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生死考验之后，“民主主义”成为它表达和建构自我意识的最新观念。如同“亚洲”“西洋”“东洋”“世界”这些历史上的建构与表述自我意识的说法，在“民主主义”观念的深层，我们探察出了它在精神史演进脉络中的位置。尽管“战后民主主义”这一观念内部包含着矛盾，但没有人怀疑，日本在国内秩序上已经确立了法的统治，完成了自身的文明化。

在上一章中，我们探讨的起点是日本站在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的那一时刻，日本天皇通过发布《终战诏书》为前后两个时代建立了强烈的纽带。这部诏书的本质精神，是日本国民在19世纪早期自我意识觉醒时刻所听到的召唤——“尊王攘夷”，它包含了生存的意志、权力的意志以及文明的意志，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达。在战败的时刻，它是“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信道义，坚守志操；誓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落后于世界之进运”。战后日本国民倾心于民主主义的精神起点，存在于《终战诏书》中。

这正是承诏必谨！604年，时任摄政的圣德太子制定了《宪法十七条》，其中第三条规定：“君则天之，地则臣之。天覆地转，四时顺行……是以君言臣承，上行下靡。故承诏必慎，不谨自败。”这种东亚世界古老的儒学王权精神，随着明治天皇在1868年的亲政，再次登上日本的政治舞台。1945年8月15日的《终战诏书》让数百万军队放下武器，日本国民开始全力以赴奔向国家重建的现场。在这一精神的导引下，日本国民将此前与殖民帝国竞争以及发动战争的激情和能量，悉数投入战后国家重建的时代洪流中。日本最终取得了奇迹般的复兴，而复兴的标志就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成功召开。到1968年，日本的经济总量超过当时的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个“奇迹”的发生，有着一种特定意志和欲望的支撑，而它在历史世界中的呈现，就是我们迄今为止追踪过来的那一精神。

从精神帝国走向政治帝国，这是近代日本精神能量释放和转化的方向。1945年8月15日，作为政治帝国的日本虽然轰然崩塌，但这不是日本精神史的终结。它放弃了发动战争的国家权力，选择了和平主义，而这正是世界新秩序的精神。这一次，它再次做到了与世界同步。在此前的殖民帝国时代，在那个人类历史上最为危险的时代，日本也选择了与时代同步，但它加入的是帝国主义者的队伍，给自身和世界带来了巨大浩劫，最终与那个人类不光彩的时代一同遭到了埋葬。

但这一次，它选对了方向，人类也开始进入和平竞争时代。尽管日本对此还没有彻底领悟，这个时代也绝非完美，甚至还有无数的罪恶，但毕竟代表了文明对野蛮的胜利。在这个时代，日本再次点燃了它的精神火种，完成了奇迹般的复兴。它放弃了追求“政治帝国”的荣耀，但收获了“经济帝国”的果实。当然，你可以说这得益于天时、地利与人和。欧洲冷战局面的开启，中国革命的成功，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些事件常被人们用来解释日本的“机遇”。但是，我们也千万不要忽视日本国民的奋斗。为何日本如同踩着鼓点一般完成了复兴？这个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它仍在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属于这个时代和这个世界的。我们要回到历史的进程中，继续探寻“奇迹”发生的精神史轨迹。

与上一章不同，这一次我们将聚焦在它的“和平主义”上。如同“民主主义”一样，“和平主义”在形式上也是突然降临日本的。但是，它依然有着精神史的渊源，最终在新制定的《日本国宪法》中找到了与它匹配的形式——一部世界主义的宪法。

随着1947年《日本国宪法》的正式实施，作为宪法原则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与基本人权理念开始逐步成为日本国民的共识。而这些原则，正是新世界秩序的主导原则。近代以来日本为之分裂、苦恼的诸多问题，诸如“天皇”“世界”“文明”等观念的内涵，最终得到了宪法的明确规定，成为国民最高意志的表达。在这一宪法框架下，人们的精神能量得到了自由、充分的释放。

当然，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评判这部宪法，重要的是要解释它。从《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主权在君”到《日本国宪法》的“主权在民”，这一革命性转换是怎么完成的？它与日本国民的主权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它是一部“外部强加”的宪法吗？为什么要取消日本的交战权？日本现行宪法有着高度的争议性，自它颁布以来，争议就从未停歇，很多日本政治家必欲改之而后快。

但无论如何，从近代日本精神史演进的角度看，《日本国宪法》无疑是日本国民精神形态的最高表达；从东亚世界秩序变迁的角度，它是东亚传统世界主义精神的一种新生；而在最高的意义上，这部宪法则象征着近代特殊的民族国家历史的终结与普遍的世界主义历史的开端。

可以说，这是一部为新世界创制的宪法，近代日本精神演化的歧路也因为这部宪法而部分获得了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