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遭遇”暴行现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国民意识中，有一个让人们感到难以处理的污点，那就是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一系列暴行。那么，它所折射出的战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内心深处幽暗的一面，在战后得到了怎样的处理？人们似乎很熟悉这一暴行的历史，但这种暴行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这些问题让我想到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的一个警句：“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1]在人们的历史记忆层面占据固有位置的战争记忆，同样如此。比如，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探讨德国纳粹主义犯下的种族大屠杀罪行的原因时，就批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各种解释。他说，众多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解释，“将刺痛从大屠杀中拔除了出来”，从而导致这种严酷的人类经验无法“以严肃的方式”进入到当代意识中去。[2]

这里之所以要援引以上两则说法，原因在于一种体验。阅读新近出版的由田古治子和西奥多·F.库克共同撰写的《日本人口述“二战”史：一部日本平民亲历者的战争反思录》，再次“遭遇”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的各种罪行的现场，“遭遇”历史真相，迫使人们“以严肃的方式”进入相关问题。“南京大屠杀”和“731细菌部队”是这种罪行的象征。这里摘录一段读者必然“遭遇”的一个现场来开始我们的探索之旅：

一把好刀无须费力，只要轻轻一动就能砍下一颗头。

但即便如此，有时我还是会搞砸。通常俘虏们的身体已经因拷问而变得异常虚弱。他们的意识是半清醒的，身体也会不自主地摇晃，并且下意识地移动。因此有时我会砍中他们的肩膀。还有一次，有个人的肺脏就像气球一样弹出来掉到地面上，这画面令我无比震惊。不过接下来我就立刻全力向他的脖子砍去。因为动脉被切断，血立刻就喷溅出来。身体马上就会倒下，不过毕竟人的脖子不是水龙头，血很快就停止喷射。每次看到这种场面，我都会体验到一种狂喜。[3]

这位自述者名叫鹈野晋太郎，负责情报收集工作。据他的自述，他在太原日军监狱工作时，“如果超过两周没有砍一次头”，就会“觉得全身不舒服”。面对两位学者的采访，他还非常坦然地说：“假如我们今天的会面是发生在战争时代，那么我见到你的第一刻就一定会注意到你的脖子。”

上面引文描述的血腥场面会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感到毛骨悚然。这种暴行“现场”的冲击打破了我们的日常心境：战争中的暴行不再是“熟知”的，而是一种有“刺痛”的体验。这就是上面所说的“遭遇”历史真相的含义。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各种“屠杀”“惨案”罪行，称其为“大量虐杀”“以残酷手段进行的大量杀害”或许更为准确。任何一次在文字或视觉上与这些罪行的新的“遭遇”，都依然会让我们震惊和沉思：侵华日军何以犯下如此罪孽？将鹈野晋太郎解释为变态杀人狂，显然并不符合事实，从目前公开的史料来看，侵华日军的这种残虐行为几乎遍及其所到之处。罪行规模大小不同，但在残酷性上可以说不分上下。[4]

这种让人震惊的心理效果，首先源于日军虐杀的个体性特征，即日军个体针对受害者个体施加的各种暴行。侵华日军针对俘虏与平民的虐杀行径，普遍包括肢解、剖腹、斩首、挖眼、割舌、火烧、水淹等惨绝人寰的方式。[5]我们无意比较迄今为止人类史上各种屠杀的残酷性，但在最近一个世纪发生的暴行中，上述虐杀手段与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行动所具有的“远距离和技术”特征——这些特征保证了屠杀者对受害者的“盲视”，从而保证了他们个人“道德完整”——形成了尖锐的对照。前面提到的鲍曼曾说，他初次接触纳粹德国的大屠杀之后，发现那是一种无法以“简单且理智上很舒服”的方式加以解释。其实，他说的同样是一种心理效果。

我们在上面引述的鹈野晋太郎的回忆，因其个体属性而穿透了时空与国家记忆——通常强调民族整体的苦难与抵抗的正义属性——的阻隔，它所形成的图像可谓瞬时显现、横亘在读者眼前，其势迫人，让读者以个体的方式“遭遇”真实的历史。这里说“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说其他记忆方式不真实，而是强调历史真相的个体性侧面得到了突兀的呈现。口述史的这种当事人现身说法的历史书写方式，将关于历史的个体记忆与国家记忆的异质性凸显了出来。

二、历史记忆的个体性

我自己第一次接触关于大屠杀的非教科书式描述，是在一家书店。当时我偶然看到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Iris Chang, 1968—2004）撰写的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并阅读了一部分，备感冲击。后来，我购买了包括这本书的中译本以及日本历史学家津田道夫著作的中译本在内的数种图书和资料。通过阅读，我对这一历史事件有了初步认知。[6]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所发生的事情，从此不再是一个抽象名词与整体描述，不再是历史教科书中的数字，而是一个个生命个体的受难画面。

我在这里写下上面的个体记忆，并非没有目的。上面的说法自然有着源于个体经验的局限性，但也不会因其个体属性而显得微不足道，因为它首先是一个真实个体的历史记忆建构的真实过程，是个体进入历史的一种真实的方式。同时，更重要的问题也在这个过程中浮现出来，那就是我们今日的读者在阅读这种非教科书式的历史叙事时，可能依然难以理解，当年日军何以如此行事？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战后的和平主义精神？

迄今为止，很多历史学家都对日军行为进行了解释。比如，荷兰历史学家伊恩·布鲁玛给出了一个综合的回答：“一说根源在于日本文化的病态和武士道精神等因素；又说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恐怖行径，发号施令者远在东京，目的是迫使蒋介石政府屈服；还有说是吃尽苦头的军人产生了厌战情绪，继而大肆寻找发泄渠道。”[7]这三点原因涉及文化属性、意识形态、政治意图、现场的情境等，很能说明问题。

事实上，对于这些说法，我们不难找到相应的历史根据。比如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通过躲避于佛门而最终脱险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工兵团营长钮先铭（1912—1996），在当时的回忆中就有“迫使中国屈服”的认知。[8]钮先铭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法国留学的经历，他与其同时代人的判断，自然会让人们重视。

另外，布鲁玛的说法与前面提到的津田道夫的说法也有共同之处。不过，津田更强调内在于平民自身的“虚无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精神结构的病理。他援引日本作家鹿地亘的说法，认为平民的虚无主义表现为“狡猾的强盗性”“不劳而获意识”“趁火打劫性”和“地痞的破坏性”。这是一种强调内在于近代日本国民与文化的“野蛮性”的看法。关于这一点，钮先铭在回忆录中有所提及。另外，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作《菊与刀》中，引述了一位日本作家的说法来表明近代日本人极端矛盾的性格，大意是说，剥开日本人文明的外表，“露出的是海盗”。

对于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津田引用了被称为“有良心的”文艺评论家杉山平助在1937年末《朝日新闻》南京支局记者谈话会上的一段说法，颇具代表性：

我认为，战争一旦开始，为了胜利，为了确保战果，采取什么手段都行，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道德都是无力的，无能的。今后的战争，区别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不可能的。迅速的歼灭也是一种慈悲。……我刚听了抱着儿子的死尸，在雨中持续哭了三天的支那老太婆的话。在莫愁湖边，躺着这个死尸。老太婆抱着这个死尸，抚弄着脸，摩挲着脚，三日间持续地哭着。……然而，天就是无动于衷的！地也是无动于衷的！……所以我对这个眼泪满眶的支那人的苦恼，只是报以冷笑。奴隶的生命本不值一提。同时我们的生命也不值一提。当前，对于我们来说，惟有努力。惟有豁出性命保卫日本。

这篇文章题为《支那和支那人和日本人》，1938年发表在当时被视为进步杂志的《改造》上。[9]这种让人感到冷彻骨髓的虚无主义意味着对包括自身在内的生命价值的全部抹杀。美籍犹太裔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有一种说法，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极权主义”根源：“彻底的恶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在这种制度中，一切人都同样变成了多余的。……极权主义的杀人者最为危险，因为他们连自己是死是活都不在乎……”[10]这种将罪恶的起源归因于制度的说法，我们在上面的引文中找到了经验的证据。

当然，这些问题并没有简单明了的答案。前面提到的社会学家鲍曼以及迈克尔·曼等将纳粹德国的种族屠杀行为追溯至内在于现代性的潜在属性，可谓对纳粹类型的残酷行为的深刻说明。[11]这些将大屠杀归因于现代官僚制度的说法，最初源于阿伦特在1963年使用的“行政性屠杀”（Administrative Massacres），用以说明庞大的国家官僚体制的非人格特征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12]无独有偶，丸山真男早在1949年撰写的分析军国主义行为的一篇文章中，在分析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在“南京残虐事件”中的角色时，也使用了“官僚精神”（马克斯·韦伯语）一词，借以说明近代日本政治“无责任体系”造成的恶果。

不过，不同于德国纳粹以“死亡工厂”“死亡集中营”方式进行的种族屠杀，侵华日军暴行主体的广泛性与个体性，似乎无法简单用现代官僚行政制度的“恶”来加以解释。关于日军暴行的分析，似乎还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就此而言，当迈克尔·曼提到早期年代的屠杀比现在更加残忍时，他或许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解释的线索。比如，武士道被视为日本文化的代表，但武士滥用暴力的顶峰，就是“竟用无辜者的头颅来试那新到手的刀”。[13]

这种暴力与残酷性显然只有在非法治的前现代才有可能。在前面引述的鹈野晋太郎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暴力的痕迹。

面对历史的真相，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或许是我们能给出的唯一回答。事实上，这也是前面提到的《日本人口述“二战”史》两位作者的心声。日本战败后，很多人士投入挖掘历史真相的工作中，这些致力于直面历史的个体的努力，无疑会让读者获得面向未来、致力于未来的精神动力。

三、历史真相的复杂：战后对731细菌部队的处置

历史的真相得到怎样的揭示，人们又从中获得怎样的经验与教训，这些都依赖于个体和群体的努力。2017年8月13日，日本放送协会NHK播放了大约50分钟的题名为“731部队的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的纪录片，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该片提出的问题极其尖锐：本来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生，何以参与到人体活体实验和活体解剖这些丧失人性的残酷行为中？

该记录片的主创人员以1949年苏联主导的731战犯审判（“伯力审判”）的现场录音为主要证言，系统地揭示了731部队组织者石井四郎（1892—1959）与当时日本医学界通力合作的事实：731部队的残酷暴行是日本帝国源于精密的科学与理性算计的结果，是日本国家意志的体现。

石井四郎早年以第一名的身份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院，因其在731部队的特殊“功绩”，在战争结束前已经升至陆军中将，这是军医所能获得的最高军衔。石井与自己的导师、时任京都大学医学院院长的户田正三合作，先后选拔了40名顶尖医学研究人员到位于哈尔滨郊外的731部队秘密实验室进行所谓研究工作。这40名人员来自多所日本大学与研究机构，其中京都帝国大学人数最多，共派遣了11名，紧随其后的东京帝国大学派遣了6名。为支持731部队的细菌武器与化学武器的开发，日本政府每年投入巨额研究资金，是政府强力主导的国家项目，被比拟为美国同期进行的以核武器研制为目的的“曼哈顿计划”。

日本战败后，美国为获得731部队的研究资料，以石井四郎等罪大恶极的“战犯”提供全部研究资料为条件，免除了他们的战争责任。美国国务院在1947年9月8日对联合国占领军司令官麦克阿瑟下达的绝密文件及随后的“备忘录”中写道：“对美国来说，731部队的细菌战资料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对石井等人追究为战犯所产生的价值。这在美国的国家安全保障上，更为重要。”[14]结果，多达三千余人的受害者的正义遭到了第二次蹂躏——穷凶极恶者的罪孽，因所谓的国家利益而被掩饰起来，战后世界秩序的不义以及世界政治中的现实主义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731部队的研究始终以秘密方式进行，加之美日之间的丑恶交易，所有当事者都三缄其口，结果其罪行长久以来不为人所知。石井四郎自然得以安度晚年，户田正三等人更是在战后的日本享受了医学权威的美名；其中，更有甚者，比如主导活体冻伤实验（实验活体从数个月大的婴儿到成人不等）的吉村寿夫竟然矢口否认自己参与实验的事实。

在石井四郎死后，731部队的残酷行径逐渐得到了揭发。1981年11月，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出版了题为《恶魔的饱食：“关东军满洲731石井细菌部队”恐怖的全貌》的纪实作品，731部队的真相开始大白于天下。这部书前后卖出一百多万册，成为当时的畅销书。1985年8月，英国ITV电视台在英国播放了名为“731部队——天皇是否知道？”的电视节目。同年12月，美国ABC电视台购买了这一节目，并在美国播放，731部队的罪孽进一步为人所知。[15]日本的有识之士，比如历史学家常石敬一、松村高夫、吉见义明等人，也对731部队进行了持续的研究，出版了许多研究成果。在上面介绍的纪录片中，NHK更是不为尊者讳，将复杂、残酷的真相再次呈现出来。

当然，历史记忆并不仅仅依赖于上述研究成果的客观呈现。如前文提到的，个体每一次与历史事实的“遭遇”，更是构成了当下记忆乃至历史自身的一部分。那些遭到虐杀的个体生命，那些仅仅被称为“马鲁太”（又译为“马鲁他”，即实验材料之意）的无名生命，属于他们的正义如何才能得到哪怕一丝的挽回？将本来是被俘的抗日士兵或游击队员污蔑为“马贼”，731部队的研究人员试图维护自己的“道德完整”。那么，那些成为活体实验牺牲者的妇女和儿童呢？森村诚一在《恶魔的饱食》中详细记载了一些罪行的现场，其深刻的用意正在于此：

1943年的某一天，他们把一个中国的少年带进了解剖室。据原部队人员说，这个少年并非“马鲁太”，估计可能是从哪里拐骗来的，详情不得而知。……他们首先把浸透了哥罗仿（麻醉药）的脱脂棉捂在那个躺着的中国少年的嘴和鼻子上进行了全身麻醉。……从这个沉睡中的少年身上依次取出肠、胰、肝、肾、胃等各种内脏，分别计量之后把它们丢进了桶里。……“喂，还活着呢……”不知是谁这样说道，这可以再造一个活人。[16]这是让人窒息的一起关于“活体解剖”的描述。[17]森村诚一写道，这个少年“本人也不会知道自己被活生生地解剖的理由”，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理由。据一个原731部队人员回忆说，解剖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取得一个健康的男少年的内脏”。森村在书中还记述了一对俄国母女惨遭杀戮的细节。事件发生在1945年7月，日本投降的前夕。一位原731部队人员这样作证：

母亲个子不高，一头金发，30岁左右；那个女孩最多不过三四岁……即将往室内送毒气时，偎依在母亲脚下的那个女孩还抬起头来，从玻璃屋内以好奇的目光环视着四周。母亲用双手静静地按着这颗放射出天真目光的褐色头发的小脑袋。这时，女孩把头贴在母亲的怀里，一动也不动……正在这时，毒气喷射进来了。……可怜的母女俩人紧紧地靠在一起先后断气了。母亲的手始终放在女儿的头上。……当时我的工作是……握秒表，测母女咽气的时间……

人世间的残酷与个体命运的悲惨，或许莫过于此。尽管如此，正如西里扶甬子指出的，731部队的队员们，“没有同其他多达1000人的甲乙丙级战犯一同被处刑，而是在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以被‘尊敬’的市民身份生活着”，在“子孙绕膝”中“静静地老去”。在历史罪恶未得到清算的情况下，人们若无其事地享受着731部队活体实验获得的医学成果。[18]这也是历史的真相。

四、罪孽发生之后：救济还是忘却

如果说后世学者关于侵华日军暴行的总结，因其固有的抽象性和客观性而掩饰了一部分人类经验的意义，那么当事者的说法就成了我们认知历史真相时相对有效的参照物。比如，本文开篇处提到的鹈野晋太郎在其口述中曾自问自答道：“你或许会问，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杀人。因为那是件很容易的事情，自然而然就发生了。”这可能是侵华日军在暴行现场的逻辑；而在暴行现场之外，有着深一层的观念逻辑：

我抱定这种信念并按此行事，确信自己所做的是“正义之事”。因为所有人都是按照长官的指令行事，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行动，是在为祖先的英灵尽孝。在战场上，我们从未看重中国人的生命。当你一路高歌猛进时，失败的一方看上去真的很卑劣。因此我们认定，大和民族是更高级的种族。[19]

这些说法反映了日军暴行发生的一些原因，包括现场的情境与意识形态灌输的结果。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津田道夫曾经指出的对中国的“蔑视”，这种全日本存在的“蔑视中国乃至中国人的思想”与基于天皇崇拜的“圣战”结合在一起，“大屠杀在士兵个人的精神上便被日常化了”。[20]鹈野晋太郎的回忆，完全佐证了历史学家的判断。近代日本的这种蔑视中国与中国人的观念，在甲午战争前后已经大致定型。[21]

不过，与学者的总结不同，上述引文是一个真实加害者个体的回忆。那一刻他既没有掩饰真相的必要，因为他已经获得基于法律判决与惩罚后的免责；同样，他更无夸大真相的必要，因为他克服了巨大的心理障碍，正在为自己“犯下的罪行深深地忏悔”。那么，这种微观的回忆与记忆的真实属性，是否最终说明了日军肆意施加暴行的原因？

面对伤痛记忆，人们获得精神安慰的途径或许只有两条：其一是获知历史的真相；其二是获得来自加害者的道歉。对于暴行何以发生的解释，从属于对历史真相的揭示。在这个意义上，发生在距今近七十余年前的这场战争至今仍未终结。尽管有许多日本有识之士在致力于发掘历史真相，并向受害者道歉，但作为国家代表的日本政府，表现得却极其不合格。

退一步而言，即便日本官方可以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国策进行某种程度的“正当化”辩解，但对于确凿无疑的事实——日军针对无数个体的惨无人道的虐杀行为，除了坦然面对、真诚道歉之外，并没有其他的选择。然而，作为国民代表的日本政府似乎尚未意识到问题的所在。西里扶甬子在其作品中写道：“我认为，日本在学校里向下一代传承如此真实历史的努力显著缺失。中国人的‘怨’来自何处，为何他们所报为‘德’，年轻的一代完全没能理解。”[22]

西里指出的这一点，可以说是人们对日本历史教育问题的普遍共识。比如，日裔美国学者米山·理佐指出，战后日本国民仅仅记得本国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打击等苦难部分，而“不敢将日本帝国的殖民地统治以及在日本人民的名义下实施的残暴行为作为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加以叙述，支配着这一行为的，可以说是‘忘却的政体’”。米山接着指出，这种政体的既成性格——沉默与隐瞒，与战后冷战世界秩序有着共犯关系。但在冷战结束、全球化加速的20世纪90年代以降，承认过去的错误并进行道歉，才是日本政府最有效的策略。[23]

众所周知，“以德报怨”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下达的命令，告诫将士不要报复缴械的日军。这种宽大的人道主义胸怀，真实表现了中国文化的人道主义本质。我们继续看一下鹈野晋太郎的回忆：

我由衷地相信，是中国共产党饶了我一命。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与美国人和盟军大不相同，后两者绞死了1068名俘虏。

……

每天我都提心吊胆，担心明天自己会不会被处以死刑？每每想到此处，我都彻夜难眠，睡梦中常常听到母亲的呼唤。但是，中国共产党给我的惩罚只是13年的有期徒刑。宣判之后，幸存的中国家庭质问法官并且大声哭诉。而最后的结果为，我只要服刑8年就可以出狱。[24]这是国家层面上“以德报怨”的结果。战后的日本社会当中之所以有着一股强大的和平主义思潮，与普通的日本国民对自身在战争中的遭遇以及对战争的深刻反省直接有关。鹈野晋太郎能够最终对自己的暴行进行忏悔，更是与战后中国政府“以德报怨”的宽恕政策有关。在这个意义上，战后日本和平主义精神的确立，是经历过战争的人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五、尾声：我们要怎样的历史记忆

本文在叙述过程中还触及了另外一种类型的问题：关于历史的国家记忆垄断或者说代表了复杂的历史记忆自身。尤其当个体记忆被国家记忆所代表并遮蔽时，人们就失去了审视历史与文明进程的最重要的视角，即人的尊严与权利。对于这一点，旅日中国学者聂莉莉的一则说法引人深思。针对日军731部队以及1644部队于1941年11月4日在中国常德发动细菌战的后果，她从受害者历史记忆的角度，颇为详尽地记录并分析了幸存的当事者及遗属的证言。在全书的最后，她写道：

一直以来对日本军队所犯下的战争罪行的指责是笼统的，缺少活生生的每一个人、家庭、地区社会被侵害的具体形象，对其反人道性质的追求缺失了人本身。受害者的痛苦经历应该是反映出犯罪者原形的“镜子”，活生生的具体的受害经历，能够清晰地映照出加害者对人道进行侵害的原形。[25]

这种对“受害者痛苦经历”的记录，可以将前文提到的“刺痛”还原到人们的历史记忆中。在阅读这部书中的民众证言时，读者必然再次“遭遇”罪行的现场，而这种现场感是其他记忆方式很难提供的珍贵体验。所谓“以史为鉴”，对于个体而言，归根结底就是以自己体验的或记忆中的历史为坐标，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建构一个有意义的秩序，从而为生活提供不可或缺的意义体系与心理能量。

这么说的目的，并不是要指出在共同体生活中同样不可或缺的国家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局限，而是要将我们的历史认识引向深入。在人们的历史意识和现实的行动之间，往往有着人们觉察不到的直接关联，并最终决定着我们时代的文明属性和文明程度。对于遭受侵华日军迫害的个体及其遗属而言，如同他们的证言所彰显的，战争并未简单地结束。这些个体的生命与福祉，有必要纳入某种“国家记忆”的秩序中，让他们真正感受到战争已然终结。

某种程度上，在真相得到彻底揭发、道歉得到受害者回应之前，战争并没有结束；对于加害者而言，这一点更是如此，他们将不得不背负沉重的道德上的罪恶感。这就是米山·理佐所说的“忘却的政体”难以为继的根本原因。或许是意识到这一点，自“二战”结束以来，一些日本有识之士一直致力于揭发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种种罪孽，并试图从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对受害者进行救济。这些来自加害者一方的行动，在促使历史和解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本文所选的一些残酷事例与引述多取自日本（或日裔）学者的著述，用意也在于此。

2018年4月2日，常年致力于追究731部队真相的日本有识之士做出了新的努力，他们结成团体，要求京都大学取消一位名叫平泽正欣的人的学位。平泽是原731部队的队员，1945年5月从京都帝国大学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人们要求取消其学位的理由是，他的学位论文使用的实验数据正是来源于人体的活体实验。这一最新的举动是对历史真相的继续揭发，也是对和平主义精神的坚持与维护。

在这些真实的个体的努力中，有着人性的曙光。

注释

[1]［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0页。

[2]［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7—8页。

[3]［日］田古治子、［美］西奥多·F.库克：《日本人口述“二战”史：一部日本平民亲历者的战争反思录》，小小冰人、潘丽君等译，重庆出版社，2018年，第131页。

[4]比如，东史郎就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一起日军个人的虐杀行为，参见［日］东史郎：《东史郎日记》，王奕红等译，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04—205页。

[5]参见孙俍工编：《沦陷区惨状记：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

[6]张纯如：《南京大屠杀》，马志行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日］津田道夫：《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程兆奇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

[7]［荷］布鲁玛：《创造日本：1853—1964》，倪韬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2页。

[8]钮先铭：《佛门避难记》，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9]［日］津田道夫：《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程兆奇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79—80页。

[10]［美］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林骧华译，2014年，第573页。

[11]［英］迈克尔·曼：《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严春松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12]［美］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安尼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

[13]［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张俊彦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

[14]［日］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日本731细菌战部队揭秘》，骆为龙等译，第二集，学苑出版社，2007年。

[15]［日］西里扶甬子：《在刺刀和藩篱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王铁军等译，沈阳出版社，2017年。

[16]以下两个事例，参见［日］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日本731细菌战部队揭秘》，骆为龙等译，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一集，第67—69页；第二集，第54—55页。

[17]在日本士兵留下的回忆录中，也有类似的罪行描述。比如，在《异域之鬼》（品野实）这本回忆录中，就记载了1943年初在云南拉孟的一起罪行，而罪行的动机仅仅是“观察活体反应”，参见［日］伊香俊哉：《战争的记忆：日中两国的共鸣和争执》，韩毅飞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0页。另外，这种暴行并非出现在战场。比如，1945年美军飞行员俘虏在九州大学医学部遭到活体解剖的事件，广为人知；这种罪行的实施也仅仅是出于医学实验目的。

[18]［日］西里扶甬子：《在刺刀和藩篱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王铁军等译，沈阳出版社，2017年，前言，第1—2页。

[19]［日］田古治子、［美］西奥多·F.库克：《日本人口述“二战”史：一部日本平民亲历者的战争反思录》，小小冰人、潘丽君等译，重庆出版社，2018年，第129页。

[20]［日］津田道夫：《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程兆奇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84—86页。

[21]关于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民众对华态度的变化，请参照本书第二章及其附论当中的相关讨论。

[22]［日］西里扶甬子：《在刺刀和藩篱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王铁军等译，沈阳出版社，2017年，第419页。

[23]［日］小森阳一、高桥哲哉编：《超越民族与历史》，赵仲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95—196页。

[24]［日］田古治子、［美］西奥多·F.库克：《日本人口述“二战”史：一部日本平民亲历者的战争反思录》，小小冰人、潘丽君等译，重庆出版社，2018年，第127—133页。

[25]聂莉莉：《伤痕：中国常德民众的细菌战记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