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史的角度看，战败往往导致革命的爆发，而日本的战败，并不例外；其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次在GHQ（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也简称为“盟军总司令部”）主导下的无血革命。革命开始于1945年9月GHQ的进驻，它的最高成果是1947年5月3日正式实施的《日本国宪法》，以最高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战后日本的国家路线：在国内秩序上，它确立了以象征天皇制为核心的新天皇制度，建立了现代民主主义政治制度，以保护基本人权为最高的运行目标；在世界层面上，它放弃对外交战权，确立了以彻底的和平主义为精神的对外交往方式。

尽管在实践中这些宪法精神尚未得到完全落实，但精神自身得到了日本国民总体性的尊重与支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这部宪法视为近代日本精神的典范要素的结晶。那么，这部宪法在战后日本国民的精神演进历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与现代日本的国民精神有着怎样的关系？

在现代日本动辄成为政治热点话题的“宪法修正”，成为我们读取这部宪法与国民精神关系的有效事例。“宪法修正”及其讨论的历史，就是现代日本国民精神演进的历史。

事实上，日本修改宪法的呼声几乎与新宪法的历史一样长。随着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的生效，日本的国家主权得到恢复，宪法遂成为当时政治争议的焦点，但随后却因激烈的党派竞争和经济的高速发展，逐渐被冻结了起来。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国内政坛再次掀起强劲的宪法修改运动，引发了周边国家的广泛关注。[1]

2014年7月1日，安倍晋三内阁以内阁决议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享有“集体自卫权”，这意味着在“集体自卫”的名义下，自卫队可以参加战争。在不更改宪法条文的前提下，这次修宪运动暂时以宪法解释的形式告一段落。它的结果又被称为“集体自卫权解禁”。此次修宪运动声势浩大，赞成和反对的双方几乎都进行了总动员，日本国民遂开始重新审视这部因其著名的第9条而被视为“和平宪法”的困境与挑战：一旦日本修改了宪法的和平条款，日本必定会加速军备扩张，甚至军国主义也有可能死灰复燃。

为了下文讨论的方便，这里将第9条抄录于下：

（1）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以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2）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以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因周边国家乃至日本国民自身的历史记忆，尤其是一直以来日本自身的历史认识的暧昧，这种忧虑当然是必要的。不过，我这里强调的是，我们不能让这种忧虑限制了我们的认知视野，否则，我们将错失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历史转换的关节点——《日本国宪法》的制定与实施——的重新认识。作为战后新世界秩序自身的产物，作为战后世界秩序基本原理的现实化，日本新宪法的制定与实施，象征着后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以法律的方式驯服世界社会中的暴力开始成为主要政治议题。

然而，由于诸多原因，迄今为止这个关键节点以及它作为世界宪法史重要一环的事实，并未得到充分的认知与评价。目前关于宪法第9条的认识以及对“集体自卫权解禁”的关注，多集中在宪法解释学的层面。[2]因某种历史感的不在场或者说历史情境的缺乏，在日本国内的相关修宪讨论以及日本自民党提出的宪法草案（2012年4月27日公布）中，人们并不容易看到他们所汲汲以求的“日本传统”或“日本精神”。比如，在保守主义者眼中，日本精神是一种“美意识”“自然观”或“伦理观”，它表现为“心情的纯粹性”“无私”“清明心”“正直”“诚”等观念，而这些观念又只能在佛教、儒教、神道等宗教中去发现。[3]这些当然都是美妙的、让人心动的说法。但是，这些精神为何要以及如何反映到宪法上并未得到有效讨论。

目前，日本国内围绕宪法修正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第9条与现状之间的“矛盾”，而讨论的内容则涉及日本国家的安全保障和日美军事同盟。实际上，第9条所坚持的原则或规范，本质上依赖于日美军事同盟，而后者要求日本保持一定的“战争力量”，为美国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

那么，这是无法解决的“矛盾”吗？对于这个“矛盾”的认知，首先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作为这种认知基础的“事实—规范”这一二分法本身究竟具有怎样的含义。我在下面将指出，从世界秩序演进的视角，日本宪法修改并不是日本一国的问题，或者说，与作为“一国问题”的宪法修改相比，这部宪法所带来的结果以及激发的问题的世界属性，尚未得到恰当的认知。日本宪法存在的“事实”与它所制定的“规范”，需要在世界政治层面上加以重新理解与建构。

当然，上面的说法并不意味着，在迄今的宪法论争中某种世界主义的观点付诸阙如。日本著名宪法学家深濑忠一就曾指出：“‘和平宪法’并不是在人类历史的某一时刻偶然产生的，它是在人类与世界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应然而生的’，不仅如此，它的制定是遵循具有‘普遍性’和平思想‘历史潮流’的‘必然’结果。”[4]另外，法学家寺岛俊穗也从宪法第9条的“世界史意义”出发，论述了类似的普遍性与必然性。[5]这些说法触及了宪法问题的核心。

不过，这些学者的观点并非没有问题，他们过度强调了这部宪法的“必然性”以及它作为“历史潮流”的自然结果。比如，人们一再提及第9条与它的先行形态——被称为“巴黎非战公约”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1928年）之间的继承关系。但事实上，这种“继承关系”是否以及如何成立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因此，对于这种观念上的“必然性”的强调，使得他们并未有效揭示这部宪法与世界秩序生成之间的真实关联，因而这些观点不免被批评为“理想主义”的事后评论。相反，如果说这种“必然性”出自人们的实践，而非某种“法则”或理念的自然实现，那么我们就可以确认人类意志在这部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宪法创制过程中的角色，从而让我们获得关于人类事务和人类文明的新洞察。“必然性”或“法则”不提供属于人类自身的意义，我们只有还原人类自身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才能获得文明不可或缺的历史意义。因此，回顾日本宪法的和平主义的生成过程成为我们讨论的起点。

当人们指出日本宪法条文及理念蕴含的意义尚未被充分理解时，这种分析与论述自然构成对修宪运动推进者的批评。但值得留意的是，如果说任何“理解”都是基于特定历史情境的理解，那么对日本宪法的重新理解就必然是一个未完的过程，它依赖于我们自身对历史处境的判断。这样，与其说这种批判指向了修宪运动的支持者，毋宁认为这种批判首先指向自身。

对于坚持宪法理念的人而言，对自身和世界的持续反思将丰富他们对日本宪法与世界秩序的理解，从而为未来的政治行动提供有意义的思想与方案。而“和平主义”与“自由主义”构成了日本宪法的两大支柱，因此只有持续对它们予以反思，才能为这种指向未来的政治行动创造基础。

事实上，世界政治的参与者已然将战后日本的民主化与和平宪法的制定视为先例。在美国于2003年3月发动伊拉克战争前，战后日本的事例一再被美国政治家与国际关系学者所援引，借以论述美国在战后伊拉克问题上的政策及其方向，认为美国应在战后的伊拉克复制日本的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宪法以一种悖论——成为美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正当性根据——的方式呈现了它的世界属性。然而，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本就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其战后政策迄今为止尚未显示出积极面相，因而，美国对日本事例的援引实在是一种误用。对于这部被日本修宪主义者视为由美国强加的宪法及其“和平主义”，美国并未给出恰当的解释。

与美国的日本认知相比，对于日本而言，如何理解这部宪法的“和平主义”更关乎国家的根本路线。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中，日本一直被视为“优等生”，善于模仿、学习先进的欧美诸国的经验与规范，从而出色地完成了现代国家的建设。正因如此，它面临的挑战在于，当1946年11月公布的新宪法突然将日本的国家理由置于领先世界的位置，亦即当日本突然获得了基于国内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全新建国方案时，它该如何面对这种具有革命性的任务与挑战？

对于日本文明史而言，这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事实。这一次，它无法模仿“先进文明”，因为这部宪法就是“先进文明”自身。事实上，迄今为止，战后新世界秩序所讴歌的自由、民主与人权等理念，在包括日本在内的部分民族国家内部，已经得到了高度实现，但如何在世界社会中将这些理念落实，则是世界自身面临的任务。我所说的《日本国宪法》的真正的世界属性，正体现在这里。它是一部指向世界的宪法，但它的这一世界主义的革命的意义，尚未得到充分注意。

日本宪法的世界属性，还体现在它所宣称的建构普遍的自由秩序这一目标上，即日本宪法的“自由主义”原则及其背后的人权观念。与和平主义相比，这一原理在日本国内秩序中得到了相对高度的实现。宪法第十章《最高法规》的第97条，将这一宪法基本原理明示了出来：

本宪法对日本国民保障的基本人权，是人类经过多年努力争取自由的结果，这种权利在过去几经考验，被确认为现在和将来都是国民不可侵犯的永久权利。

人权被视为人类普遍主义原理，日本国民所必须守护的基本人权乃是人类的价值。仅仅对日本国民的基本人权进行保障，在理念上并不完整；这种人权的普遍性要求它在世界范围内加以实现。因此，只有在和平的世界秩序中，这种源于普遍人类的观念在日本的实现才具有最终的正当性，并获得最终保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日本宪法的两大普遍原理——和平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世界秩序原理的具体展现，因而这部宪法有待我们揭示的，并不是一个特定民族国家（日本）的属性，而是它所代表的特定国家世界化的历史过程与法律进程。

换言之，《日本国宪法》的造法过程，不仅揭示了现代世界秩序的原理与动力机制，更为后民族国家时代的政治议程——从民族国家到世界主义的文明目标——提供了珍贵的先例。

下面，我将围绕日本宪法论争的两个具体问题，通过对日本宪法历史的回顾、现状的分析以及未来的展望，将新世界主义视角下日本宪法的事实与世界属性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