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20日，日本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鹤见俊辅辞世。作为战后日本思想界并驾齐驱的巨人，继竹内好、丸山真男、吉本隆明（1924—2012）之后，鹤见的离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执战后日本思想与言论牛耳的“战前派”与“战中派”知识分子就此谢幕。因独特的战争体验，这些知识分子对近代日本的精神与欲望的透彻分析与批判，在日本迈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可以说，这些知识分子所展现的思想与行动，已然决定了他们作为巨人不朽的一面，他们自身就是战争留给日本以及世界的遗产。

然而，如何看待这份遗产，包括日本国民在内的人们，仍在摸索甚至苦斗。在现代日本的思想与言论空间中，如何认识此前的战争一直是无法回避的主题；而且，因其必然关涉历史、国家、政治、人性、文明，这一主题显然并非为日本所独有。那么，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当事者与责任者的日本，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怎样无可替代的经验、认识与教训？鹤见的逝去再次激发了包括日本国民在内的世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而鹤见独特的思想与人生轨迹，正是引领人们的一把钥匙。

无论是作为战后民主主义者，还是和平主义者，鹤见作为个体的人生，尤其是他在战后日本的活动，均可视为同时代日本国民精神的典范，乃至日本战后国民精神的化身。或者说，在这个意义上，鹤见俊辅就是日本民族精神自身。

一、鹤见俊辅战前与战时的人生肖像

鹤见俊辅出生于1922年，家族背景显赫。父亲鹤见祐辅曾任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出任过众议院议员、厚生大臣等，而且在当时有着亲英美派自由主义政治家与作家的名声。外祖父是后藤新平，曾出任满铁初代总裁以及内务大臣、外务大臣、东京市长等要职，于1928年获封伯爵。

或许因为出身贵族，鹤见的母亲对他极为严格，这也导致他过早的叛逆，偷书、考试故意交白卷、逃课、出入花街柳巷、多次自杀未遂，最终不得不进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小学勉强毕业后，他进入初中，但第一学期即被开除；随后，母亲安排他转学，但两个学期后又被开除。见此情形，鹤见祐辅将他送至美国。不过，这个不良少年的智力异常早熟，在小学毕业前读的书就超过了一万册，据说，他还有着超凡的记忆能力。[1]

1938年9月，他来到美国，进入马萨诸塞州的一所中学。环境的变化让他洗心革面，开始异常专注学习。翌年，他考入哈佛大学哲学系，学习实用主义，授业老师有卡尔纳普（Paul R. Carnap, 1891—1970）、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 1908—2000）等第一流的哲学家。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两国进入战争状态。翌年2月，他被怀疑为间谍，遭到美国联邦警察逮捕，被关进收容所。在随后的审问公听会上，哈佛大学的教授出任特别辩护人为他辩护。在关押期间，他趴在收容所内的马桶上完成了毕业论文《论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尽管修学年限不足，但哈佛大学的教授委员会还是同意授予他毕业文凭。

从日美开战时起，鹤见就认为正义在美国一侧，日本必败。尽管如此，他还是选择回国，理由是“想在日本人当中迎接战败”。1942年8月，他乘坐日美交换船返回日本，并随即接受了征兵体检。因患有肺结核，他每天都长跑，希望通过咯血来免除兵役，但未成功。迫不得已，他主动选择从事海军文职工作。1943年2月，鹤见被送到南方战线，进入爪哇雅加达的海军武官府，负责监听盟军的英语短波电台。他的上司是一个叫前田精的大佐。他认为，这个前田是个“即使战败也相信大东亚解放理念的人”。[2]1944年12月，因胸部骨疡恶化，他被遣返回国内修养，最终迎来了日本的战败。

在近两年的军队生活中，鹤见对日本军国主义有了透彻的观察。在爪哇前线，他看到的是日军从事毒品交易、吸食鸦片、出入慰安所、残杀俘虏等罪恶、堕落、残酷的行为。由于确信日本必然战败，他一方面紧张地掩饰这种内心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因“不想跟敌人战斗、不想杀人”，他一点一点地偷取鸦片私藏起来，随时准备自杀。

尽管如此，一起杀害平民俘虏的事件，还是让他恐惧不已。当时“第二十水雷战队”在印度洋扣押了一艘澳大利亚货船，借口船上的人看到了他们的秘密，所以不能留有活口。被扣押的平民俘虏中，一个来自果阿的黑人生了病，于是，军方命令一位文职人员携带毒药和手枪将他带到指定地点杀害。那位俘虏以为去看医生，很感谢地跟随而去，并被骗吃下了毒药。“但他没有死。于是就把人活着扔到坑里填上土，他还是没有死，呜呜地呻吟着，说是后来就用手枪乱打，直到土里的呻吟声停止了才回去。”[3]执行杀人命令的文职人员，就住在鹤见的隔壁。

文职人员的另外一项工作是负责组建爪哇的慰安所，并“上街去找能满足要求的女性”。鹤见回忆说，日本军官喜欢白人女性，但因荷兰人都被关进了收容所，只能到街上找白人和当地人的混血儿。被带入慰安所的女性“主要是当地良家女性”，也有从中国台湾、朝鲜被强制拉来的女性。日本的慰安妇则主要住在面向士兵的慰安所。从佐官到高级别军官，再到文职人员，都是这一场所的常客。鹤见出于对自己“不良少年的骄傲”，并未同流合污，为此而屡遭嘲笑。因为他认为总比杀人好，所以对慰安所的各种杂事也都逆来顺受。[4]由于这些独特的经历，20世纪90年代初慰安妇问题开始得到日本社会的关注后，鹤见积极推动日本给予相关赔偿，但都以失败告终。

海军文职人员的薪水颇丰，鹤见将每月薪水的三分之二寄回家，余下的三分之一用于购书。据他说，德语版的康德全集、叔本华全集等就购于当地。另外，爪哇有很好的图书馆，这成了一种救赎。他回忆说，他在图书馆里借阅并读完了霭理士（H. H. Ellis）的六卷本《性心理学》，因为他关注的问题正是“国家—性”关系，他“要用自己性的欲望跟国家给准备的慰安所对立”。[5]这种战时体验，促使他在战后特别重视大众欲望。

显然，鹤见的口述史自身就是战争留给日本的遗产。对于鹤见而言，这种战时经验一方面让他“对日本人很绝望”，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他对国家、人性与政治的理解。从而，思考这些根本性的战时体验，诚实地面对自己与他人的人生，成为鹤见此后人生的主题。

二、《思想的科学》与“转向”研究

1946年5月，鹤见俊辅与其姐姐鹤见和子（1918—2006）、丸山真男等七人组成“思想的科学研究会”，并创办同人刊物《思想的科学》。创办刊物最直接的动机，源于和子的提议，就是治疗鹤见俊辅的抑郁症。最初的资金是他们自掏腰包。刊物的宗旨是，探索战败的含义、吸取教训等。到1996年3月停刊为止，这个刊物持续了半个世纪，共发行536期，成为战后日本最负盛名的思想杂志。

在创办杂志的过程中，鹤见等人还以杂志为中心组建了各种研究小组和读书会。在卓有成效的小组活动中，涌现出一批后来活跃在日本学术、思想与评论等领域的知识分子，因此这个团队也有“鹤见学校”一说。就人才培养与社会影响力等方面而言，战后日本社会尚无出其右者。

关于刊名，有日本思想史学者推测说，《思想的科学》源于在战后日本思想界发挥巨大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恩格斯“从空想到科学”等说法。但事实上，“科学”二字源于中世纪神学，出自一位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经济思想的日本学者。鹤见回忆说，刊名寓意是知识分子要用“根本性的思考的方式”应对战败问题。战前日本知识分子无力进行根本性思考，鹤见认为这是致命的缺陷。

在最初发表的《日本为何冲进了太平洋战争？》一文中，鹤见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护身符语言”的说法，揭示了一种生成机制。在他看来，弥漫社会的“鬼畜美英”“国体”“大东亚共荣圈”等说法，一方面给人们提供了护身符，避免触犯当局设定的禁区，但另一方面，这些说法最终将日本国民悉数绕了进去，从而信以为真，最终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思想界崭露头角后，1948年11月，鹤见受聘为京都大学的非正式讲师，翌年4月，正式出任该校人文研究院的副教授。1951年，斯坦福大学聘任他为副教授，但因他参与反核运动，美国领事馆拒发签证。1954年，他转任东京工业大学的副教授，直至1960年。这一期间（1954—1962），鹤见组织了三十余人的研究会，完成了主题为“转向”的研究，最终出版了三卷本《共同研究 转向》。鹤见是一位极其高产的思想家与作家，终其一生，出版七十余册单行本，另有编著、合著近百种。但他自认为，这部共同编辑的《转向》是他的代表作，会留名青史，可见其志向所在。

“转向”一词最初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共产党，是“方向转换”（路线变更）的缩略语；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词逐渐用于指称被捕的日本共产党员的“变节”，成为一种轻蔑的说法。不过，鹤见认为“转向”是一个普遍现象：战前那些为自由、和平摇旗呐喊的大量自由主义者与左翼知识分子，在战争爆发后几乎都摇身一变为狂热的军国主义者；战败后，这些知识分子甚至右翼知识分子又迅速转向拥抱“民主主义”。因此，鹤见认为，“转向”的本质是“在国家的强制下所产生的思想变化”。[6]

这种普遍的“转向”，除了因国家权力的强制，还与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独特作用有关，他们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鹤见认为，与同时代的英、美、德、俄等国家不同，在以“文明开化”为口号的急速近代化进程中，明治政府高度依赖知识分子，从而造成了他们的特权地位。而国家政策与知识分子的使命感高度重合，进一步造就了他们独特的精英意识。鹤见称之为“优等生意识”。他对此分析道：“基于这种认同而着意大量培养的人才，就形成了这样的结构：通过考试进入那些学校、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把欧美知识讲得头头是道、然后登堂入室掌控权力。”[7]从而，能否成为国家领导者就以能否写出“标准答案”为条件，因此，包括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民主主义、军国主义在内的所有“主义”，都一时成为日本知识分子的标准答案。

鹤见认为，这种体制最终确立于日俄战争时期。这期间，日本知识分子从此前明治时期“自己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服从权威的“被造就的知识分子”。这是成败的转换点。这些“被造出来的人”，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但擅长学习；他们适于和平时期的建设，但却无法应对变局。因此，鹤见要求日本知识分子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他坦言：“我自己是享受了各种特权的。所以对那些跟我一样享受着特权的人们，我就觉得他们应该多负起点责任来，但对于没有特权的人们我就不会去说同样的话。”[8]作为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鹤见时刻进行着自我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