本精神演进上的曲折，而这种独特的精神历程与世界秩序变动的关系，也促使我们思考普遍的文明得以生成的历史机制：只有在一种基于普遍文明的世界主义视野中，本章所论及的现代日本精神史上的各种事件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重新评价与承认。完全基于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无法对人类的苦难进行有意义的解释。这正是日本面临的困境：在“联合国中心主义”和坚持日美同盟的方针下，日本的近代历史无法获得精神上的协调解释。在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框架中，人们也无法与过去、与他者达成有意义的和解与共识。

因此，关注历史与人类命运的人无疑会看到下述事实：在世界各民族走向普遍价值的全球化与全球秩序的法治化的时代大趋势中，日本迄今并未因其独特的精神历程而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更未成为人类文明进程的标杆。在这个正在展开的文明进程中，日本最终会扮演怎样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公正地对待了自己和他者的历史。

注释

[1]当然，“含笑赴死”自身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创造的神话，神风特攻队员的选拔，实质上更接近一种“被迫”的自愿制度，参见［美］大贯惠美子：《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石峰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五章。

[2]参见［日］安丸良夫：《近代天皇观的形成》，刘金才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三章。

[3]关于苏联参战是促使日本投降的关键因素的看法，参见［日］小代有希子：《躁动的日本：危险而不为人知的日本战略史观》，张志清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40—241页。

[4]［日］小森阳一：《天皇的玉音放送》，陈多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6—30页。实际上，早在1945年2月，近卫文麿就曾上奏天皇，提议就投降进行交涉，但遭到天皇拒绝。日本平民的伤亡，主要发生在这之后的数个月内。

[5]［日］丸山真男：《超国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载《丸山真男集》第三巻，岩波書店，1995年，第34—35页。

[6]参见拙文：《〈菊与刀〉与世界秩序的建构》，收录于《正眼看世界：历史、国家与文明新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7—101页。

[7]参见［美］曼彻斯特：《美国的恺撒大帝：麦克阿瑟》，黄瑶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下册，第126—128页。

[8]这一期间美国国内对天皇战争责任问题的严厉态度，参见［美］涩泽尚子：《美国的艺伎盟友：重新想象敌国日本》，油小丽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0—102页。

[9]关于《日本国宪法》的制定过程，请参照本书下一章的叙述与分析。

[10]原文见［日］日高六郎編：《戦後日本思想大系1 戦後思想の出発》，筑摩書房，1968年，第245—246页。

[11]［日］野坂参三：《天皇と天皇制》，载日高六郎編《戦後日本思想大系1 戦後思想の出発》，筑摩書房，1968年，第111—113页。

[12]［日］宮村治雄：《戦後天皇制論の諸相》，载中村正則等編《戦後思想と社会意識》，岩波書店，2005年，第32页。

[13]［日］高坂正顕：《新しき試練へ踏出せ》，载日高六郎編《戦後日本思想大系1 戦後思想の出発》，筑摩書房，1968年，第62—63页。

[14]［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袁雅琼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1页。

[15]原文见文藝春秋編：《戦後50年 日本人の発言》（上），文藝春秋，1995年，第12—13页。

[16]相关的批判言论，可参见［日］小森阳一：《天皇的玉音放送》，陈多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二章；［日］纐纈厚：《“圣断”的虚构与昭和天皇》，毕克寒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5年。

[17]［日］波多野澄雄等：《決定版 日中戦争》，新潮社，2018年，序言，第7页。

[18]这里的历史叙述，参见［日］纐纈厚：《“圣断”的虚构与昭和天皇》，毕克寒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13—114页；［日］小森阳一：《天皇的玉音放送》，陈多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42页。

[19]［美］曼彻斯特：《美国的凯撒大帝：麦克阿瑟》，黄瑶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下册，第135页。

[20]［美］贝尔加米尼：《天皇与日本国命：裕仁天皇引领的日本军国之路》，王纪卿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年，第125页。另参见：［日］田中利幸、［澳］麦科马克、［英］辛普森编：《超越胜者之正义：东京战罪审判再检讨》，梅小侃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4页。

[21]原文见文藝春秋編：《戦後50年 日本人の発言》（上），文藝春秋，1995年，第20—21页。

[22]原文见［日］日高六郎編：《戦後日本思想大系1 戦後思想の出発》，筑摩書房，1968年，第53—58页。

[23]关于“大正民主主义”的讨论，请参照本书第四章的附论。

[24]［日］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国」》，新曜社，2002年，第67—69页。

[25]［日］松下圭一：《大衆天皇制論》，载宇野重規編《民主主義と市民社会》，岩波書店，2016年，第79—98页。

[26]参见［日］竹前栄治：《占領戦後史》，岩波書店，1992年，第111—119页。

[27]依据议论主题和政治进程的关联，有的日本学者将战后民主主义议论分为三个阶段。战后初期的活动被称为“启蒙时期”，在这期间美浓部达吉、尾高朝雄、长谷川如是闲等“老自由主义者”对民主主义理念和制度的解释占据了言论空间的显要位置。20世纪50年代后，以丸山真男为首的大学“新晋教授”就国内民主政治路线、国际上的冷战体制等展开了多方的议论，这一时期被视为战后民主主义的第二期。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日本国内反体制运动的衰落，第三期的民主主义活动开始学术化，主要表现为对政党政治、选举行动等进行的实证研究与分析。参见［日］関嘉彦：《戦後日本の国際政治論》，一藝社，2000年，第三章。

[28]［日］日高六郎編：《戦後日本思想大系1 戦後思想の出発》，筑摩書店，1968年，第7—8页。

[29]［日］平石直昭：《理念としての近代西洋》，载《戦後思想と社会意識》，第54—57页；另参见［日］成瀬治：《世界史の意識と理論》，岩波書店，1977年。

[30]［日］子安宣邦：《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第190—191页。

[31]参见［日］道場親信：《占領と平和：〈戦後〉という経験》，青土社，2005年，第391—409页。

[32]［日］丸山真男：《増補版 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 追記·付記》，载《丸山真男集》（第九卷），岩波書店，1996年，第173—174页。

[33]［日］丸山真男：《普遍の意識欠く日本の思想》，载《丸山真男集》（第十六卷），岩波書店，1996年，第60页。

[34]参见［日］高橋哲哉：《戦後責任論》，講談社，1999年，第110—130页。

[35]28名被告当中，有两名在审讯期间死亡，一人（即大川周明）因精神失常而被送往精神病院，后来免于起诉。东京审判的对象只限于甲级战犯，且只对首批战犯进行了审判；乙级战犯和丙级战犯的审判分别在横滨、上海、马尼拉、新加坡等地举行，审判的结果大约有一千余人被处以死刑。

[36]参见［日］吉田裕：《日本人の戦争》，岩波書店，2005年，第32—35页。

[37]比如，田中正明就是全盘否认东京审判的代表人物之一，参见［日］田中正明：《東京裁判とは何か》，日本工業新聞社，1983年。

[38]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由于担心遭到第三国的禁运，决定不发布宣战布告。不过，1937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以及同年9月4日天皇在临时国会开始时发布的敕语，事实上相当于“宣战诏书”；参见［日］藤原彰：《日中全面戦争》，小学館，1982年，第90—91页。

[39]参见［日］田中利幸、［澳］麦科马克、［英］辛普森编：《超越胜者之正义：东京战罪审判再检讨》，梅小侃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五、第十三章。

[40]参见［美］布拉克曼：《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梅小侃等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87—412页。

[41]参见［美］涩泽尚子：《美国的艺伎盟友：重新想象敌国日本》，油小丽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3—118页。

[42]转引自［美］菲尔德：《在垂死皇帝的王国：世纪末的日本》，曾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2页。

[43]参见［美］菲尔德：《在垂死皇帝的王国：世纪末的日本》，曾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章。

[44]关于日军所犯罪行的介绍，可参见［美］戴维斯、［美］温：《进攻日本：日军暴行及美军投掷原子弹的真相》，臧英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日本历史学家江口圭一在《日本十五年侵略战争史（1931—1945）》（杨栋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一书中，对日军在占领地实施的大屠杀、掠夺、奴役、贩卖毒品、生化武器的使用等，都有简洁的叙述；伊香俊哉在《战争的记忆：日中两国的共鸣和争执》（韩毅飞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中，也有大量日军虐杀平民和战俘的叙述。另外，关于日军罪行的分析，请参见本章附论。

[45]［日］鶴見俊輔：《日本の思想百年》，载宇野重規編《民主主義と市民社会》，岩波書店，2016年，第76页。

[46]比如，笔者偶然翻阅的一本日文杂志《DAYS JAPAN フォトジャーナリズム》（2014年第10期）当中，就刊载了竹见智惠子撰写的《14岁少女的战争》一文，这篇文章重现了一位菲律宾少女被日军强奸后被送往“慰安所”的经历。该期杂志同时还刊载了渡边奈美制作的日军“慰安妇”地图，并再次揭露了这一制度的本质，即“性奴隶”制。关于战后日本国民反战、致力于揭示历史真相的活动，还可参见本书第六章及其附论的相关叙述。

[47]［日］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7巻），筑摩書房，1981年，第31页。

[48]［日］竹内好：《方法としてのアジア》，载《竹内好セレクションII》，日本経済評論社，2006年，第45页。另外，关于“作为方法的亚洲”这种说法，请参见本书第二章的相关讨论。

[49]［日］竹内好：《日本とアジア》，载《竹内好全集》（第八巻），筑摩書房，1960年，第91—92页。

[50]参见［日］桂秀実：《革命的な、あまりに革命的な：“1968年の革命”史論》，作品社，2003年。

[51]［日］庄司興吉：《現代日本社会科学史序説》，法政大学出版局，1975年，第158—160页。

[52]［日］丸山真男：《普遍の意識欠く日本の思想》，载《丸山真男集》（第十六卷），岩波書店，1996年，第56—57页。

[53]相关讨论，可参见［日］中島岳志：《アジア主義：その先の近代へ》，潮出版社，2014年；［日］坂本多加雄：《日本はみずからの来歴を語りうるか：「世界史の哲学」という遺産》，载酒井哲哉編《平和国家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岩波書店，2016年。

[54]下文对这个事例的描述，参见［日］中島岳志：《八紘一宇と平和憲法：下中彌三郎の超国家主義》，载三浦信孝編《戦後思想の光と影》，風行社，2016年，第162—178页。

[55]参见［日］村田邦夫：《21世紀の「日本」と「日本人」と「普遍主義」》，晃洋書房，2014年；关于现代日本的“和平主义”的详细讨论，请参见本书的下一章。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54页。

[57]［日］廣松渋：《近代の超克——昭和思 想史の一つの視角》，講談社学術文庫，1989年，第158页。

[58]参见［日］川田稔：《日本陆军的轨迹（1931—1945）：永田铁山的构想及其轨迹》，韦平和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61—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