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代日本精神史的重新叙述，形式上已经完成于上一章：日本宪法所呈现的普遍主义与世界主义精神，正是近代日本精神演进的结果。在结束本书的历史叙事之前，我们有必要再次回到近代日本史上最初的高光事件——“明治维新”。

既然我们在前面已经领略近代日本历史的全貌，洞悉了它内心深处涌动的激情，看到它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为什么此刻要返回这一历史的开端？关键在于对“开端”的理解。如果将明治维新作为东亚世界史的“开端”，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也只能说是刚刚开始。

事实上，我们对近代日本的重新解释，就源于对东亚世界历史命运的关注。在以儒学为核心的东亚古典语境中，我们发现了近代日本精神的萌芽和孕育它的土壤。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学固有的普遍主义为近代日本提供了独特的文明与世界视野，而且在19世纪西方到来之前，一种郁郁葱葱的力量已经准备停当，学问、神话、信仰、科学与理性，在看似宁静的日本列岛已经熔铸成一体。这就是近代日本“精神帝国”的生成。

我之所以说它是“精神帝国”，是因为它无远弗届，它就是儒学的世界主义精神；我之所以说它是“帝国”，因为这种精神有一个可视的代表历史和永恒的形象，那就是天皇。这种精神帝国，是一种特殊与普遍、历史与永恒的结合。由于它的这种矛盾的体质以及包含内在张力的身体特性，它拥有了无法息止的动力。20世纪40年代的“超克”话语曾经被视为虚妄，但现在我们知道了，它就是这个精神帝国的宿命。

因此，这不是简单的返回，而是一种新的开始。

在我们的历史叙事中，19世纪早期形成的水户学是近代日本觉醒的催化剂。在水户学“尊王攘夷”的导引下，日本确立了以天皇制的王权为核心的国家体制。而这四个字正是“精神帝国”的内在原理。尊王者，固然是尊有形的天皇，但更是尊天意与天道，尊秩序与文明；而攘夷者，固然是与殖民帝国主义者进行对抗，保种保国，但它同时也是对野蛮力量的抗拒。这种观念形成的力量，因其历史依据而雄厚，因其现状认知而锐利。日本正是带着这样一种自我意识投身于19世纪的世界巨变中。

“尊王攘夷”是一种内在于传统东亚政治思想中的王权观念，更是一种传统的文明理论。在明治日本崛起的进程中，它必然将自身表达为“政治帝国”的自我实现，将自身的精神以及（更重要的）力量，进一步投向亚洲与世界。人们常说的“民族主义”，只是这种王权最明显的一面，而“世界主义”才是它最不容易识别的另一面。在近代日本的精神演进中，东亚王权、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之间有着内在关联。

如果我们把日本精神史的演进比作一棵树的生长，那么在明治维新的年代，这棵树的种子已经破土而出，并具备了我们此后见到的全部形态。在当时，它与传统东亚世界有着明晰的关联，而后则逐渐变得隐微。但我们穿过历史的迷雾，还是可以看到它演化的脉络，或隐伏，或跃如，但无论如何呈现，都进一步唤醒了沉睡于自身的力量。

因此，回望明治维新，关键在于凝视它与东亚传统世界的关联。这种关联，主要体现在明治维新的担纲者们身上。明治维新尽管是一场统治集团内部尤其是下层武士推动的自我变革运动，但迄今为止，人们大都把焦点集中在政治以及经济变革上，反而对变革主体——“武士集团”的角色并没有恰切的认知与评价。这批人物何以造就而成？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但“时势”又何尝不是“英雄”造就而成的呢！

武士集团的精神属性就是日本国家的属性。武士集团虽然创造了近代日本崛起的奇迹，却也在制度和精神两个层面为近代日本的军国主义奠定了基础。当然，我们不宜仅仅据此就将武士集团简单视为历史的恶者。日本以及人类社会的悲剧在于，这种武士型军国主义与人类进入全球性殖民帝国的时代发生了重合，而日本最终未能跨越这个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危险区。事实上，它对亚洲的殖民侵略更是同时造就了这个危险区，最终又通过摧毁西方殖民帝国在亚洲的统治，加速了这个危险时代的落幕。

这里，我们暂时做一个切割，将明治维新从随后人类的帝国主义时代中抽离出来，看看人类政治生活究竟具有怎样的本质，或者说具有怎样近于永恒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