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的明治维新史著作中，佐佐木克的《从幕末到明治：1853—1890》是一部接近于拂去了近代历史观念尘埃的著作。[9]或者，与其说是历史著作，不如说是古典的历史剧本。当然，用“剧本”来比喻并不是说它是虚构的，而是它有一种让读者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它所呈现的画面之所以有一种不染纤尘的洁净感，是因为作者克制了解释的欲望。这种纯然的历史叙述，如同古典戏剧通常具有的伟大的教育作用一般，会给读者提供另外一种基于真相与意义的精神教育。

简单地说，这本书之所以精彩纷呈，原因正在于作者让历史人物在历史舞台上各自表达，公正地对待所有人，而未将自己的判断强加于历史人物的身上。比如，在这部书中，不仅出身于中下级武士阶层的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坂本龙马、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数十位维新英杰人物悉数出场，被视为上层统治阶层及贵族的人物，比如朝廷方面的孝明天皇、鹰司政通、九条尚忠、三条实美、岩仓具视，幕府方面的将军德川家定、家茂、庆喜与大老井伊直弼，地方强藩的有力大名诸如松平春岳、岛津久光等人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角色均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再现，共同上演着合作、背叛、权谋、斗争、生死的经典人类故事。

值得留意的是，这一舞台还有一类重要的角色，即英美国家的驻日公使、临时造访的官员等。在促成日本政治变革的过程中，这些人也发挥了不可欠缺的作用。比如，作者对1865年出任英国驻日公使的巴夏礼（Harry Parks, 1818—1885）的几句描绘，就将当时西方公使在日本的形象与角色再现了出来。1867年，长崎发生了一起英国海军士兵被杀事件，巴夏礼率军舰驶进土佐藩的高知讨要说法。谈判中，巴夏礼对于时任土佐藩参政、维新后声名鹊起的后藤象二郎（1838—1897）的处置方式十分不满，“在谈判中猛拍桌子……以傲慢姿态威吓后藤及其同行者”[10]。与外国公使打交道的类似经历显然会影响后藤对事务的判断。

作者对巴夏礼的简单描绘，与中国人熟识的形象并无二致。已故历史学家蒋孟引在其名作《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便将他列为“三个促使战争爆发的人”之一，认为他是“英国侵略者的标本，凶恶、狡猾、顽强”，是“中国最痛恨的恶棍”。[11]英国学者蓝诗玲（Julia Lovell）在新作《鸦片战争》中则将其描述为一个“肆无忌惮地、非法地鼓吹对华战争”的“英国超男”。[12]詹森在叙述巴夏礼在幕末政治中的角色时，则称他是“一个精力最为旺盛、性格最为暴躁，曾在中国海岸施行炮舰外交的行家”。[13]这样的人物往往具有巨大能量，会引发异乎寻常的结果。咸丰皇帝就对他恼恨异常，在中英谈判期间曾谕令羁留此人，间接引发了后来的圆明园悲剧。

从幕末最富有动员力的口号“尊王攘夷”来看，这类公使扮演的角色为日本的精英提供了西方人作为“夷贼”“丑夷”的真实“标本”。“尊王攘夷”并非后世批评者所想定的一种单纯源于民族主义的排外观念。

作者在开篇处看似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已对上述人物共同演出的剧情做了“剧透”。作者写道：“幕末时期，日本面对动荡而云谲波诡的国际局势，尽管内心备感屈辱，它却不得不在艰难中挺身前进，未曾心灰意冷、意志消沉。为了重新崛起，怀揣着摆脱屈辱的强大决心，日本积极地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以求正面解决自身问题。”[14]屈辱与忧国，构成了维新戏剧的精神主调，尤其刻写在前面提到的中下级武士的身上。这些风云际会的人物，除了人们常说的“中下级武士”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志士。我们在下文中马上就会看到，“志士”这个身份标签才是历史认知的关键。

我在本章开始的引言部分，特别论及了“尊王攘夷”观念在推动近代日本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其实，这种精神所召唤并造就的主体，正是这里所要谈论的“志士”。明治维新的历史，实则由作为志士的英雄，甚至包括不同视角下的“恶棍”，与时势相互激荡、共同造就而成。